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抗与西陵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的冬季九月，东吴的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举城向晋王朝投降。
类似这样的叛乱，这些年来并不少见。北方的政权——不管是原来的曹魏，还是现在的晋——一向注重对东吴官员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从东吴内部来说，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问题（众所周知的，如赤壁之战时的投降派言论），几个大家族一直带有半独立的性质，利益从来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现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东吴主孙皓性情暴戾，擅杀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于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叛乱就可能发生，两年前，孙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将军孙秀，就带着老婆孩子和几百亲兵，连夜逃到了晋朝。
但是步阐降晋，还是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西陵（今属宜昌）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吴的西大门，也是当年名将陆逊大破刘备之地。陆逊曾经断言：一旦西陵有失，吴国将失去整个荆州。
果然，晋政府对西陵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接应步阐：荆州刺史杨肇直奔西陵与步阐会合，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主力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意图切断吴军西进的路线，而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军，则顺流而下攻打西陵以西的建平，形成包夹之势。
而东吴方面，第一个要面对这一紧张态势的，是刚刚接手整个国家西境军事不久的镇军大将军陆抗。作为陆逊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性。
然而陆抗的应对措施，在他麾下诸将看来，无疑是迟钝和软弱的。他没有立即对西陵发起进攻，相反却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包围西陵的漫长工事。
诸将显然认为，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应该乘势一举攻克西陵。但陆抗更了解自己当年在西陵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问题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如果一时攻城不下，而晋军已经赶到，吴军就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局面。
为了使诸将心服，陆抗听任他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发动了几次攻击。果然，在西陵坚厚的城墙下没有任何斩获。于是，众将才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这时，羊祜率领的五万晋军，已经迫近了江陵。围绕这座城市，近几十年来各股政治势力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争夺。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陆抗应该把夺回西陵的任务交给属下，而亲自到江陵城布置防御。但陆抗仍然坚持，西陵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开阔，曾命令江陵督张咸修筑大水坝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敌入侵，内可以防止叛乱者出逃。这时，羊祜扬言说将破坏大坝，让自己的步军通过。陆抗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传令张咸迅速拆除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他们多次向陆抗劝谏，但陆抗不听。
谜底很快揭开了，羊祜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大坝阻住的水流运送粮草，掘坝的情报，仅仅是一个烟幕。等羊祜到了当阳（今湖北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辆来运粮，效率大为降低。
于是，陆抗可以集中力量，凭借新筑好的长围对付接应西陵的西晋杨肇部。一个月的相持之后，杨肇力屈计穷，乘着夜色败走。羊祜、徐胤两路晋军见无利可图，也只好撤退。
于是，陆抗攻下了西陵，诛杀了步阐和同谋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其余的人陆抗都请求吴主孙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数万人。
陆抗向东撤回了自己的驻地，脸上没有骄矜的神色，谦和冲淡如同平常。
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的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以让吴人归心。每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逢到与众人在江、沔游猎，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他相信羊祜的人格，下毒这种下作之事必然与他无关。
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意。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的人心就将不战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风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二、羊祜、杜预、王濬
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紞之徒，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其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的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那往往意味着你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的攻击性言论，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晋武帝咸宁二年（276），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宁四年（278）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终于，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在《晋书》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而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置酒言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大抵湮没无闻，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地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羊祜的事迹，甚至被金庸写进了《神雕侠侣》：
“……三国时襄阳属于魏晋，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时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羊祜以低调和谨慎知名，凡是他参与谋划的事，他一定会焚去草稿。杜预在外居官，则往往会向中央的要人行贿。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祸，并无什么额外的追求。”
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王濬从小就并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他注重王濬的行动力，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然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三、打还是不打
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天子美丽的须发上（史书中提到，司马炎“立发委地”）。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败；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七十，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差不多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有极度的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廷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杜预也不断地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个月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的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州），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
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润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四、金陵王气黯然收
