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个罗马人的故事搁在一边，也不理会塞内卡和苏格拉底的命运。我哥哥不会被任何国家的强权逼迫灌下毒酒，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他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斗争。但他也选择了毒药结束生命，而不像塞内卡，割腕后割开了腿上的血管，全程他夫人都陪伴在身边，她同样死意已决。这之后他就爬进了盛满热水的浴缸之中，这就是他的死地。不，我哥哥不是疯子，不是那个被逼死哥哥的尼禄所迫害的疯子，没有人命令他在某一天和生命告别。我们并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在特别哀伤的几个小时中，我曾不断抱怨，国家对阻止自杀这件事几乎不作为。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为哥哥的死找了一个替罪羊，这种行为非常不公平。顺便提一下，如果我真正理解了哲学家们，那就能发现他的行为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因为这实际上是人类唯一能自由行使的权利，就像我读到的那样。仔细一想，这种行为将他与动物区分开来，而那些动物即使在最痛苦最没有尊严的条件下也会坚持生存，这两者其实一样令人同情。就像我读到的那样，人可以独自权衡生与死，判断并决定继续生存的意义。我读着，点头赞同，因为我觉得作为现代人类没有什么比自由的意志更重要。
我合上书本，既没有受到抚慰，也没有感到平静。因为我认为在我哥哥这种情况下，自由意志的英雄主义显得空洞而无意义，这是一种胆怯的尝试，是以英雄的行为掩饰失败罢了。
我已没兴趣翻阅下去，剩下的内容都是些懦弱的殉情者案例。带着欣喜和热忱将左轮手枪指着太阳穴，在欢呼中投身于潮水中，这些我在我哥哥身上都看不到。他的行为看上去分外清醒。冷静回想一下，即使我相信他在最后时刻还遭受着爱情破碎的痛苦，但他的行为中却毫无痛苦踪迹。这并非一时冲动，他并没有轻视生命，他只是摆脱了它，像归还租借的房子钥匙一般。他也许还带着老房子的怀旧记忆，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把钥匙早已多余。
我想要一封遗书，只要几行，说明所有的原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封信能解决我所有的疑惑。但，没有。
勤奋的神经科医生整合汇编了关于那些陌生的自杀者案例，这些报告研究了自杀者们留下的遗书，这是他们向有生世界最后的告别。所以我期盼至少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报告中有一名保育员玛丽娅，她刚刚步入花甲之年，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到美国的家乡。一周后她又打算启程，离别的船票早已买好，她写道：“请原谅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请给P和M打电话，告知他们不用登船了。请别让我的尸体留在家里，立刻将我送到停尸房或随便你们想送去的地方。”“请别为我悲伤，这不值得。愿上帝宽恕我，我一刻也无法等待。待来世再会。请将黑色袋子中的东西寄给M女士。我在顶楼那。玛丽娅。”
另外，有一个无名的理发师在便条上留下了短短的遗言，是后人在他房间写字台抽屉中找到的。上面没有注明日期。
勤奋的神经科医生还记录道：一个出生在维也纳的女士和一个小她十二岁的同事产生了恋情。他们常常发生争执，就像那个悲剧的夜晚。那天晚上，那位女士两次踏进她情人的房间祝他晚安，然后开枪自尽。她给她的挚爱留下遗言：“当你和每一个女性温存时，一定会记起我。最后的祝福和亲吻。M。”
勤奋的神经科医生确定，这种情况都是未受教的、蒙昧的、错误的行为。他们毫不掩饰心中的妒忌、怨恨和复仇，并且通过咒骂将其发泄。这种情绪变化无常，往往突然狂风暴雨过后却柔情似水，等等。
我极力搜寻答案。我把那本出色的大纲翻到第二十一页，看到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母亲死后第四天，来到了她的墓前，很久没有回家。第二天清早，她的继母在厨房长椅上找到了她，身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书名叫作《越过苦难迎来荣耀》。书中引用了保罗《圣经·罗马书》中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劝诫：“我认为，经受苦难的时光与获得的荣耀相比，不值一提。这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在泄漏的煤气中，这个少女是否怀着憧憬和希望，我们无法从遗书中获知。她只是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我想我的离开对我们三个都好。有多少次都是为了我而引发激烈的争吵，我想我死后这一切都能结束了。你们不需要再为我花钱，希望你们能过上安静安详的生活。”
