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我“全明白”是徒劳的，但她说到“悠闲过日子”时，用意相当明显。这里具有两个明白无误、相互联系的内容：（1）我特殊的爱好；（2）我终生与弗吉·邓顿·尼·米勒特斯——一位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演奏家——梦恋般的关系。尽管弗吉先天有缺陷，她仍然掌握了竖琴的几乎全部演奏曲目，只放弃了几首不可能演奏的作品。她的演奏事业很成功。绝对没错，我确实从没有治愈我对弗吉的感情——那双黑眼睛，圆圆的脸洁白、坦率，女性味十足，充满人性或者说从中可以获得善良的保证。就连她短鼻子上微小的破损——一次车祸的结果，她拒绝移植塑料鼻子——也很有魅力。在我看来，说“女性”一词用于她身上最富有代表性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可能，我总去听她的音乐会；我在她家附近散步，希望能与她邂逅，还想象在百货商店见到她。偶尔几次的相遇——三十年中有五次——具体细节都记忆犹新。当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将她在印度写完的《加尔布雷斯[74]传》借给我时，我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这唯有用感情膨胀或精神发泄来解释。弗吉·米勒特斯，这位缺了拇指的维纳斯，带着她充满激情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力量，当然成了塞贝尔“你还是继续悠闲度日”的真正目标。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也许会有幸福，犹如阿里斯托芬[75]爱情神话中两个分隔的人渴望团聚。我当时是个富有灵感的哲学系学生，长期乘坐喧闹的电动列车，从范布伦[76]街及许多当铺来到第六十三街及它的吸毒者们中间。在漫长旅途中，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苏格拉底形容的高高在上的厄洛斯[77]。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之间的爱完全是不自然的爱之梦幻，应该遭到塞贝尔的蔑视。
在哈伊亚当酒店，我们喝了杜松子酒，塞贝尔发表了一番令人称奇的言论，这不像她平时的洞察力，确实不一样。她说：“我认为‘悠闲度日’一词并不令人满意。更准确地说，你拥有一种热情，并且独自享用。你拥有一种独特疯狂的高能量。正因为这种高能量，你可以无视平庸的肮脏的事实，而其他人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忍受。你其实就是一个热情的宝窟，艾扎。你依赖你自己的热情宝窟生活。像其他人一样，精神不振会使你窒息。”
这是令人奇怪的一击。说得有些道理，我为此对她刮目相看。不过，我没有立刻做出反应，等空闲时再好好思考一下。我开始跟她说起肖勒姆，将他的事情描述给她听。假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对他进行专题访谈，使他受到应有的关注（战争英雄——哲学家——出租车司机）。他也许能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慷慨解囊。塞贝尔当即反对。她说，他会沮丧的。如果他宣称康德和达尔文的最终继承人是他，听众们会说，这家伙是谁？她承认人们对马恩的出租车会兴趣大增，但庆祝仪式要等到1948年才举行，还有一年的时间。她还说她的节目不会一播就能起募集基金的作用。她说：“你肯定那人真快死了？你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罢了。”
“这话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我说。
“也许吧。你一向对亲戚们善良。家属向你的热情泼冷水，你就投向亲戚。我过去曾想过，假如有人告诉你停尸房可能有一个堂表兄弟，你会打开停尸房的每个抽屉查看。你自己问问自己，有多少亲戚会来找你。”
这句话让我发笑。塞贝尔一向很有幽默感。
她还说：“核心型家庭[78]破裂时，投给那些旁系亲戚们的热情又有什么用？”
我能想出的唯一答复来自旁门左道。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为堂表亲戚间的忠诚所控制。”
“是吗？结果很不错，对吧？”
“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后的古老的甜蜜生活[79]。”
但这不是我的真意。数千年的无政府状态于1914年达到顶峰，在凡尔登[80]与坦尼堡发生的野蛮事件只不过是为1939年之后的更大的毁灭拉开了序幕。这又是普遍的悬虑不安——历史缝隙裂开了，枷锁在消亡（黑格尔语），数世纪的桎梏解除了。如果你意志不坚强，它会使你头晕目眩，假如你不会头晕目眩，你将会走向自由。如果无序没有使你毁灭，那它将给你创造一定的机会。当我夜晚坐在那套圣墓般黑暗的公寓里时（每次尤妮斯来看我，都对身边的环境大惑不解，“瞧这些东方的地毯、灯笼，还有那么多书。”她说），你不会知道我正专注于思考，枷锁的消亡和桎梏的崩溃使得自由成为可能，我将如何充满热情地扑向自由。书有无数，但仅有半架管用。学识的增长不保证美德的增加。我常读的一位作家侧重于热情。他引你思考爱与恨。他否认恨是盲目的。相反，恨是条理分明的。一旦你让恨萌发，它会一路向内心吞食，吞噬你整个身躯，强化内省。它不是盲目的，它只会越来越明晰，打开人的思想，向外延伸，思索自身，最终把握自己。同样，爱也是明白的，不盲目。真正的爱不虚伪。与恨一样，爱是本源。但爱难求，恨易得。等待稀有的热情，无疑会危及你自身。若你毕竟欲求明晰，且因恨丰富，故你应设信心于恨，倾你全部灵魂拥抱它。
尽管塞贝尔有能力讨论此话题，但我不想与她讨论。她仍在喋喋不休我对堂表亲戚的弱点。她说：“如果你也像对那些疯子、那些蠢笨的亲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对我多一些关心，我们绝不会离婚。”
“诸如此类”是暗指弗吉。
塞贝尔在暗示我们再试一次？难道她是为此而亮丽梳妆、漂亮装扮自己的吗？我觉得受宠若惊。
我上午去了杜勒斯，然后乘协和式飞机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候巴西的国会议员们做出决定。我为自己的报告匆忙写下要点，然后无拘无束地想其他事情。我思忖塞贝尔是否要我向她提出复婚。我喜欢她所言贮藏的热情。依她所见，自亲戚们、自弗吉，我的格调已沉溺于简单的内心情感。我缺乏真正的现代严肃性。也许她以为我通过参观旧画廊、信步美术馆、洋溢于亲情、喜于粉饰的遗迹，来满足一位艺术家的需要，可是又没有坚强到能承受住极大的狂喜，也没有因虚无主义之火的洗礼而得以净化。
至于婚姻……独身生活是沉闷的，然而，要结婚也不可避免要做些不愉快的思考。我到华盛顿能做什么？若塞贝尔移居芝加哥，她能做什么？不，她不会自愿移居。我们将飞来飞去，往返两地。若一件件详述，塞贝尔已是个驾驭公众舆论的人物。舆论即是力量。她属于拥有巨大权威的群体。此种权威非我所关心。与保守的对手相比，她所属的群体不属于很愚蠢的蠢人，但毕竟是蠢人，且在她的行业中，蠢人比其他行业数量更大，更具影响力。
我现在到了巴黎，在蒙阿朗贝尔酒店前停车。我放弃了一家我喜欢的酒店，因我在行李内发现了蟑螂，这些黑色昆虫随我重新越过大西洋，准备征服芝加哥。
检查完蒙阿朗贝尔酒店的客房，我沿巴克林荫道走向塞纳河。这些不朽的首都依然对美国人有着极大的魅力，多么神奇。感觉告诉我，就连此地的太阳亦具不朽的形状，犹如墨西哥的日石，照亮了圣教堂、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第九大桥及其他中世纪的古迹。
晚餐后回到酒店，我收到罗丁逊小姐发自芝加哥的消息。“埃克斯丁基金会愿向斯塔维斯先生赞助一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