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邀回到家乡，准备做一场演讲，关于一位德国诗人[1]。两百年前，11月的某天，这位诗人在万湖滨的低洼地与他的爱人亨利埃特·福格尔双双殉情。子弹穿过了他的喉咙，以及他爱人的胸膛。16世纪建造的市政厅，仍庄严地矗立在中央广场上。而我就要在它的大厅里介绍这位诗人的思想与诗作。这是座小镇，城里的宾馆很早就关门打烊，我怕讲座结束后连顿像样的晚餐都吃不上，于是晚上六点就闪进一家临河的小酒馆。酒馆边的小河水流经整座城市。
半小时后我与这次演讲的几位策划者接上头。我们刚点好菜，我哥哥进来了，和我们坐到一起。几周前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回家乡来做一场演讲，不过那位德国人的诗歌阴郁晦涩，想必他也不感兴趣。我们多年未见，二十三年前我背井离乡，从此再也没回来过，而他却宅居故里。我们各过各的，除了共享着对母亲以及年幼时的美好回忆，此外，并无交集。通常来说，我们只需要用两个小时，履行感情上的义务，不要背离手足之情彻底不相往来就已足够了。
我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5月末的那一天，我的哥哥跟随着客人踏进这所亚洲风情的小酒馆，从他身后房屋的窗户，可以看见几棵柳树、河流以及远处第一排房子，他望向我们，而（我看过去的）那一边是一个瘦高的男人，单身汉，四十来岁，穿着考究，面容和善，自制而克己，就像是第一次认识一样。他挨着我坐下，没有吃东西而是点了一瓶啤酒。我们聊起了文学和从属句法的结构，那位自杀的诗人正是以此闻名。我哥哥并没有参与我们的话题，只时不时地低头啜饮着自己的啤酒。我觉得，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好像早已预想到了这种情况。他不喜欢和我的仰慕者们待在一起，他最厌恶的就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我曾答应和他谈一会儿，但我知道这个承诺一定会被戳穿是个谎言。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倍加煎熬。我们坐在酒馆长凳上，身体不可避免地相互擦碰，这更加剧了他的不快。他在凳子上挪来挪去，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在我看来，他只是碍于礼貌才没有起身离去。尽管我也觉得，正如刚才所说，这状况确实让人不快，但我对这样的气氛已习以为常，沉默对我来说也并不新鲜，他别扭地绷着脸，这个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
在服务生送餐斟酒的间隙，我们偶尔会转换一下话题。我曾听说，我哥哥和他妻子间的感情并不和睦。他们是几年前认识的，而现在我哥哥担心这段感情就要终结。我不便打听太多细节，我们独处时也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件事。假使我们之间存在着信任，那这种信任一定被一言难尽的沉默所禁锢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未深入触及过根本问题。
快八点的时候我们结了账，动身前往市政厅。我哥哥要去值夜班，在救济站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瘾君子分派床位和居所。和我们告别后，他就骑着自己那辆天蓝色的自行车离开了。这辆酷炫的自行车像摩托车一样，有高高的把手、低矮的鞍座和宽宽的轮胎。这辆车和主人的年龄、性格完全不搭调，不过我哥哥自己也心知肚明，并且乐在其中。他的身影在夕阳下渐行渐远，消失在尽享柔和春夜的散步人潮中。
演讲开始了。我活灵活现地呈现了这位诗人的形象，就像他曾表达的那样，在这世上没有什么能帮助他，一个曾经的士兵，在欧洲大陆到处游荡，也曾在这座城市停留过数月，流落于阿勒河的岛屿，也曾处在内战的边缘，他希望安于简单而质朴的农民生活，但他追随着一种幻觉，致使愿望落空。这种幻觉是否是对生存的祈求，源自他曾见过的或参与过的暴力。年轻时他跟随部队围困美因茨，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能发誓，那是一场难以言表的屠杀，所有人，除了这位诗人。阵阵炮击声却唤起了他最甜蜜的回忆，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七千多具分散在城中各处的尸体，而是头一次情感迸发时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种感觉他无法忘怀。是因为我的不适，还是仅仅因为这个让我情绪爆棚的微醺春夜，让我去赞颂一个双重自杀者，或者说一个既是谋杀者又是被害者的人。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可以确定的是，讲座结束后我立马要赶去最近的饭馆。读书时的两个老朋友紧跟着我。这是一家小饭馆，就在广场的另一头，离市政厅几步之遥。它的名字叫作“屠夫之家”，门面上装饰着金色的狮子和充满力量的屠夫刀，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含义深刻，不过这不妨碍我立刻灌下两三杯掺着烈酒的啤酒。