就是因为父母曾经不同意她去上舞蹈班。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但对于这个少女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就是它唤起了本不至于发生的郁结。如同这个没被满足的愿望，她想成为老师的梦想也被父母否决。可以确定的是，另一个促使她自杀的原因，是她在拧开煤气阀门之前都渴望着父亲的拥抱。她将这写在了第二封信里，不像第一封用墨水写下的信，第二封她用铅笔写就：“哦，我的爸爸，如果我能被允许飞速投进你的怀抱，如果我能被允许在你的耳边低语。”
这些褪色的纸张上所记录的内容让我震惊。一阵战栗后我意识到，这其实是选择后的结果。这里所记载的所有案例要么非常典型要么极其特殊。而其他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案例，都未被收录在内。那些案例往往平凡而无关紧要，有一大批自杀而未被关注的人已被忽略。从选择中能看出神经科医生的倾向，我问自己，是不是医生都有这种雅致的癖好，偏爱阅读如情节剧一般的自杀案例。无论如何这些只解释了个别情况，每一个命运都是一桩悲剧，但没有什么可以照亮我哥哥的命运。
自我哥哥去世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该如何定义它，我将它称之为孤独感。不久，我就发现它无处不在，不仅在我哥哥的生活中，还充斥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包括我自己的，以及我观察到的每一个生命中。我发现孤独中隐藏着代价和惩罚，我看到这种孤独在我的朋友间蔓延。我发现孤独隐含着这个时代的病症，它是每个人所必须经历的痛苦之源，我们无处躲藏。待一切终结时，每个人都孑然一人。而太阳每天都会落下，终结无法避免。
我开始总结我的一生。回顾我所经历的年月，我开始清算：我已拥有什么？我还期望些什么？我注意到，这项清算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比较、衡量、算计自己生命的人。不只是我，我周围的人身上这种评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对风险和投资以及收益的正确预判，是生命中唯一不可或缺的能力。这会付出多少代价，这又会有多少胜算？若放眼于人生，有此能力就已足够。
我问自己，我是否已是一个传染病人，被我哥哥的病症传染？是否他的思维已侵袭了我的思想？当我思考着孤独的时候，它是否正站在我面前？或者，我是不是第一次真挚地注视世界？我是不是无法忍受真相？又或者我是不是早已得病，我的脑海中是否已留下一抹阴影，裹挟我哥哥的孤独是否早已存在其中？我如何才能应对它？我成了自己记忆中的困囚，被突然而至的无处不在的暴力所伤害。这种暴力来自他人，也来自自我。管中窥豹，我在这种暴力中看到的唯一生存法则，就是掠夺和破坏，这是唯一的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切都变得对立。所有脆弱的都被破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些人都是傻瓜或一无所有的人。其他人，那些具有理智洞察力的人，都已准备好与毁灭自己的力量做最持久的斗争。
那段时间里，我一定曾恨过我哥哥，恨他极尽纵容的坏脾气。我试着过一种新生活，我四处奔波，但并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责任。我只是在利用他，利用他的劳动力。就我看来，他从没坐在过电脑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电子邮箱，但他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或照看孩子。他可以在我的书桌下讨生活。在楼梯下的角落里，我付给他吃饭、买衣服的钱。他的生命对我来说还有用，而他和我在一起也还不赖。但他毫无意义地将他的劳动能力抛弃了。也许在这个糟透了的小城市里，一贫如洗的可怜生活使他的生命并无其他归宿，除了像发霉的剩菜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他什么都不敢做，除了在阁楼里搭了一片大麻种植园——还安错了自来水管，导致水透过天花板漏到别人家去，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来了。他不愿再累得汗流浃背，不愿再啃硬面包吃，他选择了一条舒适的道路，出席了圣灵降临节的集会。在浴缸前的最后几米寻求上帝的安慰，心胸狭窄的世俗庸人们，能治愈所有事所有人，能治好眼睛痛和肝癌甚至挽救同性恋，但却无法拯救我的哥哥。他什么也没能实现，他自命不凡甚至追求虚荣。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够好，我从没让他真正高兴过，什么都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认为自己的品位不容置疑，他夸口说，永远要选择最好的，这实在荒谬而令人难堪，因为他连二等品甚至三等品都买不起。他细心珍藏自己收集的漫画，就好像这些不是他从火车站售货亭买回来的廉价小册子，而是价值连城的古版书。他只把它们摊在桌上阅读，小心地不让背面折起，以免书页脱落。但他偏偏把它们留给了我，好重一箱幼稚可笑的图画故事，这些就代表了他的最高品位。孩子们都来借阅，一开始我还试图叮嘱他们小心对待哥哥留下的回忆。每当孩子们不好好翻阅，我都仿佛看到哥哥紧闭双唇睁大眼睛瞪着我。这是他的遗物，一堆破破烂烂的廉价读物。他简直是在给我添麻烦，用他的行为让我无能为力，将他的自杀塞满我的生活。这是他活着的时候从未完成的事。
