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其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饿着的肚子；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其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必须要交的税。谁爱交税？都不爱交税。但是你能不交吗？
但凡说到王小波文章里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多人就会说，对，没错，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右派”。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动辄就把人归类，谁是新左派，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左，谁右，等等。这样硬生生的区分非常模糊和不准确，而且有些人实在很难将他完全归到哪一边去，王小波就是如此。虽然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特质，但你很难说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以为自由主义者就是“右派”的话，请看他是怎么看待“左派”的。
《个人尊严》这本文集里有篇文章叫《在美国左派家做客》，讲的是王小波曾到美国纽约一个老左派的家里做客，去他家其实是为了找个地方睡，因为纽约住店太贵了。谁知去了他家后，这位老先生就跟他猛谈左派的事，想看他如何反应。王小波也当过革命小将，但偏偏就不想谈这些事。从中我们看出一个从中国内地去的知识分子跟一直在美国想搞革命的老左派观点大不同。但是到了最后，王小波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因为这些左派很单纯，很可爱。
王小波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还有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及“新左派”运动最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问题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他在《个人尊严》一书中提到商业片，文章叫《商业片与艺术片》。他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顺便说了说国产片：“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镜花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饭。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
十年前追星族越来越多，虽然还没到杨丽娟追刘德华的疯狂程度，但也够癫狂了。王小波在《明星与癫狂》一文中说：“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王小波对大众文化常常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觉得大众文化是压损自由思想的工具。这种批判不是“左派”的吗？过去闹“文革”的时候，大家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现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天天被大众媒体洗脑，难道你就自由了吗？未必如此。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启蒙了很多人。“启蒙”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谈王小波不能漏掉的关键词，然而我发现王小波虽然想启蒙大家，也热衷于各种启蒙活动，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不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的。当他在批判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当他谈到自己写的严肃小说时，我常常感到他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当然，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自然是很多了。但在当时，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既不是平常我们大家以为的典型“右派”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左派”。我们不应该随便把王小波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其实对待所有人都不应该如此归类，这种归类方法往往只是大家要打一场混战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权宜之计罢了。
《山楂树之恋》
纯爱感动
艾米，美籍华人，2005年开始在“文学城”网站连载纪实性长篇故事，著有《致命的温柔》《十年忽悠》《不懂说将来》《三人行》《同林鸟》等。
静秋（熊音），《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原型，艾米的好友。小说以静秋在1977年写成的回忆文字为基础写就，除叙事部分是艾米根据她和静秋的谈话补充描写之外，对话部分多沿用静秋原有文字。因此，静秋曾被署名为本书原作者。
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在那种环境下谈恋爱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很多小说都有爱情的成分，但并不都是爱情小说。所谓爱情小说，大概像英文里面讲的“罗曼史”一样，跟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类型的基础建立在其主题谈的是爱情。爱情小说有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结构，甚至还有一些特定的主题。这些东西慢慢变成了工业生产的模具。每一本书以不同的方法，将这些固定的语言文法拼凑组合起来，就成了爱情小说。
爱情小说的市场非常庞大。今天的出版市场里，买书和读书的人主要是女性读者，而且据说女性读者都挺欢迎爱情小说。所以很多写爱情小说的人会针对女性的心理，以女性读者为市场定位，慢慢发展出一个更精密成熟的写书方法。这样一来，每一本书可能都在不断地重复。比如琼瑶、亦舒、张小娴她们，每一本书来来去去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但偏偏就能够不间断地卖下去。我们看电视剧或者听流行音乐，来来去去也是那几下子，但我们还是每天都追着去看，因为我们都需要被感动。
常常听说有什么书或什么人感动了中国，好像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特别需要被感动的时代。有一本书最初是网络小说，后来结集出版感动了很多人，我很多哥们看完后都哭了，比如窦文涛。当然文涛是个看《蜘蛛侠》都会哭的人，他的话不能作准。但是，据说一向心肠很铁硬的陈鲁豫看了之后也大受感动。还有一些名作家、名导演，包括文化界的大腕，都说“哎呀，看了哭得不行了，想办法要把它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感人？就是《山楂树之恋》，作者艾米。
