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张迷看了这本书很不满，觉得她写得并不好。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岁前后的那批作品里，那的确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别让人喜欢，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出名的比喻，例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擅长把外在的景物描绘当成内心的情感映衬。但是，如果她一辈子都这么写，聪明反而变成让人厌倦的炫学，炫才是很空洞的。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的张爱玲并不是退步了，而是写法不同了。
我觉得《小团圆》是她一生成就的集大成。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评前两章。第一章讲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书的时期，第二章讲一些家庭关系，这两章出现的人物之纷杂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个接一个出场，有些人莫名其妙不见了，段与段之间很不衔接，人物的称谓也很乱。但是，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张爱玲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九莉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行事，怎么反应。九莉行事反应的特色是一种疏离的、自私的、清楚算计的。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有聪不聪明的较量。张爱玲让我们看到九莉是这样一个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九莉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有一段提到九莉的母亲来香港看她，这时候学校放暑假，整个宿舍不能光为九莉一个人开着，所以她就到修道院去借宿。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是给不起钱，为了省点钱，而没想到的是九莉妈妈来香港住的居然是浅水湾饭店，当年香港最贵的饭店，这使得情况稍微有点尴尬。有个修女叫亨利嬷嬷，送她们一路下山，并让九莉送她妈妈回酒店。小说写道：“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对她说什么，但是自己多送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个男人开着车送她妈妈来的，这个男人跟她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现在看到马路，就快看到车子了，无论如何，她站住了。
九莉送妈妈，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是一个要表演给修女看的行为，所以她要多送几步，但又不想再上前一步看到妈妈的情人，于是就止在了那里。这样的描写是标准的张爱玲式。一个念大学的小女孩，会懂得这么多内心的计算，对人情的观察和想法都很成人化。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九莉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懂事得可怕的孩子了。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金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例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的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心想：“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汉奸文人模样的人邵之雍说，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哟，希望它永远打下去。邵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是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这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张爱玲替九莉进一步解释道：“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怎么会不想它继续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地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她是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张爱玲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和一些尘世生活，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于是把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在她身上。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里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被捕，靠小说的主角九莉和她的汉奸情人给营救出来。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的两只腿。九莉心想，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是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就像是不觉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荀桦，而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也就是“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时下很多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坚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会注意看她怎么谈一些最刺激的问题，比如怎么谈胡兰成。或者有人把它还原为文学，纯粹当成小说来看。在我看来还有第三条路，即现代文学里所谓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其实不是纯粹的自传，否则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换姓去写。既然你让人觉得这是自传，为什么要当成小说来写？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为了报复或做一些回应吗？一个很“主流”的说法是，这本书是要回应胡兰成的回忆录。我觉得所谓影射是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的艺术化加工，给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和写作便独立于自己而变成另一个状态了。
张爱玲明明不喜欢怀旧，但是她所写的东西又总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她在小说中借九莉之口讲到她最怕的东西就是回忆过去，说她“向来不去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
她写《小团圆》的时候早已在美国定居下来，她在美国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讲过去那段日子。由此可见，回忆和自传体的小说对她来讲是把过去的经历做一个艺术处理，试图为它找出一个意义，毕竟对她来讲那是一段难割难舍的日子。她并不想把美国的生活纳进创作、处理、虚构的过程，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里望的过去，越是不想往里望，就越要去处理它，找出里面的来龙去脉。
假如把九莉当成张爱玲自己的话，这真是一个充满心计和算计的孩子。《小团圆》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似乎是爱恨交缠，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欢她母亲，这点看过书的人都知道，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形容她母亲对她的教育是种无爱训练，像训兽师一样，从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爱人，要无情。在《小团圆》里出现过好几次关于选择的场面，她的人生总是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有时候小的选择是很荒谬的，比如她父亲问她喜欢金子还是银子，她居然选银子。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地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九莉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中人物非常纷乱，一个大家庭，还有中国传统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她只能冷冷地疏离于世界，要不然她很难活。比方说她家的用人韩妈有个儿子叫进宝，进宝跟她家有往来。有一天韩妈乡下有人来了，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他外婆八九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她怎么还不死。这一天气起来，硬把她装在棺材里。说是她手扳着棺材沿不放，他硬把手指头一个个扳开来往里塞。”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九莉妈妈对她似乎很冷淡，从小聚少离多，到处跑，但是又曾经为了给她医病而去跟一个医生上床来解决她的医药费，甚至还要打胎等等，这使得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选择，父亲的小姘头给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后突然问她，你喜欢你妈还是喜欢我呢？九莉说，我喜欢你。她觉得当下是你问我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妈妈，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的话，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她面对选择的回应方式是为了给人看的。但她又想起《圣经·新约全书》里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故事，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妈妈。她真实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还把握得住吗？
张爱玲的整个生命以及对待生命的看法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周边环境里磨炼出来的，最终变成一种抽离的态度，但这似乎又是乱世之中最正确的生活态度。乱世之中她这样长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选择似乎都有问题，那个人就是胡兰成。
台湾年轻学者薛仁明写了一本书叫《胡兰成·天地之始》，把胡兰成仔细研究并歌颂了一番。《亚洲周刊》特别拿它来做了一个专题，说有人为胡兰成翻案。坦白讲，胡兰成真的很有才气，但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赏他。他写禅，写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就像那种典型的学问不深、不扎实的文人谈野狐禅，谈到最后，把东西说得玄玄虚虚，又显示出很阔达的态度，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低下甚至显得有些卑怯的行为的动机。
胡兰成把他当年在汪伪政权服务的那段经历写进回忆录的时候，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渔樵闲话》。多么聪明而又危险的一个男人啊！把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说成“渔樵闲话”，像是渔夫和樵夫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描写就显出他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对所有事情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大家对他当汉奸的指责。他把自己跟张爱玲的关系描写成一段神仙眷侣般充满灵气的关系，也是出于同一种心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让我们看到她一生要面对很多选择，每一次选择对她来讲都是关于忠诚与背叛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她在小说里要求邵之雍这个多情的种子去选择：“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想想看，邵之雍怎么答？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一下化解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呢？九莉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