他没有站起来斗争，而是根本没有应战，他懦弱地溜走了。他从没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中，他从来无法让人依赖。人们也许会为他流泪，但也只是短暂的悲伤。他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不会流芳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可以说，他几乎没有存在过。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没有子孙，最多只能给家人留下一些轶事来谈论，但也只是片段而已。他唯一的遗产是疼痛，是暴行；在我看来，他好像变成了鬼，侵入了我的生活，在每个夜里让我辗转反侧。他化作回忆，化作阴影，化作某种生物，敲打着我的窗，让我无法入睡。他长着带毛的耳朵，淡漠、麻木地沉默着，好像想对我说什么，我却茫然无知。他随时现身，又随着黎明的到来，和黑暗一同消失。有时他坐在厨房的桌上，有时他在我的咖啡里游泳，睁着两只圆亮的眼睛。这家伙一言不发，但好像不断给我传送着图像，有时是优美的风景，譬如晚霞苍茫中某个遥远的东方山脉。又或者，有一次我看见，男人们在树下放了一个杯子，里面装着毒药，然后大笑着溜走，回到他们林中空地边缘的家。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出过去的记忆，比如，我哥哥躺在沙发上伸懒腰，穿着慢跑裤，裤子是耀眼的黄色，就像他仍在阁楼上做烟卷。那是我们唯一生活在一起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他割大麻用的折刀，我看到他放大麻的陶瓷杯，我看到他用来称重量的弹簧秤，我看到装着卖大麻钱的塑料袋。
我并非直到现在才感到恨意（悔恨？），负罪感其实一直伴随着我。我搜寻着回忆，想找出那些在他面前感到自由无拘束的时刻。我一无所获。我所做的，所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少了，从来都不够。我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幸福感到羞愧。我所回想起来的只能证明我的虚荣心。我的好胜心证明了我的渴求，我试图把这份渴求在他面前隐藏起来，我担心他永远无法满足我的希望。他抛下工作，从不努力，也从未完成过什么目标。他只等着天上掉馅饼。不过很少有这种事，我觉得他很不幸。他不勤奋，不好好工作，他到处晃荡，任时光流逝。他并不活该死掉，但只能说，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结果。
罪责得到了分担。我的思绪回归平静。但不久我又开始怀疑我的结论是否太过冷酷，我走过去又一次打开了盒子。
自杀不需要任何人代言，它自己就能说明一切。与它交谈不需要声音不需要文字，它自在悲伤的人心中。他们的对话，周而复始。他们想在循环往复中陷于静谧并藏身于此，就像在一个隔音的房间中，扎根，生长，伴随着没有说出的话，和对这场暴行的疑问。但每次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景象只是我哥哥身处浴缸中，就像夏绿蒂·科黛[1]来访后的马拉。在每一个人的回忆中他永远定格在死亡状态。原先的鲜活生动消失了，对他的想象变得凝固，这让人震惊，好像他从未活过一般，好像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在为走进这个浴缸做准备。我问自己，他从什么时候踏上了这条路，路的尽头通向这个浴缸。在同住几周的那个下午，我的儿子出生后的那一次欢笑，那一个幸福的时刻，是否都已被毒药浸透。我注视着那张照片，他坐在藤椅里，臂弯中抱着孩子，笑着。也许这只是一场错觉，也许他已经走上歧途。即使我把这张照片当作真的，也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因为这意味着，这之后他才做出决定，这次来访并没有让他改变——这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那个下午是促使他放弃生命的另一个理由。对此，我有间接的证据。在他靠近摇篮前，请他洗洗手，这无疑是一种侮辱。他一定觉得，尽管他非常讲究卫生，但我还是觉得他脏，把他视作对孩子的一种危险。我对他强调，我们小心翼翼，是因为在生命的新阶段，对孩子的关心是头等大事。如果这关系到孩子的安危，我便不会先考虑他的敏感。还有，这之后在城中散步时，我说的有关人类肤浅的冷言冷语，他是不是过于当真了？和他谈话时我刻意回避自己的城市，以免让他觉得我因住在大城市而自视高人一等。他不应该羡慕我，我一一列举住在大城市带来的弊端，比如匆忙的节奏，欠缺的礼貌，杂乱的言论和关系，但我所作出的列举都可能在证明，人类是多么恶劣，生命是多么廉价。
注释：
[1]刺杀马拉的刺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