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孝治天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这份基业的缔造者。司马炎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追加了皇帝头衔，《晋书》之中，也给予上述三人本纪的待遇。如果仅从交代清楚司马家发家史的角度看，这种写法倒也无可厚非。
司马家的家教良好。司马氏与曹氏对政权的争夺，胜负的关键，有时似乎纯出于偶然。比如，假如曹丕比司马懿更长寿一些，那结果将会如何？然而，人的寿夭，亦非仅决定于天数，曹操父子都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表示怀疑（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然后很自然的，怀疑论者堕落成享乐主义者，吃五石散，酗酒，纵情声色。司马家不能说与这些完全无关，但至少在司马懿、司马昭这两代，他们秉承儒家传统，大体上，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当然，他们不会是多么有道德感的人，只不过言辞和公开举动上既然标榜礼教，也就多少会有些习惯成自然。司马懿装病时精湛的演技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也有险些穿帮的时候。一次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懿想起晒在外面的书册，忘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僵卧的病人。正像那些寻常读书人所做的那样，他起身把书收进家来。
同样的，“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有时也得到了相当认真的对待。司马懿到了晚年，厌恶他的原配妻子。他生病了，妻子来看他，他竟然说：“老物可憎，你过来干什么？”“老物”于是羞愤绝食，而司马懿对此简直不以为意。然而接下来，司马师、司马昭等一帮子兄弟也统统跟着不再进食，一直等到司马懿屈服，向母亲道歉了才算罢休。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去世；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这样紧张忙碌的气氛，使得大晋的广大臣民仅仅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本人也不过穿到司马昭下葬，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把丧服重新穿起来，并趁机恢复儒家理想中服丧三年的优良传统。对此，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
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一向是服一天算服一个月的，结结实实服满三年，有必要吗？
已经脱掉丧服现在又重新穿上，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依据？
如果皇帝个人穿上丧服而大臣们都不穿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只有父子之道，而不讲君臣之道？
……
最终，此事作罢，但司马炎仍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之后不过几个月，即泰始四年（268）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素食素服。自然，其间君臣间再次有一回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
泰始十年（274），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一回，讨论的热点是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服丧三年。不必惊诧晋朝君臣的不厌其烦，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争论，其中有一些人（比如令人敬佩的王夫之）态度更是称得上慷慨激昂。
二、好皇帝
灭吴的这一年，前将军、青州刺史胡威去世。在天下一统，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里，这件事很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胡威生前曾经和晋武帝讨论时政，认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贷。晋武帝以自己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严厉措施为自己辩护。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要处理到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整肃教化，彰明法度。”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一再提及的，司马炎很宽容。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也没有追究胡威尖锐的态度。事实上，即使更猛烈的抨击司马炎仍然可以一笑置之。
晋武帝曾向司隶校尉刘毅问起，自己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竟然回答说：“桓帝和灵帝。”
桓灵在位期间，几乎已经成了黑暗时代的代名词，晋武帝有理由对这个评价感到惊奇。于是，刘毅答道：“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国家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则进了个人的腰包。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