故事主要讲的是“文革”后期一个下乡的女知青，认识了一个叫老三的男孩。两个人都具有典型爱情小说的特点：女孩很漂亮，身材也不错，很纯真；男孩老三更是不得了，长得英俊，下水能游，又会读书，颇有诗意，而且非常善良，对女主角静秋好得不得了，苏童说他简直就是情圣，总之是个近乎完美的男人。这本书出现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土气的地方，一个我以为只有琼瑶才会喜欢的素材——白血病，男主角最后是得癌症死的，大家可以想象这段爱情绝对是个催泪的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冷血，看这种书或电影的时候，往往很难哭，我不容易被感动。我总是在想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它的结构，它用什么方法去感动你，它为什么要感动你，你又为什么会被感动。看电影也是这样，有时候看喜剧片我也不大笑，总在想它用什么效果让人笑。倘若看一个悲剧的爱情电影，我想的则是它用什么效果让人哭。我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这一点小朋友在家里没有家长指导可不要随便学习，长大后会很没人性。
既然有那么土气的元素，有那么典型的人物类型，为什么它还是能够感动人？正如很多人所言，一个重要原因是：真实。它跟琼瑶笔下的故事不一样，琼瑶往往写一个富家子弟如何如何，而这本小说写的是很多人可能经历过的“文革”后期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在那种环境下谈恋爱会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本书在这方面写得相当有实感，所以又有人说它是本伤痕小说或知青小说。
伤痕伤在这段爱情是有缺憾的，这个缺憾成为后来很多人称赞这本小说的地方，说它纯洁。书里的两个角色每当有性冲动的时候，比如摸来摸去，或是男主角把头在女主角胸前蹭来蹭去，而女主角觉得身子下头一紧，都会中途禁止，因为在那个年代搞性行为就是耍流氓，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最后男主角得了白血病快死了，两个人终于在病床上肉搏相见，但最后还是没搞，摸一摸就算了。男主角说，要保住这个女孩的贞操，要她将来好好嫁给别人去生孩子，代代相传下去，让女孩的子孙知道“我是那个爱你的人”。看到这里，很多人就哭得不行了，说“哎呀，这太纯洁了”。
或许是因为当下大家常常把性、金钱想得乌七八糟的，所以看到这类纯爱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纯洁。就像日本流行的纯爱小说，现在日本的小孩有的甚至才十三四岁就已经“搞”定了，难得有些不搞的，看到纯爱小说，就觉得太感人了，这世界上居然有无性的爱。然而反过来，争论就来了。很多人批判这本书，说这是一本变态的书，因为它宣扬的是性压抑。有性冲动而不发泄，居然被称赞是件纯洁的美事，这不是很变态吗？可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有爱就必须有性，而性是很自然的东西呢？
法国大思想家福柯曾经在他的《性史》里提到“压抑假说”。现代人总觉得性是一种本能而自然的东西，必须抒发出来，而爱情达到某个程度必须要有性生活，要有性行为，强行压抑它的话，就会像这本书一样，是“变态的”“不自然的”。福柯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假说，我们凭什么以为性就是本能而自然的东西呢？你压抑性冲动或者有性冲动而选择不去有性行为，抑或你很自然地抒发出来，这两种模式都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它跟所谓人性和自然没有多大关系。这本书与其说是变态的爱情小说，倒不如说是伤痕爱情小说。
《小团圆》
乱世之中现苍凉
张爱玲，作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烬余录》等。1952年离开上海到香港，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曾被张爱玲在遗嘱中要求销毁的小说《小团圆》，在她过世14年后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于2009年“违规”出版。
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有聪不聪明的较量。
有人觉得张爱玲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关注钱、非常势利的感觉，好像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很自私。比如在她《传奇》的再版自序里，有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前面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苍凉感。
这种苍凉感是怎么来的？要知道，张爱玲活在乱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说《小团圆》里面的女主角九莉一样，念书的时候，遇到日本侵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黄金阶段都是跟战争在一块的。在这样的乱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在乱世的状态下，所有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样浮沉。当你有这样一种历史感的时候，整个时间的感觉就变了，你会发现，张爱玲所谓的小资情调背后是一种非常荒凉甚至虚无的现代时间观念。
张爱玲的研究近年成为显学，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她的自传又引发了争议。我国文学界对任何一种文学的研究都会很快发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红学，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研究文学，不是在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而是在谈曹雪芹这个人了。同样，最近研究张学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本书是正合适的。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跟张爱玲过往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亲、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兰成，甚至还有导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进去。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本书当成张爱玲的自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