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又是一阵沉默。这种沉默不同于以往，它并不源于灵魂的感动，也不源于专注，但它也没什么异样。这沉默只属于这座城市，而对于这种沉默，我再熟悉不过了。
在一个寒冬的周日，有个人顶着今年的第一场暴风雪，手提一只棕色的油毛毡箱子，搭乘市郊列车，来到二十三年前曾离开的城市。这只箱子几年前得自一位老妇人。这老妇人独居在一座大房子里，有传言说，这老妇人不是寡妇就是还单身。顺带一提，每天早晚这个人都会来这房子的马厩中照料五头走失的牛，它们每次都用咳嗽来迎接他，当这个年轻人或多或少不情愿地回家乡去时，他要挤出几个词拼成句子，作为他短暂融入这个社会的第一种方式。他尽可能地避免显得圆滑优雅或受过教育的样子。一下火车，他就走到售货亭前，嘴里蹦出两三个含糊的单词，要了盒烟。就算面对老熟人，他也不会多说一个字。他从小就知道，只有那些走街串巷、推销无人问津的商品的小贩才会废话连篇。这地方的人习惯于沉默是金，只有少女可以闲聊，而到她们最终长大成人，又将归于沉默。万一外来人有什么疑问，期望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些许分忧解惑，那么他必须将这些话强忍心间。因为在这地方，提问不意味着你希望参与，而只代表不得体的好奇心。每一个问题都隐含着谴责与逼问。
因此在这个夜晚，我沉默着待在房子里，只听不说。朋友们一定和我一样充满负罪感。我不想显得好奇心过剩，去走近他们逼问他们。我也意识到，有的东西比语言能传达更多，尤其是对于自杀这件事，一切尽在不言中。未曾说出的想法就藏在一个眼神里、一个手势中，藏在眉头上蹙起的纹路里，藏在紧闭的双唇间。晚上，我们换地方去了我哥哥的继母那里，那儿离朋友家有几条街远。我哥哥的父亲因为几星期前的一次脑溢血被送进医院，还没有恢复意识。我们决定留下来参加追悼会，这要等到他父亲醒来能够接受儿子自杀的消息后再召开。我们拟了份讣告，这是我第一次稍微派上了点用场。我记得我们还曾争论过使用哪种语言。那个晚上没有再多说些什么。我要回家，回到我过去的生活，无论如何我都要试着回去。
我哥哥的遗产立刻就被瓜分了。一块天梭手表、那辆最后被人们在火车站找到的天蓝色自行车、一副国际象棋、一个装着精致骰子的蒙特卡洛棕色匣子，这个匣子对他比黑色的那个重要得多。几张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和克里斯·利亚的唱片，还有餐桌和椅子、寄给我的他收藏的漫画、床、一件黑的一件红的皮夹克、一套灰色的螺母扳手、手机、他账户里存的一些法郎。他所有的东西都分散在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中。所有亲近他的人都分得了一部分遗产，如我哥哥在遗嘱里写明的那样。没有人得到了全部的继承权。在我看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在一个人生命中和他息息相关的事物不会丢失，它们环绕在我们的周围，凭借它们我们得以相认。随着物主的离世，它们逐渐消融，如同星星在夜空中隐没。
一直到夏天，我都在探寻答案。他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问题的答案。我花去整个7月和半个8月穿过高原、越过沼泽到处漫步。在遥不可及的高原和沼泽中，到处是不知名的小花和银色的纤细的小旗帜。我待在家乡，和孩子们、朋友们在山里度过了最热的几个月。每天无精打采地待在露台上，俯视花园中茁壮成长的蜀葵和水芹。我没有沉浸在悲伤中不可自拔，悲痛也没有让我产生什么臆想，只有无法停止的思绪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我并没有感觉到怅然若失，我甚至不想念他。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到他还在的日子里。
我们采摘蓝莓，孩子们把篮子装得满满的，大笑着看小狗用嘴灵巧地把浆果从枝条上弄下来。此时此刻我脑中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有人看到了些其他的东西，在上个月偷偷告诉了我。我眼前一直浮现出那件红色的皮夹克，我哥哥当时应该就是穿着它躺在浴盆中。我试图理解朋友的话，从哥哥的脸的颜色中也能看出来，他们到得太晚了。我问自己，它到底是什么颜色。但我并没有找到最终的正确答案，所以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象中，我那死去的哥哥的脸每一次都变换一种颜色，从黄色到紫色，交替呈现出了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我还曾经试着一次又一次尝试想象他的住所。我一次也没去过那里，不知为什么我相信那栋房子一定建在一个斜坡上，但其实并非如此。厨房在我的左边，浴室在走廊的尽头，卧室在右边。我试着去想象出完整的场景，直到我意识到，我被自己的大脑愚弄了。