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尾》
贺绍俊
张学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灿烂的笑容，但在小说中他收敛起了他的笑容。因此不要过于轻信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当然这也说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永远要比一个人的表情复杂得多。我曾说过，宁夏是一块宁静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具有特别坚韧的心。这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宁静、祥和的风格。宁夏大多数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地域文化铸造出来的特色。当然，张学东也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因此，在他的小说里仍然能够感受到西北蓝天的清澈高远。张学东在宁夏作家群中又保持着独有的一种色彩，他的色彩不是单一色调的，是一种将暖色调与冷色调混合在一起的色调。
在《尾》这部张学东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里，张学东同样采用了冷暖色调相混合的叙述，这让我有了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阅读体验。小说的故事并不传奇，简单地说，这是两个家庭的故事：一个是某事业单位的办事员冯梅，一个是某医院的主任医师牛坚强。这两人曾经是中学同学，但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因为冯梅带儿子上医院看病，两个昔日的同学得以相见了，于是两个家庭的故事也由此而交织到一起了。城市里两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因为情感而纠结，自然会涉及当代城市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年人的情感危机、子女教育、贫富差距、医患矛盾等。这也是大多数反映现实生活的城市小说都会接触到的社会问题。也许从故事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并不会给我们提供太多特别的惊奇。但张学东给这部小说取了一个奇特的题目《尾》。我从拿到这部小说起，就被这个题目难住了，我一边读一边在猜想，张学东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奇怪的题目。尾是尾巴的简称吗？小说一开始确实与尾巴有关系。冯梅在幼儿园的儿子总把手放在屁股后面挠，他担心自己会长出一根尾巴来。这或许是题目的来源之一。但这个细节在故事中只是一个由头而已，并没有被赋予其他的象征意义。对于张学东来说，直接与他的经验有关的似乎是紧接下来的一次汽车追尾的细节。牛大夫意外地接到老同学冯梅的电话，心情有些激动，开车去与老同学见面，“满足了某种潜藏已久的思念”。但约会后的心情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在单位开完会后，他心急火燎要去接放学的女儿，却一路堵车，最终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了。这是城市里经常会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把这种交通事故称作“追尾”——也与尾这个字有关。如果细究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是与“尾”字有关的，这就是小说中“尾随”的细节。冯梅的单位组织大家“下班后一起到聚富宫放松一下”，但冯梅在聚富宫里遭到自己上司的性骚扰，她踉跄逃出大门要拦截路上的汽车，未承想正好牛大夫开车经过这里，于是他把她搀扶进车里。这一切却被一个暗中的尾随者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并将照片贴到网上。从孩子担心长尾巴，到汽车追尾，再到被尾随盯梢，这三个细节虽然都包含着一个“尾”字，但从事理和逻辑上说，它们又实在是互不相干。互不相干的三件事，张学东又为什么要将其糅到一起来写呢？也许理一理作者的创作思路，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
就事论事的话，孩子担心自己长出尾巴，是一种典型的儿童恐惧心理。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也许都有恐惧的一幕，或者害怕黑夜，或者害怕昆虫。还有更多的孩子，对世界上那些非常平常的东西也充满着恐惧感，严重的便成为一种病症，医学上称之为儿童恐惧症。这个医学名词对于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它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些与恐惧有关的内容。或许在张学东的童年记忆里也包含着与恐惧密切相关的内容，他才会在小说里写一个害怕自己长出尾巴来的孩子。童年记忆，这是小说家最具基础性的写作资源，但每一个小说家在利用这一写作资源时采取的方法不一样，有的采取的是直接呈现的方式，有的采取的是隐性转移的方式；有的则刻意无视童年记忆，却仍挡不住童年记忆顽强地从潜意识中泄露出来。我觉得，童年记忆在张学东的写作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就会出现一个或隐或显的乡镇少年的角色。他也喜欢采用儿童的视角去看待成人的世界。如他早期的长篇小说《西北往事》可以说就是一次童年记忆的集中表达。童年记忆对于张学东来说不仅可以直接成为写作资源，而且还深深影响着他对世界的认知。尽管这一种情景也会发生在很多作家的身上，但张学东显然属于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一名作家。这赋予了张学东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书写现实生活的小说，看似是非常客观的叙述，其实在客观叙述中就隐含着主观的情感选择。这也说明张学东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作家。我们从张学东的“主见”里，又能窥见其童年的影子。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张学东为什么在《尾》这部小说里要以一个孩子担心自己长出尾巴的细节作为开头了。这个细节就是小说的引子，它将我们引向现实中那些莫名的恐惧感中。《尾》所写的两个家庭，是很普通的家庭，两个主人公也是很普通的人物，他们的家庭生活说不上多么温馨，也说不上多么悲哀。他们庸庸碌碌、平平淡淡，而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和普通人何尝不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然而张学东要告诉我们的是，哪怕在这庸庸碌碌、平平淡淡的生活里，仍然会有各种莫名的恐惧困扰着你。张学东从这种莫名的恐惧联想到了汽车追尾，他在小说中就很生动地描述了牛大夫在拥挤的道路上慌乱避开追尾的情景，牛大夫因为突然变道差点让后面的车追尾，幸亏对方一个急刹车避免了追尾，但“一颗愤怒的大脑袋早已黑乎乎地挤出窗外，活像一只大号的拳击手套，正冲着他即将远去的方向，破口大骂”。尾随盯梢也许是比追尾还要可怕的莫名恐惧。当冯梅在聚富宫门前与牛大夫相遇后的照片被贴到网上时，它给两个家庭带来的连锁反应则是两位受害者根本无力掌控的。恐惧感，我猜想这即使不是张学东的感同身受，也是他因为童年记忆而对现实有了一种敏锐观察而获得的发现。他把这种发现命名为“尾”，也是颇耐人寻味的。在汉语文化的语境里，尾巴往往是一个给人带来晦气的词语，所以民间会有“夹紧尾巴做人”“割尾巴”“不要翘尾巴”等说法。
