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崔光祖、邵梅夫妇，崔先生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说是他最近刚完成的，让我看看，并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放在前面作序用。我当时很惶恐，连说不敢。
不是矫情，崔先生何许人也，我怎能僭越至此！他当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我是他的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虽说他在当过两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已退下来了，可领导毕竟是领导，这点规矩我还是懂得的。从来都是领导给下级的书写序，哪有下级且是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给领导写序的道理。然而，崔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无话可说了。他说，这是写你邵老师的。我这才看清，书名正是《贤良妻》。
老师当年教过你作文，现在再叫你写篇作文，能不写吗？——心里这么一想，嘴上也就软了。
回到家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看了崔先生的书稿。这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二百页，以每页二十二行计算，当在四千多行。崔先生是诗人，我是知道的，他有多部诗集出版；这部诗稿写他夫妇几十年的恩爱情感，风雨历程，也在预料之中，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感情可真叫个热烈，就是热恋中的少年儿郎，怕也没有他的这份真挚，这份细腻与绵长。
因为是叙事诗，环境、人物我都熟悉，崔先生又长于以口语入诗，读起来也就格外亲切，格外顺畅。读着诗，不由得就想起了——不，眼前就显现了我的邵老师的身影。
一九五八年我从山东德州转回老家上学，第二年考入临晋中学。那时临中还是初中，大概是初一的下学期，或是初二的上学期，邵老师曾代过我们的语文课。她那时也就二十岁左右吧，讲课干脆利落，说话和颜悦色，深得同学们的敬爱。我不是什么优秀的学生，多少年过后，再跟邵老师说起此事，她已不太记得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了。我是记得的。那个时期，临晋中学几乎没有什么女教员，语文老师里就她，还有一个叫荆鹤龄的女老师，教的是代数。她俩的关系很好（后来才知道是同学），我们去大灶吃饭的时候，常看见她俩一起蹲在小灶外面的地上吃饭。然而，没过多久，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就不见了邵老师的身影。临晋中学是个大学校，那又是个非常年月（“大跃进”期间），教员调动是常事，我们都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并不知道此中有什么原委。
看了这部诗稿才知道，邵老师一九五六年运城师范学校毕业，本想报考高等师范院校继续深造，当时晋南一带中学教员缺乏，组织上便动员她参加工作，去中学任教，她也就服从了。然而，几年后中学教员缺乏的现象有所缓解，还夹杂着一些其他原因，便如诗中所说——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努力，
她虽然已经是群众拥护、县上审定、
大会上正式表彰了的优秀中学教师，
但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原因谁也清楚，
只是没有讲清楚，
也不可能讲清楚，
永远也不会讲清楚，
把她由中学调到小学，
事先她一点儿也不知。
我毕业后，上了高中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也当了中学教员，不过不是在家乡，而是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吕梁山里。还是当教员的时候，我已开始了业余写作且薄有声名，粉碎“四人帮”不久，便由省文联推荐，当了青联委员。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吧，来太原开会时，听人说邵老师在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上班，便去看望。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迎泽街上，进了一个大院子，左手一座老式楼房，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见了邵老师。二十年不见，她老多了，头发花白，身体发福，不变的是她的神情和言语，还是那样的端庄可敬，还是那样的和颜悦色。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省作家协会，看邵老师的次数就多了。但那时，崔先生在当过两个地市的书记之后，已是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了，究竟是去看望崔部长，还是去看望邵老师，就不好说了。至少我那小心眼里，有一半是借机看望一下部长大人。不管我的动机怎样的不纯，一去了家里，没有外人，崔先生总会朝里屋喊一声：“老邵，你的学生来了。”邵老师总是笑吟吟地出来，坐在一旁听我和崔先生谈话，紧慢插上一句，更多的时候，只是喜欢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来自远方的本家侄子。
最让我感动的是几年前的一件事。
我接任《山西文学》主编后，总想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然而，天不作美，就在我接任的第二年，省上就停了办刊经费，弄得我焦头烂额，整日为经费的事儿伤脑筋。我们的刊物每期都寄崔先生，崔先生看不看我不知道，邵老师是肯定看的。每次去看望，她都会说到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太好。有时还会打来电话，谈她的看法。我心想，毕竟是个老语文教师，心里惦念的还是文章。二〇〇四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邵老师来了电话，说：“你办刊物，真的就那么难吗？”
我们刊物有个栏目叫《主编信箱》，我经常在上面发些牢骚，大概她看到了什么。我以为她闲着没事，要跟我聊聊天，就漫不经心地说：
“邵老师哩，我还哄你吗？”
“我见你们刊物上有汾酒厂的画页，那就是广告吧？”