这其实是我自己的住所。那是我们曾共同居住过的地方。在现实的基础上略作改动，就成了我想象中的环境。那个浴室，就是我哥哥被找到的地方，我希望会比我们以前的浴室更大。我在试图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因为我们的浴室狭小而拥挤。在我的想象中，浴帘没有收紧，而是向右侧拉开，挡住了他的脸。因为我在他上司打来电话后的第一时间，就是从一个放满水的浴缸中出来，所以我无法从想象中删去这一幕。如前所述，我不久就得到消息，他是躺在一个空的浴缸中，通过注射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我还听说有种方法，在热水中躺着割腕死去，像我之后想象的那样，不会特别疼。尽管我知道这是个误解，但仍然让我感到安慰。通常自杀之血会弄不干净——此后，有几次人们谈及他的死会这样说。实际上人们根本不想故意提及死亡，但话题却每每由此引发。他没有留下一点污渍，因为他躺在浴缸中，这样死时所流出的体液就能被冲掉，不会弄脏居所。
我问自己，他是不是早已考虑过，这种思虑让想象中排泄物变成现在样子，大家所说的干净会沦为截然相反的状况。是否他将自己的身体视作承载我们所蕴含的垃圾的外壳，到我们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也不能通过打开外壳让之公之于众？看起来，我哥哥的想法被证实了，因为，清洗浴缸的耗能小于清理尸体。但在我看来，这种洁癖实则是一种嘲讽，嘲讽这一带的常识：一个自杀者的最大麻烦，不是他的死亡而是他的肮脏。
我们沿着陡峭的小径攀登阿尔卑斯山，当朋友们沉醉于大自然在地表形成的皱褶时，我发觉，很少听说有自杀者某天突然消失，寻找一条鸿沟葬身，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攀索而下去搜寻他们的尸体；也同样很少听闻有人葬身于森林洼地中，因为在被他人发现之前，野兽就吃掉了他们的尸体。极少有远离人群不留踪迹地自尽。而大多数人就死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他们知道：或早或晚，总有人会撞见他们的尸体。不管自杀的原因多么私密，死去的遗体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成为一桩事件，成为一件社会上的丑闻。尸体必须被拖出房屋，拉到法医那里检验。还会作为档案存放起来，即便尸体被火化或掩埋，死亡这件事也并未完结。人们永远也无法和一个自杀者做什么了结。这点燃了我的怒火。我的神经被刚刚产生的想法碾磨着，以至于我无法和孩子们一起，为羚羊在山岩间来回跳跃而欢呼，这让我非常恼怒。
后来，我花了数周之久绞尽脑汁思考这个问题，以及成千上百个其他的问题。我开始和自己对话，不幸的是，这对话还不仅想象在脑内，我时常会说出声来。更不幸的是，我不止在独处的时候自言自语，就连在客人面前，在上厕所时都会说出来。而且有时我说得还很响，声音穿过门缝传到外面，导致了一连串的愤怒、担忧，再到窘迫的尴尬。人们想知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到底在厕所和谁聊天。我没有回答，把他们晾在一边。对于这些好心人，我唯一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是些安慰话，这也是我最后一点需求。我对我哥哥的死没什么同情惋惜。他的死并非不可避免，我的哥哥是去找他自己了。最妥当的方式是向他表示祝贺：自杀者取得了他想获得的成功，得到了他想追寻的结果。
我发现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也有亲人因自杀离去，比我想象的更多。现在他们都浮现出来，在经历了我哥哥的命运之后，我发现了他们。有许多人的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自杀离世，而像这样失去了一个远房亲戚，一个叔叔、婶婶或是外甥侄女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我发现，自杀是一种很平常的死亡方式，就像近视眼一样普遍。它出现在每一个家庭。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这种痛苦。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一整夜我都得到了安慰。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夜无梦安稳入睡。我决心去寻找和我同病相怜的群体，寻找机会和他们一起探讨有关自杀的话题。
