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名儒昌，字聘卿。街面上的人说起来，总是说韩聘卿，少有说韩儒昌的。说一个让人敬重的人，老辈人讲究说字。当然，得这个人有名也有字。
三十多年前，我写作上出了点名，有次回老家从街上走过，听背后两个老人议论。一个说，过去的窝（那）娃成了作家啦，另一个问窝（那）谁家的，回说原来百货上韩聘卿的二孙子，另一个当即“噢”了一声，大声说：“聘卿的孙子嘛，没索（什么）说的！”意思是，韩聘卿的孙子成了作家，没什么奇怪的。
这里说“街面上”，有点僭越，好像我家在什么城市里住着似的。
是僭越，却不能说是撒谎。我家所在的地方，叫临晋镇，过去就是临晋县的县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临晋县跟东边的猗氏县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这边就纯粹成为镇子了。我家就在镇子东边，跟镇子相隔不超过十步远的一个居民群落，叫韩家场。集体化时叫临晋大队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临晋行政村韩家场居民组。
祖父是一九〇六年生人，具体日子是农历九月初一。我父亲是一九二五年生人。我上面有个哥哥，一九四四年生人。也就是说，解放前的几十年间，我家都是每十九年就有了下一代人。结婚早，得子也早，比如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都是十五岁。这样的人家，多半殷实富足，解放后通常定为地主或是富农。我家的成分，就是富农。好在没有“戴帽子”的，父亲部队转业后，在山东德州劳改队当管理干部，祖父在街上百货公司且是负责人。
听了街上人的议论，我真想回过身，给两位老人家作个揖，不是为我，是为我那早已去世的祖父。
我之所以这样感谢祖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孝顺之心，追怀思远之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祖父曾给过我切实的指引，用他的事功，用他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我现在所以有这么点成绩，全是拜他老人家的恩德所赐。
一九六二年，我考上当时晋南地区最有名的康杰中学（高中部）。这里的康杰，不是什么吉祥语，是个人名。夏天还没有入学，晚上在院子里歇凉，祖父给我讲起康杰这个人，说此人姓嘉，是夏县城里大财主家的孩子，早年上北大，又去日本留学。那时候提倡教育救国，就跟他的几个同学回国，在运城办了一所河东中学。又要办学，又要留学，采取的办法是，今年这几个同学回国教书，明年去日本念书，那几个同学再回来教书。他就上过河东中学，康杰给他们讲过课。这个人口才极好，讲起课口若悬河，嘴角挂着白沫都顾不上擦。可惜的是，他没有念完，到二年级时，这一带遇上瘟疫，他哥哥去世了，父亲无心理家，将他叫回来料理家务，再也没有出去，当了小学教员。解放后开了家颜料店，公私合营后，调县商业局成为正式职工，当了临晋街上百货公司的负责人。
爷爷在康杰办的中学里念过书，这成为我高中三年间想起来就来劲的事儿。爷爷没有念完，且看我的吧。
三年后，一九六五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
入学后两个星期吧，一天有人说，系主任许预甲先生叫我去一下系办公室。我就去了。许主任问，你是韩家场的吧？我说是的。许主任说他是许家庄的。我知道，许家庄在我们村北边，相距一里多地。他又问，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他噢了一声，说了两句勉励的话就让我走了。过年回到家里，跟祖父说起这件事，且说了许主任的名字。祖父说，韩儒兴是他的哥哥，闹瘟疫那年死了，上小学时，他与许预甲是同班同学，两个人，这次你考第一，下次他考第一，不分上下。许家的家境要好些，他的伯父许建观，举人出身，民国初年当过雁门道的道尹，现在大同某寺庙的正梁上，还有他伯父的名字。又说许预甲后来上了北京大学，天分高，学习好，只是不知他当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那年高考，政审是很严的，少有出身不好的人上了大学。但也有个政策，就是每个系可以收一两个出身不好的考生，比例是百分之五。我们班三十个人，收了两个。我总觉得，这两个学生都是许主任亲自定的。另一个同学叫乔象鋐，他父亲叫乔鹤仙，河津人，早年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我弟兄六个，我受祖父的影响要大些。这主要是在我上高中时，祖父一直工作，经常给我鼓励，给我资助。我爱买书的毛病，就是因为手里钱多而惯下的。