战争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太康元年（280）的头几个月里，在长江中游发起进攻的各路晋军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来自益州的战船尤其势不可当。吴人设置于江中的铁锥铁索几乎没有构成任何障碍。据说，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铁索熔解断开，又扎了数十只大筏，铁锥都钉在筏子上被一起带走。大概是认为这个铁索横江的法子工程浩大而又过于无效，罗贯中抛开史书的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宣布，这是孙皓身边一个奸恶的宦官想出的主意。
于是，王濬攻克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紧接着，乐乡（今属湖北钟祥，这是当年陆抗亲自镇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预手中。大军挺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东吴将领感叹说：“北方来的军队，好像是飞过了长江。”
吴国西部防御迅速崩溃的原因显而易见。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大多谢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还远非足够。更致命的问题是，吴国国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的地区，一旦试图向西部增兵，变得空虚的首都建业附近，就将直接面对晋安东将军王浑的攻击。
王濬、杜预节节胜利的时候，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了长江。张悌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敛众固守，但是在张悌看来，这和坐以待毙也没有什么区别。吴军的士气本来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浑两支晋军会合，人心将彻底涣散。而如果能抢在王濬到来之前击溃王浑，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这线希望看来是如此渺茫，也许，即使张悌本人也并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过，既然吴国已经注定灭亡，如果百年基业竟没有一个为它死难的人，那么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渡江后，张悌包围了一支七千人的晋军，对方请求投降。张悌的军师诸葛靓提议屠灭他们，张悌没有同意。然而，两军的主力正面交锋，张悌的精锐部队没有冲破晋军的阵脚，吴军开始溃散，原本投降的晋军，这时在背后发起了攻击。
大局已定。
张悌推开了诸葛靓拉他逃离战场的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里，似乎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赏识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名贤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悌是襄阳人，他的童年，正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候。[3]
张悌渡江作战失败，晋军斩首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此时，王浑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识到，最好的选择是直取建业。但王浑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知道，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败了，罪责却很严重。于是王浑吩咐部下说：“根据诏令，王濬应归我指挥，你们所做的，仅应该是准备好战船，等他到来一起前进而已。”
确实，晋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后，归杜预调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业，那就接受王浑的指挥。但战场上的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铁一般的官场规矩，有时也并非颠扑不破。显然，王浑不了解王濬这个人。
和羊祜一样，杜预也深知，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预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王濬的指挥权，反而写信鼓励他直取建业。王濬大喜，把杜预的信上奏朝廷。
于是，王濬的水师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吴国的正规水军万余人望旗而降。孙皓还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将军的倡议下，又临时招募了两万人，此事成了一场闹剧，当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时的孙皓，已经陷入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显然都不介意吴国灭亡，只等晋军一到，就正好投降。这种局面可能并不十分让孙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边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们在自己面前挥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领到赏赐之后，就飞奔然后消失。接下来，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自己和自己宠信的大臣，建业城里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首先，一位部长级官员被愤怒的群众抄家并杀死；随后孙皓发现，自己的财宝和女人，都成了人们打劫的对象；再然后，为了销毁罪证，这些人开始放火焚烧皇宫。
据后来王濬的描述，孙皓在宫中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已经到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急于向晋军投降。有蜀国后主刘禅的先例，他知道这样的话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留在这座混乱的皇宫里，那就什么都难说了。
然而，王浑的军队仍然屯扎在长江北岸，观望不进。直到这时，西晋朝廷中，以名义上的伐吴总指挥贾充为代表的大臣们，仍然不断宣称伐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王浑有理由为自己这个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选择感到得意。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这是建业以西的最后一处险要，此时，距离最终目标，已不过五十里。王浑派人邀请王濬到自己那里商谈，但王濬正意气风发，他扬帆直指建业，回复说：“顺风顺水，船无法泊岸。”
王濬虽然清楚地知道，立下灭蜀奇功的邓艾很快便死于冤狱，但是，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这时压倒了一切。
这一天，王濬战士八万，战舟百里相连，鸣鼓呐喊着进入石头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
五、晋武帝的宽容
自己围守差不多不设防的建业城已有百日，最终却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了胜利果实，王浑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这是王浑的信条，现在，他要让王濬也明白这一点。
王浑出身于第一流的豪门太原王氏，又与晋武帝是儿女亲家，他在朝廷里的能量显然不容低估。不服从指挥调度，私吞吴国宝物，乃至于意图谋反……各种罪名迅速被制造出来堆积到王濬头上，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一再要求将王濬移交司法机关（廷尉）。以至于王濬在一道奏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
但王濬运气毕竟要比邓艾好。无原则的宽容，差不多是司马炎一贯的脾性，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不追究王濬抗命，也不斥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
吴国被灭，一直激烈反对伐吴的贾充十分恐慌，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不久之后，贾充发现自己被列在封赏名单的显要位置，食邑增加了八千户。
听到吴国灭亡的消息，骠骑将军孙秀不但不向晋武帝道贺，反而南向流泪，怀念当年孙策如何创业，并背诵“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表达亡国之痛的诗句。孙秀是早年流亡到晋的东吴宗室，他以这样敏感的身份，却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议论，是个人的勇气，也很能说明环境的宽松。
孙皓被押解到洛阳。晋武帝显然想把对孙皓的接见举办成一个庄重同时又具有亲和力的盛典，并尽可能扩大影响。所以当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员和四方来使，连最热衷于对政治发表五花八门意见的太学生们，也被允许参加会见。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已经有很久了。”
有点出乎意料，孙皓当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
对这个阶下囚的口头便宜，司马炎也没有计较。
当初，吴丞相张悌殉国的时候，他的军师诸葛靓流着眼泪从战场上逃生。诸葛靓本来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伷的妻子，他本人则和晋武帝是少年时的朋友。司马炎很念旧情，知道诸葛靓逃到了姐姐家里，就去那里找他。诸葛靓拒不相见，躲进茅房，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茅房里面，说道：“想不到今日复得相见！”
诸葛靓再次流下眼泪：“我不能像豫让、聂政那样做尽忠的刺客，再次面见陛下，实在是羞惭的事情！”司马炎想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持不接受。他回到故乡，终生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座。
大多数吴国的臣子和士人则不必有这样的节操，事实是，如此安全地展示节操，本身就是上流人士的特权，与他们本也无关。总而言之，望风归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然而，宽容的结果，显然并不总是这么美好。西晋的政治体系，本身已经面临着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