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迪太棒了！我现在可向肖勒姆交代了。我曾决定去巴黎，参加筹划行动，那么，如果他还活着，他明天就会出现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而相别数十年重逢时，我给予他的将不仅仅只是同情。梅迪曾说此笔赞助应用于证明肖勒姆以科学为依据的纯哲学是否如他所称，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发展。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说服梅迪的方法。我可自己挑选肖勒姆的读者，给他们一点钱——反正他们不应得厚禄，他们都是学院式的糊涂虫（瞧，对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未力阻美国的腐败。实际上，我谴责他们，是他们加速了美国的堕落）。五位专家，每人两百美元，这些钱由我支付，那一万赞助费全部用在肖勒姆身上。在华盛顿找找门路，也许可以从东德大使馆搞到安葬许可证，这需花两三千美元，包括贿赂费。剩下的足够支付遗体运输和最后的安葬仪式。假如肖勒姆的洞察力确信，他在托尔葛的安葬可将全球业已膨胀的疯狂缩小成丹丸，那就值得一试。埋葬在芝加哥的瓦尔德海姆，伴随哈莱姆林荫道上隆隆的卡车声，是无法指望产生什么影响的。
为适应欧洲时间，我熬了夜，玩玩单人纸牌，纸牌奇大，无须戴眼镜。这么玩玩，睡觉时就不会仍情绪高涨。只要平静与平衡，我可以理解我的处境。边玩牌边沉思，我理解了塞贝尔的指责。她说我缺乏热情的投入，毁了我们的婚姻。说起我对堂表亲戚的多情，她迂回曲折地暗示了犹太人的神秘性。塞贝尔有一个漂亮的犹太人鼻子，也许犹太味太浓了点。她了解我的弱点，显眼地向我展示她的腿。她胸脯匀称，喉部光滑，臀部丰满，两腿仍能在卧室里踢蹬——我过去常称“你的跳绳的腿”。那么，塞贝尔现在经过了三次婚姻，是否认为唯有我是她真正的丈夫？或是否她想最后一次与她的亚历山大对手（埃及人）竭尽全力较量一番？无过的弗吉是她一生所恨，仇恨使人条理分明，失去爱情。海德格尔亦会赞同此看法。可以说，他的思想传染了我。我打算去追求这两种使人条理分明的情感。爱不是太多，而恨则犹如氮或碳那样，无处不在。也许恨本身具有遗传性，因此它就是人身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血液也许为恨所膨胀。对于北极区内的道德冷漠，我在科里克和楚科奇生活的西伯利亚环境——霜冻不亚于烈焰的严重的副极地荒漠，适合建立奴役营的地方——中发现了具体形象。综上所述，我对弗吉·米勒特斯田园诗般的感情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普遍的冷漠的胆怯逃离。
我应该告诉塞贝尔，面对许多年都未实现的爱，[81]她是赢不了的。毕竟女性魅力无穷，你不拥有这样的女性魅力。
然而，我承认的真正挑战是捕捉和驯服邪恶。没有这种挑战，你将停止不前。面对新精神的诞生，却任疑虑摆布……
沉思到此，我睡着了。
上午，我的餐盘上放着一份罗丁逊小姐寄来的快件。此时我没情绪打开看。里面也许是关于事务性约会的通知，但我现在不需要它。我要去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见肖勒姆。但愿他在那儿。我在《世界报》上读到，由来自五十个国家的近两百个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大会，将于十一点举行。我将罗丁逊寄来的东西塞进衣袋，与钱包和护照放在一起。
我乘出租车急忙向圆顶大厦赶。这是一个宗教建筑艺术作品——是17世纪的布卢盎[82]，18世纪的芒萨尔[83]。它的壮观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我极度兴奋，思维混乱，在我看来，这个已有裂缝的大厦圆顶与一个蛋杯差不多。我腋下的汗斑在扩大。喉头干得发燥。我去打听马恩的出租车的情况，有人指了个角落给我看。司机们还未到。我只好游荡近半个小时，爬到上层[84]向下看圣日耳曼教堂的地下室。哇！多么壮观！多么美丽！如此精美的拱、立柱、雕像，还有行云漂浮、骏马奔腾的壁画，精致的拼花大理石地。我想亲吻它们。另外还有来自圣赫勒拿岛[85]的拿破仑所说的沉痛的话：“我愿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边，安葬在我多么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安葬在这个国家的中央。”[86]现在拿破仑安葬在重达三十五吨的磨光斑岩下，富有罗马式辉煌。