于是，司马炎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
对儒家思想中理想君主的模板，司马炎无疑相当熟悉。既然他愿意标榜自己“诸生家”的出身，他当然也愿意去迎合这个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发表批评意见，无疑是理想君主必须要有的素质之一。只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司马炎缺少甄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满意自己那个宽容的姿态。能够迅速说出那个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句子，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也是在灭吴的这一年，司马炎决定裁去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个决定后来对晋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面对四面八方的叛乱，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司马炎之所以要这样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传说中周武王灭商之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图景，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位理论上应该是创业者的皇帝更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公子哥。他注重仪表，精心修饰自己的发型和胡须。他喜欢那些贵族间的游戏，大臣们比赛谁更富有的时候，他都乐于去掺和一把。如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里，提到晋武帝作为王恺的外甥，“每助恺”。比如赐给王恺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好让他压倒石崇。然而，谥号为“武”于他实在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司马炎不喜欢军事，祖父司马懿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他而言竟成了家门的耻辱。晋武帝的胡贵嫔是将军胡奋的女儿。两个人玩樗蒲游戏（类似后世的掷色子）的时候，胡贵嫔不小心用箭划伤了晋武帝的手指。晋武帝发脾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胡贵嫔说：“有一个人，他的祖上向北伐灭了公孙渊，往西挡住了诸葛亮，不知道不是将种又是什么？”于是晋武帝“甚有惭色”。当然，晋武帝对女人的强烈兴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灭吴之后，他把孙皓的后宫也接收过来，五千宫女被从南京带到洛阳，于是，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人。人数太多反而导致失去了明确目标，晋武帝就坐上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
好在，儒家学说是很人性化的，上述种种都算不上很严重的问题，在典籍中不难找到辩护，皇帝不必为此受到太多的指责。就以好色的问题为例。当齐宣王声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的时候（“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即回顾了太王好色的典故，并总结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于是，司马炎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好色下去。
此时司马炎最大的心病，也许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一个优秀得过分的兄弟。
三、兄弟怡怡
司马炎从曹魏手里接手政权相当顺利，但是他能坐上这个宝座，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他的父亲司马昭曾多次说过：“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居摄相位而已。”司马昭抚摸着自己的坐床，又说：“这是桃符的座位。”
景王指的是司马师，桃符则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攸是司马炎一母所生的弟弟，但名分上是堂兄弟，因为他已经过继给司马师为子。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三国演义》中面目模糊，似乎无甚分别。实际上，司马昭在哥哥面前，很可能有些自卑感。当年司马懿与曹爽争斗得最激烈的时候，遇事从来只和大儿子商量。司马昭不能抱怨父亲偏心，关键时刻，司马师可以魔术般变出“死士三千”为父亲效命，而司马昭只能在一旁怔怔地看着。发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昭终于被告知了行动的计划，结果，这一夜他无法安席，而司马师则坦然偃卧，酣睡如常。
司马师去世时没有儿子。他的原配夫人姓夏侯，是曹氏的亲族，司马家夺权的行动开始之后，这个女人让司马师感到不安，所以不得不被毒死。在此之前，两个人感情应该不错，这一年她二十四岁，却已经留下了五个女儿。后来，司马师当然会续弦，并且还有别的女人，但没有人给他带来一个男孩儿。于是，司马昭才成了司马家权力的继承者，才有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的事。