梳理张学东的童年记忆，不乏温馨、快乐的时光，但我发现，在张学东保存记忆的大脑海马区，烙下最深印记的还是那些沉重和阴冷的东西，如同我们在他的长篇小说《西北往事》中所读到的。这似乎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张学东的灿烂笑容很难重叠在一起。然而我要说，这恰是张学东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童年的沉重记忆只是打在内心的一个烙印，并没有成为他的性格主调。不过童年的沉重记忆却使张学东看世界的眼光变得格外凝重和冷峻。在冯梅和牛大夫这两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里，并没有多少波澜起伏，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幸福指数。有的作家在讲述这类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故事时，侧重于从善良和美好的角度去阐发普通中的永恒性与和谐性。而张学东以凝重和冷峻的目光去看待日常生活时，他关注的则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消解这种永恒性与和谐性。这就决定了张学东在文学上的基本态度，一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二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社交关系的兴趣。他是从关系的复杂性中揭示出人类应有的永恒性与和谐性是如何被伤害的。
张学东曾有一部长篇小说就叫《人脉》，所谓人脉，显然就是指人际关系，指人在社会空间的脉络。他坦言自己写《人脉》的动机是：“想借主人公在他乡异地扎根的故事，对人脉进行一次反思，同时，也想深入地探究一下人群排他性、共融性以及相互依存等社会心理学话题。”我认为张学东所选择的用力方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马克思也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中的问题会转化到人的心理和情感中，体现为一种孤独感或恐惧感等普遍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心理病症。张学东非常在意这种现代性的心理病症，他的小说叙述无异于在给笔下的人物号脉。有时一个细节就透出人物的病象。如《尾》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马先生早上起床后和妻子有一番不愉快的对话，带着这种情绪他到卫生间洗漱，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卫生间里准备刷牙，他看到儿子正往牙刷上涂抹牙膏。张学东是这样描写马先生此时的观感的：“牙膏的颜色红得像凝固了的鸡血，是草莓口味的，儿子最喜欢这玩意儿。为了哄孩子能好好刷牙，妻子每次都买这种花哨的东西；当然最可恶的还是那些商家，昧了良心制造出售这些骗钱的玩意儿。”本来，为儿童设计的牙膏是一种鲜艳的颜色，但在马先生的眼里却成了“像凝固了的鸡血”，由此还引发了他一番诅咒式的心理活动。这分明就是一个患有现代性的心理病症的人才会出现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活动。这样的细节描写也正是张学东的叙述特点，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隐含着主观的情感选择。张学东就是以这种叙述将两个普通家庭的交集呈现在我们面前，两个家庭在交集间也曾有过暴风骤雨，却不是家破人亡的大悲剧，最终每个人多少带有创伤，却并非伤筋动骨。家庭生活最终又归于平静。普通的家庭仍旧需要继续过日子。
然而，小说的结尾却又在暗示我们，莫名的恐惧就像一根尾巴，仍然会追随着小说中的人物，于是，牛大夫拎着营养礼盒与中华牌香烟，“忐忑不安地去拜访司马院长”了。有些读者也许会对这个结尾感到不满足，既然作者揭示出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莫名的恐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它呢？难道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无限循环地陷入莫名的恐惧之中？或许应该由思想家来解答这些问题，有时候小说家就是思想家，他们通过小说来给社会问题下处方。但小说家也不必是思想家，只要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感觉家就可以了，因为出色的感觉能够以另外的方式来解决思想家的问题，哪怕这种感觉在逻辑上还不能完全理顺。我认为，《尾》就是这样一部以感觉取胜的小说。作者用大量的细节表达了他对于现实中莫名的恐惧的感觉。他把日常生活一点点掰开了给我们看，这些感觉会传递给我们的感官，于是我们会对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自己的思索。
在本文的结尾，我还要回到张学东的笑容上。我说张学东是以凝重和冷峻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学叙述是与他现实中的笑容相冲突的，他同样也把他的笑容带进了他的文学叙述，这就使得他的凝重和冷峻不至于将人们引向悲观和绝望。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写作是为了内心的自由，为了表达我对现实的种种忧虑，或者，即便偶尔陷入混沌和晦暗，我也要极力寻找那一抹最别致的光亮，因为它会照亮别人，同样，也照亮我自己。”
（贺绍俊，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教授。曾先后任《文艺报》总编和《小说选刊》主编，系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现供职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