祖父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爱写毛笔字。在我书房的北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某年书协的一个朋友办个小型书展，要我写幅字，好朋友，拗不过就写了，装裱后展出，事后将这个装裱件给了我。上面写的是：
余少年时，先祖父聘卿公尚有职务，每当镇上开会常有人来家中请写会标，余侍立一侧，但见祖父执笔凝神片刻，即下笔作字，神采飞扬旁若无人。当此时也，余每作想，他年长大成人，定要像祖父一样，写一笔好字。不意数十年间，迫于生计，全无习字之机会，诚可叹也。
前面说了，我家解放前每十九年就是一代人。实际上，解放后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我祖父三十八岁上有了孙子（我哥哥），一九六三年五十七岁上又有了重孙子（我的大侄儿）。大侄儿好像也是十九岁上有了女儿。那么我祖父七十六岁上就有了曾孙辈，实现了五世同堂。一个人活七十六岁不是难事。
然而，没有等到这一天。
在六十四岁上，他老人家就在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上上吊，了断了自己的性命。这一天是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
去世的前一天，即七月二十九日，他给远在山东德州生建机械厂（劳改队的对外名称）当管理干部的儿子即我的父亲，写了封信。他是七月三十日黎明时分去世的，这封信是七月二十九日写下，当天送到街上邮局发走的。后来才知道，这封信传递了一个死亡的讯息。父亲在他的自传里，收录了这封信。原文是：
所捎八十元收到，我的病暂时问题还不太大，你可坚持工作，好转后即寄信。若发生变化，即为拍电报。咱处最近雨水很多，秋田有希望。特此告知。父字。
信中的“若发生变化”，是暗指他近日就会亡故。
他的病并不严重，不过是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罢了。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了断自己，实在是受不下这个苦孽了。
一九六五年，他还是先进工作者；一九六六年春天，“四清”结束时，就让戴了富农分子帽子，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农村劳动。我们村等于在临晋城里，过去街上的体面人，一下子回到村里监督劳动，一天三晌都要下地，这是多大的屈辱。更为可怜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九六八年我的祖母就惊悸而亡。他是有文化的人，知道家里有人戴帽子跟没人戴帽子，对在外面工作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年，他按时下地，积极表现，只求早点摘了帽子，结果呢，年年申请，年年被驳回。眼见摘帽无望，那就不如自我了断，这样家中就没有戴帽子的了。
我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毕业离校的，也就是说，祖父选择自杀的日子，距我离校只有十三天。他只要等上十四天，就可以看到大学毕业归来的孙子了。然而，他还是狠狠心，走了！
知道了这事，我没有哭。
在我成长的年月，死人的事，在我家和我姥姥家，早就稀松平常了。“大跃进”的第二年，我妗子受不了队干部的恐吓（说要送她去公社劳动队）跳井自杀；三年困难时期，我外公与舅舅相继病饿而死；“文革”开始后我祖母惊悸而亡。这回不过是轮到祖父罢了。
我上大学时，曾住过学习班，上过全系的批判会，有那么几个人，总想把我打成反动学生，毕业后还有人纠缠。若不是侥天之幸，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下一个死去的，就该是我了。
我的作品里，总有那么一种阴郁不平之气，有人不理解，我也不便解释。多少年前，曾写过两首《身败名裂歌》，前两年病中无事，将之补成四首，抄在这儿，作为此文的收束——
之一：
早已身败名裂，四十年前月夜。
全系开会批判，口号此起彼歇。
之二：
早已身败名裂，亲人程程送别。
一程一人倒下，罡风犹嫌不烈。
之三：
早已身败名裂，罪行桩桩在册。
革命群众双眼，从来明亮如雪。
之四：
早已身败名裂，荼毒甚似斧钺。
出得蚕室司马，不写史记何业。
有小跋曰：不通韵律，不敢言诗，俚句也。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