司马昭宣称要传位给司马攸，自然不完全是对兄长的缅怀。他有理由更偏爱这个小儿子，司马攸有能力，也有一批善于制造舆论的支持者，所谓“才望出武帝之右”。当然，司马炎也得到了司马昭身边一批元老重臣的拥戴，他们说，司马炎有及地的长发，过膝的双手，这些都不是人臣可以拥有的相貌。
兄弟俩争夺继承权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其间的激烈程度。《晋书》当中，武帝一朝许多大臣的传记里，都谈到了他们当时的站队问题。如卷三十五《裴秀传》，卷四十《贾充传》，卷四十三《山涛传》等。
司马昭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长子，然而，他对这个选择很不安，他向司马炎讲述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的故事、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的故事。司马炎当然不会不熟悉这些掌故，这都是些当了皇帝的兄长虐待兄弟的故事。司马炎看见，讲着讲着，父亲就流下泪来，他自然也就必须做出诚惶诚恐的反应，对父亲郑重承诺。最后，司马昭临终时，拉着司马攸的手放到司马炎的手里，要他善待这个兄弟。
司马昭看来是多虑了。晋武帝即位后，至少就表面上而言，气氛不失为一片祥和。晋朝总结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重要一条，是皇帝太过防备自己的亲人，各地的宗室都没有权力，起不到拱卫朝廷的作用。因此，晋武帝一登基，就大封了一批同姓王。他没有打压昔日作为竞争对手的兄弟，司马攸得到了优待，被册封为齐王。而司马攸也显得高风亮节，朝廷允许诸王自己选拔封国的官吏，只有齐王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力，全部官员的任命，都请求皇帝指派。
四、周公还是太公
咸宁元年（275）冬天，洛阳城发生了大瘟疫，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染上重病。很多大臣都觉得，皇帝的御体已经无法康复，在私下里或半公开地，他们开始讨论继位者的人选问题。
太子的智商，一直是大家多年来所担心的，而武帝其余的儿子年纪还小，显然也并不适合继位。于是，很多人再次想起了齐王司马攸。齐王没有前往自己的封国，这些年里，他留在朝廷，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孝敬、节俭、体恤下情、关心民生，一点一点积累起比当初更高的声望。有人于是找到贾充，说起一些“立人当立德”的话题。贾充既是重臣，两个女儿又分别嫁给太子和齐王，他的表态，自然具有相当的分量。贾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保持了沉默。
出人意料的，皇帝痊愈了。他很快知道了朝臣们的议论，无疑，这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不能容忍当初的对手取得成功，即使是在自己死后也不行。
晋武帝的反应相当强烈。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沉默也是天大的错误，于是他迅速削夺了贾充的兵权。这一点，和后来灭吴时他对贾充一味纵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照例，史书上提到这时有奸佞小人离间晋武帝和司马攸的关系。但很难说这点挑拨当真对晋武帝的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他们大抵只是奉承上意而已。终于，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前往自己的封国。
尽管如此，以孝治天下的形式仍神圣不可侵犯。孝悌自来并称，兄弟一伦与孝道密不可分。孔夫子更是说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话中，就包含着政治学的全部精髓。从诏书的措辞里，我们还是仅看得到皇帝对齐王的尊崇。司马攸被比作西周初的第一任齐国国君太公望，是诸侯的领袖，让他就国，是进一步突出他的特殊地位。同时，晋武帝还增加了齐国的封地，进一步提高齐王仪仗方面的待遇，并额外加封司马攸的一个儿子为王。
朝臣里有太多老狐狸，当然不会为这些美妙的言辞所迷惑。他们太熟悉这种明尊实贬的把戏：齐国是一个大国，但没有驻军，而齐国周边各地，则多有重兵屯驻，这等于是把司马攸包围监控了起来。他们纷纷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许多仍然出自儒家经典，比如说齐王是皇帝陛下一母所生的弟弟，所以更适合被比作周公旦而不是太公望，而周公，恰恰是留在朝廷的。
然而，皇帝态度坚决，不为朝臣的请求所动，或者，恰恰是朝臣的所请使得皇帝更加坚决。齐王称自己需要养病，并请求为母后守陵。他提出这个请求看来十分自然，齐王自幼就是以孝心知名的。但皇帝相信这只是借口，他认定齐王只是不愿意脱离权力中心，好继续等待机会而已。至于养病，任何时候，生病难道不都是最常见的推托借口吗？
晋武帝派御医去探视齐王，御医知道皇帝想听到的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消息总是齐王健康状况良好。晋武帝于是召见司马攸，司马攸“以礼自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习惯于端着。在皇帝面前，他更是强撑着让自己举止如常。于是，晋武帝越发确信司马攸并没有病，勒令他赶紧上路。
就这样，司马攸踏上了前往封国的征程。仅仅挨过了几个晚上，他便呕血去世。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表示后悔，他杀了御医，自己则失声痛哭。这时有人出来劝解，于是，皇帝便收住了眼泪。
这种藏着掖着的较劲方式看来使人气闷，不过如此含蓄的权力争夺，在大晋朝很快将成为绝响。十余年后，处身于八王之乱中的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一边把本朝的衰落归结于此，一边却也许甚至会有温馨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