我说是的，心想，邵老师真是老了，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她接下来问，一次多少钱，我说了，她又问你想要多少，我心想，哪有这样问的，一面也就感觉到有什么好事要来了，鼓鼓劲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电话那边吟哦片刻，说行了，你去什么什么地方找什么什么人吧。几天后，我们接到一笔广告费，比那年省财政给我们的补助还要多（省财政不给经费了，每年还给数额不等的补助）！
我不是说钱多了就怎样，我感动的是这份师生情，就像农村老人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他就是路上捡了块砖头，也愿意垒在你的猪圈墙上，野外捡了根干树枝，也愿意搭在你的柴火垛上。
邵老师喜欢我，除了解不脱的教员情结外，还有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她也喜爱文学，喜爱写作。以我的猜测，她年轻时该有过文学的理想，后来几十年间，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公事繁忙，家务拖累，生生地把她的这个理想压灭了。退休后，闲居无事，这压灭了的理想再度萌生。几经练习，便重操旧业，开始了这迟来的写作的喷发。
起初是我去看望他们老两口时，崔先生说，你邵老师也写了个东西，想让你看看。拿回家看了，我震惊了，一是没想到邵老师曾受过那样的苦，二是没想到她会写得这样好。那是一篇散文，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山西临汾市的那场特大武斗。且看她是怎样开头的：
一个炮声隆隆的夜晚，大约是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挟着一条军用被子，怀抱七个多月的小三子，加插在六七百人中间，静悄悄地坐在军分区的大餐厅里，到处黑咕隆咚，偶尔能听到窃窃私语；间或哪个墙角有一丝微弱的光，忽闪一下，很快就灭了。孩子哭着要奶吃，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哪里还有奶水呢？怕哭出声音，只好将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哭得仍哄不下，我只得站起来，双手抱着孩子，嘴里不停地小声哄着：“噢，噢，噢，我娃不哭……”手轻轻拍在孩子身上，明知道不顶事，但只能如此而已。我一阵一阵出汗，一阵一阵焦炙，根本迈不开一步，脚下横七竖八坐着、躺着全是人。我不停地哄着孩子：“噢，噢，噢……”
“你们还……活……”脚下一个声音，使我一愣，打了一个趔趄，接着那个声音就哭了，我能听出他是谁。他拉了一下我的手，我悄声问：“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里的？”“唉！一言难尽……还能……见面……”我泪流满面，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孩子仍闹得不行，在我身上乱抓乱撕，口渴得烦躁，声音沙哑。他说：“我给娃找些水喝……”他蹑手蹑脚，神出鬼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端回半缸子凉水，我们三人都喝了些，好受多了。至此，炮火中分别一整天的夫妻才见了面，相依为命地紧紧依偎在一起，双方都好像靠着一座大山似的。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唉声叹气，不时还有些细碎的脚步移动的声音。
这次武斗，场面之惨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所有的武斗事件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动用了手榴弹、机枪、土坦克，用几十吨炸药把地委大楼都炸塌了。最后是中央用飞机撒传单的方式，派出野战军部队，才把事件平息下来。
再看是怎样结尾的：
后来清理地委大楼被炸现场时，在原收发室的地方，发现我小孩睡过的桌子炸得稀巴烂，小花布尿褥埋在水泥残土里。我们特意刨出来，保存好，等孩子长大，给他讲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我所以不惮其烦地抄录这两段文字，只是想说明，邵老师的文笔是怎样的质朴从容，又是怎样的酣畅圆润。那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残酷的武斗场面，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细微的写实，没有夸张地渲染恐怖，通篇都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紧张，没有刻意地描写亲情，通篇都是刻骨铭心的母子之爱、夫妻之情。原题叫《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我给改为《惊心动魄的一天》，发在二〇〇五年第六期的《山西文学》上。
我给她送刊物时，邵老师不安地问：“我写得行吗？别降低了刊物的标准呀。”
“放心吧，”我说，“你这学生什么本事没有，看稿子还是有眼光的！”
此后，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里，邵老师又接连写出了好几篇，全是散文，全是写她熟悉的人，经历的事，全都是那样的好，甚至可以说一篇比一篇好。计有《我苦命的母亲》《画吉祥》《他们的影子总在我脑子里时时出现》等，也都在刊物上发表了。
有的朋友看了，不知邵梅是什么人，还以为是位新近蹿红的作家，我只说是我初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别的就不说什么了。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是因为崔先生的地位才发了邵老师的作品。本来就是两不相干的事，何必让人说三道四呢。
是去年吧，我还鼓励邵老师快马加鞭多写几篇，趁我还有点小权，为邵老师编本书出版。现在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了，因为我也退休了，只能祈愿她老人家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写下去，假以时日，结集成书，该不是难事。
本来想认真地评述一下崔先生的诗稿，但总是难捺这份悠长的师生之情，写着写着就写起了邵老师的事儿。邵老师看了定会慈爱地一笑，说这娃语文没学好，跑题了。当然，以我的伶牙俐齿，也可以辩解说，崔先生只写了邵老师贤良的一面，没有写出邵老师才情的一面，我作为学生心有未甘，要打抱不平啊！
就这样吧，不改了，谁叫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呢。
既已不合序文的体例，那就另起个名字，权且作为代序。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