就像我之前所说，这座城市的饭店都早早打烊，“屠夫之家”关门后，我们又微醺着出发，路过几幢房子辗转去到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穿过狭窄的隔层，我们进入酒馆，吧台那边坐着两位撩人的女士，她们是夜色中的女王，除此以外酒馆中空无一人。其中一位是个亚洲美人儿，名叫黛茜，我和她混熟后，借着几杯酒下肚，兴致盎然地打趣她生疏的德语，借此故意制造暧昧的误解。和一个作家聊天对她来说颇令人兴奋。我讲述了一些那位诗人作品中隐晦的部分，这些内容其实并不太好理解，但她专注地聆听着，脸上流露出的兴趣真诚坦率。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是第一个对作品中那个突兀的逗号表现出理解的人。在诗人的一段描述中，这个逗号把一句非常平常的有关父女和解的句子转化为手淫的母亲的描述，她在这一刻和父女二人处在同一房间而并没有被察觉。黛茜贴在我的唇上，我对那个手淫的母亲所表现出的兴趣把她逗乐了。当我凌晨四点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时，心里倒没怎么缅怀我几个小时前花掉的演讲酬金，反而更想念黛茜，她抢在关门前最后一巡酒时飞身告别，丢下我一人守着没讲完的文学和没付钱的账单。
由于我对这座城市不熟，组织者已经为我订好房间，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里。我得即刻出发，说不定会有出租车肯载我几百米。我只记得那天的守夜人，或更多的是记得当时的羞耻感。当守夜人把登记簿放在柜台上时，我实在无法握住笔，更别提签下自己的大名了。这个男人稍后就选择放我一马，他决定让我第二天早上睡够后清醒时再来登记。我这才得以进入房间扑到床上去。待我想起来穿衣服时才发现起晚了好几个小时，鞋子还套在脚上；阳光直射在我的脑袋上，我看了眼时间后立刻紧张起来。我冲了个冷水澡，到餐厅里吃了个半熟的鸡蛋作为早餐，之后立马回到房间抱着马桶呕吐起来。然后我又迅速冲到巷子里，但我已忘了为什么，是要找东西？也许是一片止疼药？还是我只是想开始来回跑步。不管什么原因，我迷迷糊糊地瞎跑了一阵，穿过连廊，艰难地躲开行人。等我重新坐在酒店的露台上时，我努力让自己不要盯着外面的河流和路灯，而是集中注意力倾听当地电台，里面正播放着记者对昨晚演讲的提问。他想知道，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身处故乡的我感觉如何。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回答的了，但半小时后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感到松快了很多，我只希望不用和任何人见面，也别撞见任何人。当我终于坐在火车的小隔间里，看着列车缓缓开动时，我对自己说，所有的难堪都过去了，我终于从与家乡的重逢中脱身了。但是从昨晚分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哥哥。
最近一次收到我哥哥的消息是11月份了。那个周日，我给他发了条短信，祝他生日快乐。我坐在湖边，天气暖洋洋的，让我想起《马汀尼夏天》[2]，海鸥盘旋在湖面，远足者在湖边散步。我突然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日子，是不是他前一天并没有庆祝生日。我应该在这之前，更仔细地斟酌生日祝福才对。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复。没错，他用他的方言写道，今天就是他四十五岁生日，他非常高兴我还记得他的生日。他诚挚的谢意让我感到了一丝自责，尽管我这种祝他生日快乐的方式廉价又小气，连张祝福卡片也没给他寄，但这已经是长久以来我给他最大的关心了。他无数个生日都无声无息地过去，而我从未送上过祝福。我决心以后要经常想着他，让他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如此，我还决心要多关心其他人，所有那些我曾忽略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必须摆脱冷漠，作出改变。那时这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刻不容缓，而如今我却几乎忘得精光。这一天我所做的就仅有这条短信，我也没对他的短信做任何答复。
而我绝不可能知道：就在六天前，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日程表显示那天我和孩子们一起去了动物园，而我的哥哥，他坐在桌前，用黑色的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生日和每一个特殊日子，还有当时的时间。当我和孩子们在辽阔的猎场上找寻躲藏在灌木中的狼群的时候，我哥哥正起草着自己的遗书。有关遗产分配的事宜占了一页半，花了五十分钟。在接近下午三点时，他最终决定放弃遗体捐献，而是选择将骨灰撒在湖里。