下台阶时，我取出了罗丁逊小姐写的信封。读着尤妮斯的信——信封里只有这封信，我清晰地觉得心里激动，或是狂喜。是坦基的第三个愿望：我再给艾勒法官写封信，要求将最后几个月的刑期判在拉斯韦加斯的过渡教习所内服刑。尤妮斯解释说，过渡教习所只有基本的监督。上午签字出去，晚上回来再签到。白天时间归你，可以做些私活。尤妮斯写道：“我看监狱简直成了我弟弟获得无数经验的地方了。他毕竟很聪明，因此从监狱里学到了所有能学到的东西。你给法官谈谈这一点，用你自己的话说。”
用我自己的话说，大鱼在富丽堂皇的楼梯上摇晃了一下，内心一片昏暗，耳边响起了大海的咆哮。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终于来了！”他想张开一个血盆大口，用牙将信撕得粉碎。
我也想回信：“我不是笨蛋表兄，我是条能许愿、有无穷力量的大鱼。”
我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将尤妮斯的来信撕成六片、八片、十片，然后在废纸篓里寻找克制。等回到集合地时，情绪已差不多复归正常，但还没彻底正常，还有些反复和不平。
大约有一百个代表团已聚集在出租车司机角落，也许用“聚集”一词来形容这群异常激动的人较合适。这些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戴着帽子，别着军功章，身穿制服，还有蜡染布裤子、秘鲁帽、马裤、印度绉纹马裤、非洲大红长袍、苏格兰褶子短裙、希腊衬衣、锡克族穆斯林头巾。整个聚集的人群使我想起了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在那次联大上，我见到了身穿白色服装的尼赫鲁，他的翻领上别了一朵红玫瑰，头戴一顶面包师戴的那种帽子。就在那次联大上，赫鲁晓夫脱下他的鞋子，愤怒地敲着讲台。当时我正好在场。
这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上的地理课。我们发了一套小册子：“我们日本的小堂表亲戚”“我们摩洛哥的小堂表亲戚”“我们俄罗斯的小堂表亲戚”“我们西班牙的小堂表亲戚”。我读完了这套小册子，读到了小伊万和小孔奇塔，叙述缓慢。我向他们敞开我渴望的心。瞧，我们贴近了，我们毕竟是一家（正如坦基“毕竟”非常聪明一样）。我们不是英国佬，不是意大利佬，不是德国佬，我们是堂表亲戚。这个观念很辉煌，我们中凡是将激动的心敞开，面对世界亲戚大团聚的人是幸福的，我就是。我们将零花钱捐给基金会，用于重建20世纪地震后的东京。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应当将它夷为平地。而日本儿童不可能有他们的美国小堂表亲戚这样的书。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也从没想了解此事。
两位九十多岁的法国老人，1914年的幸存者，他们的出现，顿时成了人们更加关注的中心。多么令人愉快的聚会啊，我想，或如果我不是那么激动的话会这么认为。
我哪儿也没见到肖勒姆。我想我本应该让罗丁逊小姐打他芝加哥的电话，问一下情况，但他们肯定会问是谁打来的电话，什么目的。我不遗憾来到这个震撼人的大厅。事实上，我不会错过它的。我热切地盼望与肖勒姆相见。甚至准备好了对他说的话。我不能漏过他。我走出人群，在人群外寻找他。代表团的人已被领去开会的地方，我策略地站在一个门口。五颜六色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
总之，发现肖勒姆的不是我。我不可能找到他。他的变化太大了——消瘦。是他发现了我。一位由年轻妇女——居然是他的女儿——搀扶的老人瞥了一眼我的脸，然后站住脚，对我说：“我这人睡觉不多，不会做梦，不过，如果我没产生幻觉的话，这应该是我的堂弟艾扎。”
是的是的！是艾扎！肖勒姆就在我面前。他已不再是那张用傻瓜相机拍摄的彩色照片上那个老人的模样，那张照片上的他，浓眉下两眼内视。由于体重减轻了许多，他的脸消瘦了，绷紧的皮肤再现了他的青春气息。比照片上口吐先知之火的人少一些狂热，更具生命力。他的眼睛大得出奇——如新生儿的眼睛，初次露出它们的形和神。我突然想到：我做了什么？你如何向这样一个人说为他准备了钱？难道我该说我给他带来了准备安葬他的钱么？
肖勒姆在说话，对他女儿说：“我的堂弟！”又对我说：“你住在国外，艾扎？收到了我的邮件？我明白了——你没回信是想给我个惊喜。我得发言，迎接代表们。你与我女儿坐一会儿。我们过后再聊。”
“当然……”
我需要这个姑娘的帮助；我得将埃克斯丁赞助金通知她。她将使她父亲对这个消息有个准备。
这时，我突然觉得我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我们的生存负担不是太过分吗？我没有忘记，并观察和研究了我的堂表亲戚，而这些研究似乎确定了我自身的本质，使我始终如一。我没有将自己归入他们的行列，于是我突然得为这个疏忽付出代价。当代价有所表现时，我腿脚虚弱无力。于是，当姑娘注意到我似乎迈不动腿，向我伸出她的手时，我想说：“你想干什么？我不需要帮助。我每天仍打满一场网球。”相反，我伸手让她挽起，她带着我，两人顺着走廊走去。
石雅芳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