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学院确实是对校园生活的一种回归。我早上八点离开家，在学校最晚待到晚上九点。我连续地听课，课间我们会以小组形式来进行计算练习。当然我也会在图书馆进行某些独立的研究，教学只是为继续学术研究作准备，那是相当高水平的智力挑战。我那时正在完成我的硕士课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能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将自己的专业领域选择为国际货币经济理论。对于芬兰将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那些理念，诸如货币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对浮动汇率的介绍，可以在这里的学术界中找到强有力的支持理论。甚至在1977年，我们前往英国时，我还得填写表格并将其寄到芬兰银行，以便将芬兰马克兑换成英镑。
伦敦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外分支机构，该学派最有名的代表人是弥尔顿·弗里德曼。他是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的一名严厉的评论家。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会在短期内使经济复苏，但是在长期将会加速通胀。财政政策——即公众权利所产生的需求——和长期的经济成就没有关系。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权力应当被严格限制。相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与芬兰当下盛行的学说截然相反。我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发现很感兴趣，尽管主要作为学术思考的方式。在我看来，经济成就与实际的经济政策几乎毫无关联是出乎意料的。
在伦敦的生活是国际化的，具有启发性并且充满了学术乐趣。我们住在伦敦西南部地区的阿克赫斯特街，我们租了独立式住宅上层的一间家具齐全的公寓。我们从芬兰带来的只有津贴和住房贷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通常我们都是在学生餐厅吃午饭。有时我们会和十年前在大西洋学院认识的朋友聚一聚。
当我在60年代去英国上学时，披头士乐队已经相当具有影响力了，那绝非是仅仅对我而言。如今到了70年代时，则成了重金属摇滚的时代，诸如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深紫（Deep Purple）乐队，而我对这种音乐却没有什么兴趣。丽萨和我开始改为去听古典音乐会，伦敦在这方面着实提供了一种身心感受极佳的氛围。
我学习勤勉并且怀有雄心壮志。我在一年内便递交了我的结业论文。1978年8月，我收到了来自大学的一封信。信上说我的论文非常出色，继续进修博士课程毫无问题，我可以在两年内完成博士课程的学习。我的学术事业之梦正在逐步实现。我开始想象着自己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或者进入了某个备受尊崇的国际学院，就像我那些来自大西洋学院的朋友那样。但是，我还缺少一篇博士论文，而伦敦经济学院则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特别的机会。
【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1978年8月，我已经28岁。我手中拿着伦敦经济学院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使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愿望指日可待，而这将会引领我走上国际学术事业的康庄大道。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命运或机遇却介入其中并且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在一次由芬兰和英国贸易工会提供的午餐中，我结识了来自花旗银行的总裁们。花旗银行当时正在全欧洲迅速地扩张，不断地设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当然了解花旗银行在伦敦的运营情况，我知道该银行是一家经营良好的全球性机构。在伦敦经济学院，我已经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了解，我认识到相对于任何其他可以预见的和平事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将会产生更大的全球影响，而国际银行在其中则起了主导作用。花旗银行正在践行我从理论知识中学到的东西。
花旗银行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首先要在伦敦工作，在这里学习国际货币市场的工作内容以及银行是如何运营的。在这之后，我将要去花旗银行在赫尔辛基的新办公场所。花旗银行会提供薪水、实实在在的工作以及在国际环境中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这个银行正在招募来自各个国家优秀大学的年轻人。就在一场新竞技的第一场比赛结果揭晓时，我便被这个团队选中了。花旗银行认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专业型人才不出十年便能够赚回银行曾对他们进行的投资，尽管一种积极有效的培训系统在五或六年内还尚无法看到其成果。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而言，从长远以及新市场的发展来看，培训系统是一种可盈利的投资。另外，这也会为在其他国家所开设的花旗银行带来信誉，例如芬兰。要是没有当地的专业评估意见，这个美国银行巨头就几乎无法与当地设立的国家银行相竞争。
来自花旗银行的录用函迫使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和我同龄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他们适合的职业。他们有效地学习并毕业，之后便能够供养家庭并偿还贷款。我并非那种放荡的人，远远不是，但是在我努力生活的28年中却从未考虑过我应当从事何种职业。当我来到伦敦时，我唯一清楚的是自己要在学术领域中做些什么。这与我十年前进入大西洋学院时的梦想并无两样。
根据一种广受欢迎的分析理论，人类可以被分为四种：成就型、探索型、社交型和杀手型。这些名称的含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社交型的人喜欢与他人一起做事，对这种人而言，公司本身要比业绩更为重要。公共利益和良好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事情。毫无冒犯地说，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地中海地区的许多人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属于成就型，成就型的人从完成事物中得到享受。我们总是希望承担新的项目，顺利完成并得到预期的结果，之后再继续进行下一个项目。我们从工作、行事和学习中得到享受。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建立起来的。我们将能够共事的人聚在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进行努力。成就型的人总在着眼于更大更好的目标，并且总在向新的目标前进。我们希望每次都成功，但我们的思想却早已开始关注其他事情了。
回溯至1978年，那时在伦敦的我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来剖析自己。仅仅是在后来，我才了解到这种分类方式，并且丽萨也认为我属于成就型。当然，我们各自也都具有其他人格类型中的一些元素，没有什么是绝对纯粹的。幸运的是，人类有能力吸纳新的品质。
