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坦基·梅茨格即将被判刑前，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原因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我与坦基是表兄弟，他姐姐尤妮斯·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逼我出面求情。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
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本该如此），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惊得我浑身颤抖。她在平静之后说，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
“法官不是那样……”我制止道，“有些法官可能是，可是艾勒不是。”
尤妮斯逼得更紧，“求求你，艾扎，别把我推开。坦基会被判高达十五年的刑。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至于说他的同伙，我是说……”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必须保持沉默。
我说：“我多少明白了。”
“你不同情他？”
“那怎么可能？”
“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艾扎，可是我常常说，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
“说得对。”
“而且过去的日子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她又失去控制。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任何专家，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她不是因为脆弱，这个我敢肯定。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她像她已故的母亲，坚强、不屈，有毅力。她可敬的母亲直率、头脑简单，很原始。
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个错误，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作她母亲的代表，她如此哭泣，部分是代沙娜哭。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儿子是重罪犯，对沙娜是奇耻大辱。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只知道自己痛哭，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
“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艾扎。她说你是天才。”
“她是这么说过。家里人的看法而已，世人没这么看。”
尤妮斯为拉斐尔（坦基的真名）求情，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
“你们——你们两人——保持联系吗？”
“他不回信，也一直不回电话。艾扎！我要他明白，我很关心他！”
回首往事，我心情激动，神采飞扬，但闻听此言，顿感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尤妮斯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真让人难以接受。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我们很关心您”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而现在流利了，能像最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便很得意。
我不能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给我胡扯”。相反，我不得不安慰她，她有心脏病——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我说：“你放心，他知道你的感情。”
虽然他是个恶棍。
不，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坦基）真是恶棍。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弄得我快疯了）夸大其词。他与恶棍来往，但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政官员、新闻记者、大型建筑公司，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恶棍出手慷慨，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如果我是但丁，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
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是坦基让她找的）。她说：“你是名人。”
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独创了一个“著名审判”的电视节目，并担任节目主持人。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请我，并给我好的职位，可被我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精力过剩），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于是，我突发奇想，编了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法律之庭》，由来自芝加哥、西北、德保尔或约翰·马歇尔的优秀学生，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臭名昭著的案子。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而非学府的知名度。最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如狡辩、招摇撞骗、厚颜无耻、出其不意、自我陶醉等等。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掌握进程——定好基调。选案例时，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我偏爱个性奇特、性格神秘、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节目前，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尔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顿晚宴。自己吃的是老一套——一块大排，半生不熟，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1]色拉调味酱。甜点是圣代冰淇淋，一边吃圣代，一边吞巧克力，其中夹着不少烟灰。我不是炫耀自己。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现在已荡然无存，否则我有可能变成“小丑”，用《剧艺报周刊》的话说，一个“滑稽角色”。我很快看到，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弗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在节目过程中，我引导、刺激、放任他们你争我斗，并驾驭他们。结束时，我妻子塞贝尔[2]（我妻子叫伊莎贝尔，因她肤色较深，我就叫她塞贝尔）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成了显贵。塞贝尔与我离婚后，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她最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成了名人。
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此，三十年后，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我还是《法律之庭》的主持人和明星，还是媒界的名人。有些东西魔力无穷，永不衰竭。我仿佛是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赚了大笔的钱。我现在知道，在尤妮斯心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而且是个神秘人物。“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干吗，艾扎？”
“没有。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五年，在兰德公司工作，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我在那里搞研究，写报告，进行分析。我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
我想消除神秘——驱散艾扎·布罗德斯基的神话，但像“研究”及“分析”这样的字眼，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
几年前，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出院时她对我说，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说她丈夫厄尔“感情上不可依靠”（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一个在和平队[3]，另一个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忙得没工夫看她。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她说：“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黑乎乎的旧画，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还有外文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意思是说，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你一定有女友吧——女性朋友？”
她在影射“男人问题”。我生活在这个阴沉、奢华的公寓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
不，那也没有。（对尤妮斯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新奇的地方，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她说：“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赌博——“想明天吃晚饭时见你。”
“行，说我在门罗街‘意大利村’饭店见他，晚上七点，楼上私人小包房。让他问领班找我。”
坦基1946年退役后，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约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当时我要上飞机，他将乘下一班班机。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这与我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将我介绍给他同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著名的表兄，艾扎·布罗德斯基。”他说。与此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人到中年，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4]瓷品，留着鬈曲的金胡子。他的牙齿又大又方。该用什么词儿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肥头大耳，滔滔不绝，维生素充足，有权有势，富贵而傲慢。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光头艾扎，眼睛像猩猩，扁平的圆脸，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长手臂，橘红头发。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件事。这个世纪初，曾有人问毕加索，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他回答说：“年轻人，在忙我。”可是，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伴。我不介意被看作聪明人，可坦白说，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
反过来看坦基。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拉斯韦加斯、百慕大。坦基还在说：“在我们家族里，艾扎是天才。至少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
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事实如此。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希望的玫瑰”而得意过，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也许是托尼·普罗文扎诺，或者是萨利（巴格斯）·布里古利奥，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5]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不会是杰米·霍法，霍法当时在监狱里。否则，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我会认出他。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因为战后，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里夫金。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据说霍法也有股份。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哈尔当老师。哈尔极其机敏狡诈，不肯用功读书。由于他迫切想做事，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那年他才十四岁。有年夏天，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他说：“你得找我儿子哈尔。他负责进货。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坎托[6]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我在那里督促哈尔，教他独立离格（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的用法规则，同时监督他工作。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
自然，大部分时间我待在酒吧，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人，只有哈罗德·杰宾斯彬彬有礼，谈吐中，至少与我谈话时，流露出书生气。其他人非常粗野。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男人对男人，阳刚之气，但他错了。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他也很粗野，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恺撒说：“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
坦基当时刚退役，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这是米尔蒂的副业。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表弟坦基（拉斐尔）正是通过米尔蒂·里夫金见到了雷德·多尔夫曼。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多尔夫曼，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间人。多尔夫曼当时是个体操老师，从他父亲雷德那位老拳击手那里继承了坦基。一大批团伙关系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引导出所谓的“高尚活动”。渴望“出类拔萃”，这不是一个抽象目标。我并不是从学校小组讨论会上明白这一点的，这是健康、生理和性格的需要，它以无法获得的交感作用为基础。人类对脸面、事迹、身体的沉迷，将我引向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于我，犹如飞行生物的雷达。我成熟时，才发现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而正如我刚说过的，学校教育与此没多大关系。上大学时，我坐高架火车往返学校，在车里要坐数小时。火车轰隆隆地上下跳动着、尖叫着从城南贫民区呼啸而过，我则温习着佩里教授课上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圣托马斯的内容。
别去管这些思维了。坦基来到“意大利村”，他交了五十万保证金保释在外，等待宣判。他气色不好，根本就没血色。成年累月的野蛮行径使他那张大脸浮肿。凭我业余内科医生的医术，我断定他患有高血压——上压250，下压165。即使不进监狱，他也面临突发心脏病的危险。坦基将他爱德华式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为了精神面貌，且就在这天早上，理发师将他的头发染成金色，这个时候不能露出白发。尽管如此费神，他已不再生气勃勃。坦基不会在乎我的同情。他已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惩罚。若我表示点滴怜悯，他会生气。当我说他那边麻烦成堆时，唯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