六周之后，临近圣诞节之际，有一位陌生的女士电话告知我他的死讯。这位女士是我哥哥的上司，当时她正等着我哥哥去救济站值班。她打了几通电话给我哥哥的朋友，却没有任何消息，之后她报了警。我哥哥几个小时前在自己家的浴缸中被人找到。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声音温柔而小心翼翼。我哥哥是被两个男人发现的，我曾经和其中一个有过一面之缘。我哥哥的上司把这个男人的电话给了我。在哀悼了哥哥的离去后，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她挂了电话，而我，却脑中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我静静地坐在扶椅上流泪，感觉像是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的身体颤抖着，我讶异于这种身体下意识的反应，只因为我获悉了这个让人悲伤的噩耗。什么都没有改变，所有的一切和五分钟前一样。广播里仍在放着音乐，杯子仍放在原处，我接起这个电话之前把它放在了那儿。咖啡还是温的，邻居也还站在阳台上抽着那支烟。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拨通了那个找到我哥哥的男人的电话。他向我证实了这个消息。我清楚记得，在对话的前几分钟，一种窒息感席卷了我，我能感觉到这个男人觉得自己有义务向我，这个死者的家属，表示哀悼。而我恰恰也有此意，因为他是哥哥的朋友，他甚至比我更了解哥哥。也许对于谁该先向谁致哀这个问题，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明朗的境况中。我感到一阵负罪感，就答允说要另择一日再回一趟家乡。我还没想清楚回去后我要做什么，或者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但我也同样不知道，如果不去的话我要做什么，我猜，我可能会就这么整天整天地呆坐着。
我再次启程，前往火车站登上那辆列车，那辆半年前我刚坐过的列车，和上次一样，原因和自杀有关。我到的时候，已是晚霞满天。下车后，我穿过火车站后侧几条狭窄的街道，近十分钟路程勾起了我的回忆，童年的记忆浮现脑海。我认出迎面而来的男人就是我哥哥的那个朋友，他沉默着向我表示了欢迎，我能感受他的真诚。他家就在蜿蜒入山的轨道另一侧。群山在地平线上高高隆起，日落西山，昏暗无边。
穿过花园进了他家。桌旁还坐着另一个多年未见的哥哥的朋友。这位朋友更年轻一些，据说当时就是他俩一起去我哥哥家，发现了他还没僵硬的尸体。丧友之痛击中了这两个男人，却留下不同的印记。桌旁的男人脸上表情强硬而愤怒，另一个则缓和一些，表现出更多的震惊。
就在几天前，他们告诉我，他们还和我哥哥一起吃过饭，晚上还玩了骰子。他们一致认为，那天晚上的气氛即便谈不上欢闹但也算轻松祥和。我哥哥身上淡淡的阴郁没有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担忧。而其实这次他的抑郁既不是因为难以忍受时间，也不是因为他人以为的心情不好。
这两位朋友都说，那天晚上每个人有赢有输。谁都没有被幸运女神格外青睐或是彻底抛弃，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先兆。从这两人今天言之凿凿的叙述中，能看出一种暗示，是的，我的哥哥在告别，在心中告别，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一场孤独的告别。
说完了这番话，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思绪再次飘离黯淡烛火照亮的房间。他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一刻，三天前那个道别的夜晚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相见。过了一会儿，哥哥的两个朋友都冷静下来，坚持不应过分震惊于哥哥的离世。因为这是哥哥在完全清醒时作出的决定。这种决绝与坚定完全符合他的作风，整件事都表现出他的性格，他周到的思虑让人尊敬。他没有按自己习惯把门关严，这样他人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需要破坏门锁，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他把仅有的一些财物规整起来，把借来的物件都贴上了标签，并标明了所有者的名字。
那个年轻一些的朋友认为我哥哥并非轻率行事。他可以做证，曾经有好多次，大家一起喝着啤酒，半是认真半是玩笑，讨论着怎么死法才能最好地保持体面。大家都觉得，没有一种方法比如今他所选择的方式更好更能免除痛苦。他在说这些的时候，用了对我哥哥的另一个称呼。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到过有人这样叫他了。这是他当童子军的时候别人给他起的外号，是知情人间的秘密称呼。而当他生命终结之时，这个名称才又一次被提起。这是一个有着育儿袋的哺乳动物名字，一种生存在世界另一边的动物。
注释：
[1]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2]托尼·伯恩哈特的一出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