虽然我只有28岁，但是却已经经历过许多权力游戏。我曾领导过学生组织，曾与俄国人进行过协商，我已经对党派政治相当熟悉。然而，我并不喜欢这些，并且我的交际能力还不足以让我走到陌生人中间赢得选票。另外，权力架构或权力本身使我产生的兴趣也不足以让我渴望在国会中谋求一席之地或在外交部谋得一职。我仅仅希望有所作为，我希望发生好事。当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其成员争取到了更好的财政条件或生活条件时，我总是会感到高兴。如果我能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问心无愧，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成就型的人必须总得有事去做。成就型的人通常对事物怀有好奇心，因为新知识使新成就的实现成为可能。成就型的人不需要过多的社交生活或外界认可，成就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价值。但是，如果成就型人的成就价值根本无法得到认可或被轻视，那么这种人便会感到深受伤害。成就型的人会对他人信守承诺，这也是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正是那些对自己作出的承诺才是最困难的。1978年，我对自己许诺要完成理工大学的毕业论文，之后去英国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约定在我心中有一定的分量，但是还不及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如今想来，在我60岁时我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直有一种潜在的亏欠感，她未能如愿以偿地接受足够的教育。我想向她表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经济学博士。
在收到花旗银行的录用函之前，我在商业领域中是毫无经验的。我曾目睹自己的父亲在工厂中那种永无止境的繁重工作，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从理论中学到了商业在经济体中应如何运营，我非常坚信资本主义体制，尽管我也认识到了它的缺陷。芬兰是由大型银行、大型林业公司以及少量冶金行业公司来掌控的。这些企业的权利是通过几次私人性的会餐而被确定的，由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领导人对工业的未来作出了决定，但那些决定本应由企业家作出。
芬兰银行掌管着资本市场，公司办理外汇信贷或其他金融业务须向该银行提出申请。芬兰的经济是一个俱乐部，其由少数主要公司来经营并且拒绝新成员的加入。然而芬兰是靠出口为生的，包括与有利可图的苏联贸易往来以及将纸张、木质产品和机械出口至西方国家的传统出口方式。某些芬兰公司也开启了新的领域，一家名为诺基亚的公司已经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制造电话交换机，并且这家公司也会向银行出售某些大型计算机。然而我在伦敦时并不了解这些。
无论是在普遍意义上还是在芬兰，我对公司实际运营方式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我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公司，也从来没有购买或出售过公司。我未曾在市场上出售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开发过新的商业产品。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我对企业如何运营确实持有某种看法。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否进展顺利。但我毕竟学习过演讲，并且具有超强的分析能力。我喜爱学习各种事物，特别是你将能够从中推衍出更多的东西。我十分害怕加入仅以股东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我不确定在其中我还能否继续思考。我看着这些重量级的芬兰商业领导，问题似乎更加不容忽视了。我希望以后成为这种在某间私人餐厅吞下五杯白兰地后便做出决策的权威领导人吗？我希望停止思考而成为一名日复一日地与苏联政党人员进行讨论的油腔滑调的商人吗？我十分确定我的回答。
难道商业界就不存在一些太过容易的事情吗？难道只要我选择了“实际的生活”就必须要放弃我的理论沉思吗？我将要对那些在学术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如果最终证明商业界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乏味麻木甚至机械性地盲从、调和着投机主义权力游戏的盈利性质，那么我将对自己如何交代？
花旗银行的录用函迫使我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学术梦。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以后无疑还会有更多的情况下，我是否希望继续靠着微薄的薪水进行研究工作？我是否能够忍受用十年来等待我的首个职业任命？以及在我心里是否由衷地对学术事业感兴趣？难道我不是一个想要用整个人生来做些有用之事的实干家吗？当我总是享受着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喧闹时，学术生活中的孤军奋战真的适合我吗？当我在现实中渴望某些不同的东西时，我的学术事业是否仅仅是空中楼阁？
这些问题令我精疲力竭。要是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决定对我的未来而言如此具有决定性，我毫无疑问会去用更长的时间进行深思熟虑。而那个时候，我用了整个秋意萧索的八月来考虑我的选择。我夜夜失眠，当我和丽萨详尽地谈论这一切时，她说在她的印象中从未见过我被艰难的抉择拖得如此疲惫不堪。
我也从未作过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对我的人生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在1978年8月20日，即我28岁生日后五天，又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作出了决定。我将接受花旗银行的录用聘请。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决定对我的意义多么重大。一切重大决定的作出都需要有所牺牲。在作这个决定期间，我牺牲了自己的梦想，但是我却未曾后悔过，之后的几年证明了我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伦敦八月的那些日子中所充满的只有不确定。而这些却也总是作出重大决定的必经过程。你根本无法规划你的人生，即使你希望如此。我是个天生的理性主义者，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一系列的随机事件，我是绝不可能成为一名总裁的。如果我在伦敦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那我现在则会确信无疑地成为一位经济学教授，或许会在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中任教。我的人生也将因此而变得不同。
尽管我需要考虑许多基本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实际因素使我更容易作出我的决定。我还没有服过兵役，但是如今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我必须在30岁生日之前参军，这无论如何都将会中断我毕业论文的写作。花旗银行则向我表示他们能够使我在服役期间告假缺席将近一年。接下来的一天我便告诉花旗银行北欧地区的负责人约翰·奎特（John Quitter），我将在一周之后的九月初在伦敦开始接受培训。我将英国经济学院关于攻读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装进了一个塑料文件夹中，之后又将文件夹放入了信封。如果商业生涯完全粉碎了我的期望使我噩梦成真，我还有学术生涯的保障。伦敦经济学院的来信仍然在我个人的归档文件中安然无恙地被保存着，但是我至今也未能用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