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时间，足够我们忘记一切不想忘记的，一座城市，一段经历，一个人。
被过去套住，搁浅在回忆里，静静观望。
我不想自杀。吃药正是想将自己从黑暗里解救出来。只是药品太多，时间久了，我无法牢记它们的功能和剂量，还有我上次吃药是什么时候。
最先恢复的是听觉。细碎的脚步声和衣袂的摩擦声总是急匆匆地，男男女女的声音交错重叠，我像个新生的婴孩，迷惑着一切。有人翻开我的眼皮，有很耀眼的强光。一支长长的管子从我的嘴里伸下去，我的喉咙被撑得无法吞咽，胃里像转动的洗衣机。又是一阵呕吐，整个人虚脱得毫无意识。身体被一双双手翻过来倒过去，急切中带着爱护，稀薄的意识疲惫地微笑，觉得罪孽，面对自己的生命，他们比我更珍视。
一天后我坚持出院，所以心理辅导和评估只能在家里进行。
午后三点的阳光，是一天当中质量最上乘的时候。两名社工端坐正中，一个体型偏胖的中年女人，着装和仪态体现着她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一个外形看上去没有欠缺的年轻男子，一身的学生打扮，干着拎包递水记录的工作，我只记得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闪光的金十字架。
他们让我半躺着，建议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助理领会了女人的眼神，轻轻地打开了录音笔。
我想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我的事情，意义体现在新闻上，就是当天晚报社会版右下角的四行半字。第二天就被“宝马女车主当街打人的新闻”覆盖了，停留在人们嘴里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而在这个小区里，却足足轰动了大半年，每个人都谈论过这件事。直到现在，我在小区的片警和社工那里都是挂了号的。我成为他们工作的重点和帮扶对象。当然我不是坏人，也没有作奸犯科，让我成为名人的是适宁的自杀事件。我作为这个城市里唯一和他有关系的人，他死后将口舌是非的主角当作遗产留给了我。
除非可以重写历史，否则谁也无法治愈像烙痕一样的伤疤。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些嗯哈的回答，在舒缓的音乐里，我几近昏睡过去，思维变成囚犯脖子上的锁链被人牵扯着，身不由己地向远方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