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畏寒。天冷了，暖气还没来，偌大的房子里，空荡荡的就我们老两口儿。不到十一点，老伴已开始打造午饭，我呢，蜷缩在阳台的一隅，借着老远的秋阳取暖，手里捏着一卷线装的史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上两眼，几乎是无端地又想起了李卓老师。
说是无端，还是有因的。前些天，女儿看了一本《读者》还是《意林》，似乎是今年的第六期，上面有篇文章叫《邻床的天才》，说有个女孩上了大学，发现同宿舍与她上下床的一个女孩，是个外语天才，证据之一是高考入学成绩高达一百四十八分。女儿自从有了孩子，对天才教育特别上心，当即对我说，这样的成绩，将来该有多大的出息！在人才的成长上，女儿服膺的是天才说，我则不同，服膺的是世道说——世道好了，中等资质的人，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世道不好，再高的才具也是白搭。于是父女俩便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要是有人高考的成绩比这个女孩还要好，而终生一无所成，你又说什么？”
“不会吧，那是他后来不努力了。”
“要是他也努力了一辈子，你又说什么？”
“世上真有这样的人？”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老爸就是一个。现在的高考，外语满分是一百五十分，我们‘文革’前高考，满分是一百分，我考了九十九分，换算成现在的分数是一百四十八点五分，比那个女孩高吧。我这一辈子努力不努力你该是知道的。可我有什么成就呢？蹭蹬一生，平庸一生。”
唯一的不同该是现在学的是英语，我们那时学的是俄语。李卓就是我们的俄语老师。所以不时想起他，不全是因为他的俄语教得好，主要还是他的人品好，风度好。
人品不说了，只说风度。李老师是真正的军人，黄埔军官训练班第九期学员，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抗战期间，曾率部参加过几次大的对日作战。解放后，回到闻喜老家，跟上广播自学俄语，经考核后录用，成为康杰中学的骨干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也就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在这所中学，有军界经历的教员，不止李老师一个。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当过张学良的秘书；与李老师同时在校而任副校长的张襄国老师，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这还只是军界任职的，名人之后则有李鸿章的曾孙女李道垕老师。）
几个旧军人出身的老师中，数李卓老师最具军人风度。这或许与他是正规军校出身有关。
李老师的军人风度，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上课前已肃立在教室门外，钟声一落，推门而入，分秒不差。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板，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蓝呢子马裤，黑色或棕色皮鞋，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平日在校园里走过，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膝盖抬起，小腿有力地踢出去。若是去食堂，手里端着饭盒；若是去教室，手里端着粉笔盒。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端在他手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重其事。教师怎么看待他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只有敬佩。我曾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学来学去，怎么也不像，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末了只好学着电影《地道战》里，日本军官对汉奸说的话彼此调侃：“你的，真正军人的不是！”
只有一次，我算是了解了老师之间的仇恨。有一年冬天下了雪，李老师来检查晚自习，披着一件黑面红里的斗篷，后来看电影《南征北战》才知道，这是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专用的一种衣具。他正在教室里巡查，见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进来了，便从另一个门口出去了。班主任老师进来，常会布置个什么工作，科任老师都会自动走开，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正好下了第一节自习，几个同学围在火炉边跟班主任老师聊天，有位同学故作娇憨地问，李老师怎么有这样的斗篷呢？班主任老师恶狠狠地说：“抢下的！”我在一旁听了，身后一股寒气袭来，不由得哆嗦一下。
最后一次跟李老师打交道，是高考时考俄语的那天。我的考场在一个旧教室，很快要进去了，李老师走来叫住我说，安远同学（我的学名），你给我抄一份考题吧。在班上，我并不是俄语课代表，也不能说是俄语最好的一个，李老师叫我抄考题，显然是对我的信任。他知道像我这样的学生，抄一份考题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不管哪一科的教师，都要在高考后很快知道考题，这样学生问起来才能从容对答。我先做完答卷，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考题，记得还是第二名或是第三名交的考卷。下了考场，我将考题交给了李老师。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李老师，直到几年前看一本书，才知道他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活了七十多岁。
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班上三十个同学，外语分作两组，一组仍学俄语，一组改学英语，我报了英语。教我们英语的是外语系的巩象巽老师，记得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要点名认人，点到我时，巩老师低头看了一眼名册，惊讶地说，你该去外语系嘛。我也不知道他这话的准确意思是什么，只是猜想，我的外语考分较高吧。“文化大革命”起来后，系办公室被砸了，入学档案流散出来，我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总分不是最高，但俄语成绩确实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数字。
大学毕业后两三年，我在某县教中学，一次回老家，在火车上遇见了教我们数学的路益言老师，当时他已是副校长了，给我说了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他说，那年高考时，政治审查非常严格，学校将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里（就是我在的那个旧教室），高考过后学校清点录取情况，这个教室里的考生，就考上我一个。也就是说，全校出身不好的考生，就考上我一个。我相信这是实情，我们班里有几位家庭成分不好的考理科的同学，整体学习成绩不在我之下，可是连师专一类的学校也没有考上。
我所以能考上，肯定是沾了体现政策的光，能沾这个光，又是因了考分高，而考分高恰是俄语的考分起了关键作用。这里面，有李卓老师的一份心血。
然而，考上大学不过是给了我一条生路，至于此后经受的屈辱，怕也与之相伴而来。同样是出身不好，能否有一番作为，端的看你的一生主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就以我所在的中学的命名者嘉康杰先生来说，他是夏县大地主的儿子，但他主要生活在二三十年代，可以创办学校，造福桑梓，抗战军兴，又能毁家纾难，组织游击队（康支队）与敌寇周旋，也就难怪其能彪炳史册了。李卓老师的出身怕也不会很好，但国难当头之际，他可以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毕业出来带兵打仗，累积战功，荣任上校团长，率一团健儿与强敌鏖战，该是多大的荣耀。我呢，上中学时就知道以我这样的出身，既不能入伍，也不能从政，读书教书编书写书，听起来儒雅，其实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去掉了卵蛋子的司马迁，不去写《史记》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营生？
粗鄙！听了我的这番表白，女儿不屑地说，老爸心平气和的时候，还有点小幽默，一说起过去的人和事，气就不打一处来，全是粗鄙之词、悖理之言了。别人哼哼你也哼哼，你跟别人比什么？才能不过中人，一生平淡无奇，工资足够温饱，著作竖排及腰，还是偷着乐吧。想多少比你有才华的人，早就死于非命，你能老死于户牖之下，也该知足了。
女儿一训斥，我马上低头不语。老之戒在得。想想也是的。只是不知道，若李卓老师还活着，跟他说起我的这一生，他老人家会说些什么。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