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一岁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自1914年就未曾见过他的我的父亲向他送上了最诚心的祝贺，并把他的水彩画《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作为礼物寄给了他。
希特勒十分高兴。他表示曾和父亲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日子，并以个人的名义邀请父亲去德国做客，观摩一下他希望能延续千年的新型社会秩序。
1934年，父母带着九岁的费力克斯去德国待了六个月，把我撂给了用人。我为什么要去？那时候我才两岁。他们走之后我理所应当地把这些用人当作我最亲的人。他们的拿手绝活，包括做饭、烘焙、洗盘子、整理床铺、浇灌花园、修剪草坪、铲土等家务，我也立志做到最好。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整洁明亮的家里准备一顿丰盛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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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记不得我那些“真正的家人们”从德国回来时候的模样了，可能只有催眠师才能帮我想起一二。但我在母亲的剪贴簿里看过他们那时候的照片（那本剪贴簿记载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米德兰城市号角观察报》的旧报纸里也看到过。照片中母亲穿着裹身裙，父亲穿着皮短裤和及膝长袜，费力克斯穿着土黄色制服、系着武装带，戴着一个臂章，上面印着**党的“卍”字记号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匕首标志。严格说来，费力克斯没有加入过这个组织，不应该穿他们的制服，即使他是一个德国男孩，也还不到穿这种制服的年纪。但是父亲在柏林找了个裁缝给他量身定做了一套。
那他有什么理由不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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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说我的这些亲人一回家，就把希特勒送他的礼物挂在风向标的横轴上。那是一面和床单一样大的**旗，是他最喜欢的礼物。
在此再次声明：那时候是1934年，距离二战爆发还有很久呢（如果五年算很久的话）。因此那时候在米德兰市挂一面**旗就和挂一面希腊国旗、爱尔兰国旗、美联邦国旗一样，并不会让人反感。母亲说，当时挂那面旗就是为了高兴，为了好玩。但是高傲的街坊四邻对父亲、她和费力克斯都非常嫉妒，因为米德兰市除了他们，没有谁能跟一国元首保持这么友好的关系。
报纸上还登了一张有我的照片。那是我们全家人在画室前面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我们都抬头看着飞扬的**旗，年幼的我还躺在我家的厨师玛丽·胡布勒的怀里，后来是她教会了我所有的生活技能，比如做饭和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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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胡布勒的玉米面包是这么做的：
取半杯面粉、一杯半黄玉米粉、一茶匙盐、一茶匙糖、三茶匙发酵粉倒入碗中，加三个鸡蛋、一杯牛奶、半杯淡奶油和半杯融化后的黄油搅拌成无颗粒的面糊。
在烤盘上涂一层黄油后，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烤盘中，放入烤箱，用二百摄氏度烘烤十五分钟。
时间一到将烤盘取出，趁热切成块放在餐巾上，拿到餐桌上享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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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的那张全家福是在父亲四十二岁的时候拍的。母亲说，父亲在德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了新的人生方向。他已经无法满足于做艺术家了，他想成为一名教师、一位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在德国建立起的新社会秩序能够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希望美国也能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他会成为美国的新闻发言人。
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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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玛丽·胡布勒烧烤酱的秘方如下：
锅中放入一百一十四克黄油，融化后放入一杯切碎的洋葱和三瓣切碎的大蒜炒软，加半杯番茄酱、四分之一杯黄糖、一茶匙盐、两茶匙鲜胡椒粉、少许塔巴斯哥辣酱油、一大汤匙柠檬汁、一茶匙罗勒和一大汤匙辣椒粉，大火烧开后小火炖五分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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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接下来的两年多里，父亲走遍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到处宣传德国的新秩序、播放相关的电影和幻灯片。他给别人讲有关希特勒的暖心故事、解释他的贵贱人种理论。他把这理论讲得和简单化学似的：一个纯种犹太人是低贱的，一个纯种德国人是高贵的；波兰人和黑人交配，自然是得到一个娱乐他人的劳工。
这真的是太糟糕了。
**旗曾挂在我家客厅里我是记得的，可能只是我认为我记得，但我确实是这么听说的，访客一进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它，其他东西与之相比瞬间黯然失色。家里的原木梁子和石墙，用车房大门做成的大桌子等都太普通了；父亲的画架粗制滥造，映在窗户上的影子看起来像个断头台；他收藏的中世纪武器和盔甲都生满了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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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睛，试着去回想那面旗的样子。我做不到，而且还不停地哆嗦。因为在冬天，我们家除了厨房，别的地方都非常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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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他娘的没法用壁炉。父亲希望墙上的石头和支撑枪械室的板岩屋顶的木板都是裸露的，壁炉的烟会对它们有影响。
甚至在他临终之前，我哥哥费力克斯交暖气费的时候，他会自动屏蔽拒绝听他们的对话。
“我死了之后再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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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费力克斯从来没有抱怨过冷，他们在家里穿厚厚的衣服，还说美国人都把自己家里搞得太暖和了，温暖会降低血液流速，让人们变懒、变蠢等。
那应该也是**党的说辞。
他们总是把我从温暖狭小的厨房里赶到空旷通风的一楼大厅，以为这样我就能强壮坚强、精力充沛。但不一会儿我就会回到厨房里，那里香气四溢、温暖如春。滑稽的是，这么大的房子，真正做事的人只能聚在这间和船上的厨房一样狭小的屋子里；那些什么都不做、只等着被服侍的人，却享受着厨房之外的广阔空间。
寒冷的日子里，甚至是不那么冷的日子里，用人、园丁、楼上的女用人等都会拥入厨房，与我和厨师待在一起。他们喜欢聚在一起的感觉。他们曾告诉我，小时候他们跟一大帮兄弟姐妹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当时我想，那样一定很有乐趣。其实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人挤人的厨房里，每个人毫不费劲就能说很多话，除了嘚吧嘚就是哈哈笑。我经常被邀请加入到对话中来，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个随和的小男孩，每个人都喜欢我。
每次谈到什么话题，就会有一个用人问我：“鲁迪先生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然后我就随便说点什么，每个人都会装作我读的是什么很有哲理或者故意搞怪的话来哄我开心。
如果我的生命止于童年，我可能会认为生命就是那间小厨房。在冬季最冷的日子里，我总是拼尽全力回到那间厨房，感受生命的温暖。
谁能带我重返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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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把**旗撤掉了，父亲也不再出去巡讲。据费力克斯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正在上八年级，父亲终日在家中待着，电话也不接，信箱也有三个多月没去看过了。他患上了深度抑郁，周围人很怕他会自杀，因此母亲拿走了他的枪械室钥匙，但他并未察觉，因为他再也没有兴致去看他心爱的武器了。
费力克斯认为，任何事都可能让父亲萎靡不振。但其实当时父亲收到的信件、接到的电话，内容都越来越恶毒，甚至连联邦调查局都来了，说是按照当地的法律需要对他进行问话，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他受雇于外国政权的特工。父亲的伴郎约翰·福均也不再跟他说话了，还在镇上到处说父亲是危险的傻子。这些父亲都知道。
父亲也确实是。
福均（Fortune）自己就是德国血统，他的姓氏就是由德语“Glück”衍化而来的，意思是幸运。
福均绝不给父亲任何机会修补他们之间破裂的关系。1938年，他突然离家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说要寻找更高阶的快乐和智慧。他妻子死于癌症；因夫妻二人中一人有生殖缺陷，他也没有孩子；他的家族奶厂倒闭，被米德兰国家银行没收。
现在约翰·福均穿着他的背带裤被葬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