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讲述《公羊春秋》；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传统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连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董仲舒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专制王权的统治都说成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古代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方言》
《方言》一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方言》不仅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
扬雄虽是我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八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帽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为“輶轩之使”。政府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
扬雄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l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十三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十卷大不相同。
《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我们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方言》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也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解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