我收到一个邀请，来自一位我认识不久的朋友的熟人。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女主人的母亲也因自杀而亡。我不知道其他具体的细节，比如她是多久前离世的，那时女儿是已经成人还是只是个孩子。我暗地里希望这事儿没过去多久，这样我们就有了相似的处境，能共同去探讨、去研究这个裸露的伤口。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若说即将到来的这场对话让我感到快乐，着实有点夸张了，这事儿毕竟令人不快。但兴奋席卷着我，这种神经质般的兴奋感我已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我们在舒适随意的氛围中度过了几小时，在吃甜点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提起了我哥哥的死。我简单叙述了他在浴缸中被人发现，大致的经过以及可能的缘由。我做好铺垫，希望能引出女主人母亲离去的话题，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寂静在慢慢发酵。此时，我的感受就像驾驶一辆超载的货车在沙地中穿行。
这种感受转瞬即逝。几分钟后，这场对话就逐渐结束了。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几个月中，我见过无数张面孔，也有过太多空洞的对视。我注意到，当不断谈论自杀的话题时，阴霾是如何在一个房间中传播并笼罩到他人身上的。他们的声调逐渐低沉而阴郁，他们的目光渐渐黯淡无光。只有极少的人能无动于衷地将自杀引到其他轻松的话题上去。最近一次去看戏也变得了然无趣，因为人们不能容许恶毒的出现，出于愤怒去伤害他人，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都变得淡然无味。每一个能光明正大呈现的主题都强调加重了自杀的影响，而自杀的原因却隐匿了起来。在我毁掉了足够多的夜晚，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声之后，我终于归顺于沉默之中。
我尝试去寻找自己为什么会沉默的原因。起初我把它归因于羞耻，这种羞耻感是自杀者带给他的家庭的。这算是历史的残余物，在那时候人们将自杀者分解成小块，分散在路边或是带到绞刑架边的土堆旁，让谋杀和背叛随着尸体一起腐烂，让乌鸦分食掉他们的残肢。就像在下弗兰肯的克内茨高，1608年11月，人们发现一个女巫在卧室悬梁自尽，然后就叫来了刽子手将尸体砍头，从天花板上拽下来扔在草丛里。从周二的早上一直到周六晚上，尸体都扔在那没人管，因为人们认为这样的罪人是不配葬在教堂墙边的。人们把尸体带到沙滩后面街边搁置瘟疫尸体的祈祷堂去。刽子手和他的同伴勉为其难地将尸体仓促草草掩埋。不久就有狗将尸体挖出，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不得不前去处理。但没有一个社区愿意将其埋在自己境内，只好找个桶把尸体装进去拉到美因河，连同其贫困的灵魂一起沉入河底。
我对自己说，今天人们也同样将自杀者放入桶中，用厚厚的盖子封住。自杀者不仅在阳间被排斥，就连在阴曹地府也被流放。人类并不像自诩的那么进步文明，启蒙最多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自由人类所做出的自由决定只被极少数人接受。死亡处处可见，任何人都能把我们的生命夺走，但没人能夺走我们的死亡。如果死亡越美好，人就越希望去死。如果我们的生命依赖于自己意志，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死亡，那它就会出现在礼拜天的告解中，出现在美好祈祷书中——我想批判这些和我同辈的愚蠢的人，批判这些顽固不化的、清白的老好人。然而，我最终不得不像别人一样，对死亡保持沉默。
但我的沉默并非源自羞耻，而是我无法和任何人分享有关我哥哥自杀的任何事。我即不需要报告他死亡的状态，也不需要推测他决绝的原因。谁会对这个倒霉蛋的死前细节感兴趣？谁会对死亡的方式感兴趣？谁又能从这件事中获取经验教训？
自杀本身已说明了一切。他不需要出声也不需要发言人。
我沉默着，脑海中思绪翻腾。我想应该看看其他时代的人会如何应付这件事，就去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我偶然发现几个著名的自杀者，首先是加图，恺撒的对手，当他面对如同柏拉图《裴多篇》中所说的必败结局时，他选择了退场。在一次小睡之后，他要来了自己的佩刀结果了自己。加图将生命视作一场战争，而这场战役的失败早已注定。但我立刻发现他的自杀和我哥哥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同。
我哥哥不是军队的总帅，也没有闻名世界的敌人。在突尼斯的农田上，并没有军队兵临城下等着我哥哥前去抵抗。在加图死后几个世纪以来被歌颂的英雄气质，在我哥哥身上是绝对不具备的。加图被视为炼狱中守护廉正无私的护卫，而我哥哥是担当不起如此职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