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他居仁堂办公室楼下的会客室里，同从东北来的张作霖密谈许久，有些兴奋。但是，张作霖一离去，他却烦恼起来。烦恼得有些儿发怒，“我怎么在会客室里见他呢？”他自问。
自从清皇室让出中南海，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从旧居铁狮子胡同搬入以后，居仁堂楼上便作了他的居室，楼下是他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可是，这个会客室会的不是一般的客，而是贵客、密友；居仁堂前院里还有一个会客室，叫“大圆镜中”，那是会一般客人的。张作霖当时的军职只是个师长，在“大圆镜中”会他已属“恩遇”了，袁世凯偏偏破例把他请到居仁堂的会客室。可见对张作霖的“优遇”了。张作霖并不满足这个“优遇”，谈话间，两眼总是盯住多宝格里的古玩器物。玩物中有一个绒线盒子，盒子里放着四只打簧金表，每个表上边环绕着一个圆珠子，背面还有珐琅烧的人物。张作霖像是入了迷，眼睛死盯着不离开。袁世凯见此情形，心中老大的不快。“张雨亭真没见过世面！”但转念又一想：“我就要就大位了，得收拢人心，一件玩物算什么，送给他！”袁世凯把那个绒线盒子拿出来，送给了张作霖。当张作霖带着那件玩物离开居仁堂时，袁世凯忽然心疼起来：“张雨亭这样见财眼红的人，得势时他不同我争天下？”
正当袁世凯为张作霖烦恼时，有人来报：“后院太太们又大闹起来，请快去看看！”袁世凯的眉头又增添了几层皱纹——原来，袁世凯“登极”之前要把家里每个人加封的，到时候一声宣诏，即成大礼。谁知这家封却不顺利。首先，这“太子”就难封。袁克定是长子，按说这“太子”位非他莫属。可是，袁克定小时候顽皮，在彰德曾因骑马摔坏了一条腿；左手心也因为没有厚皮而常戴一只手套。袁世凯说他“六根不全”，不能“君临天下”。打算在老二或老五中确定一个。这件事未了，又出现一个封妃、封嫔的问题。袁世凯除了一个正式的妻子于氏之外，还有九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七姨太虽然已死了，毕竟还有七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敢争；那七位，袁世凯想把大、二、三、五封为“妃”，六、八、九封为“嫔”。谁知因这事，便大闹起来。先是六姨太发难，她公开声称：“如果不封为妃，我就抱着孩子去彰德，永不进宫！”八、九姨太一见有人带头，马上也说话：“谁都不比谁高，为什么她们可以封妃，我们偏偏作嫔呢？不要这个嫔了，索性和六姐一起去当尼姑！”
袁世凯赶到内宅的时候，太太们正在大闹不止。那位素称管家有才又倍受袁世凯喜欢的天津杨柳青人五姨太杨氏，想以自己的声望来作“和事佬”，拨开众姐妹，开了口：“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什么。行不行？”
六姨太平时就不服杨氏的气，嘴一撇，开了腔：“五姐，你别说风凉话。你怀里抱着不哭的孩子了，谁不明白，有朝一日，老大一躺下，正位还不是你的。我们算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不回彰德又到哪里去呢？”
袁世凯气怒了，他立在“妃嫔”之中大声说：“你们都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这场家讧总算暂时平息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无论中华大地上刮起什么风，无论中南海内怎样争斗，也不管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众叛亲离，做皇帝的决心是下定了，并且决定1915年12月13日举行登极大典。
北京城又沸腾了，萧条的大街小巷，渐渐热闹起来。最明显的，要算当铺和寄卖店，无论是坐落在繁华闹市，还是深僻胡同，几乎家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许多人对朝服、冠带发生了浓厚兴趣，一股抢购风悄悄兴起。小皇帝被赶下台之后，民国成立，共和昌盛，谁也不留恋蟒袍、玉带和乌纱帽了。哪里想到袁大总统要当袁皇帝了，那些破烂竟大逢其时！清室渴望再起的遗老还有办法，旧装犹在，只需从箱中翻出，弹弹灰尘、晒晒太阳便可应付了；那些北洋旧人，革命党投过来的新贵和一些预感有资格“入阁”的众生，便愁苦万分，总不能西装革履去“朝圣”。做，是来不及了，只好跑当铺，觅估衣。有些“借赁无门，走投无路”之辈，还到戏班里去求援。
袁世凯太累了。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年来，为权为地位为自己的一切挖空心思，能不累吗？就任大总统不到一个月，他就忙着下令解散国民党，开除议员中的革命党人。他虽然是北洋军的创始人，北洋军的首领又都是他的左右心腹，他却不信任这些人，又成立了由他自己为统帅的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一桩桩、一件件，哪里不得他操心？尤其近期更忙：要做皇帝了，皇帝怎么做？这不难，老祖宗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取哪一朝哪一代的来用都可以。只是到袁世凯的时候，中国那么多人对执政党不感兴趣了，不光不看成“至高无上”，连他存在都不乐意。最后一个小皇帝宣统下台的时候，据说光是北京城就放了三天三夜鞭炮。袁世凯在一天夜里曾在祖宗牌前哭诉说：“既然给了我个‘皇帝’身子，为什么不早生我二百年？一百年、五十年也好。偏偏把我生在万民反对皇帝的今天。生不逢时，今后祖宗跟着受累，不能说我无能了！”话是这么说，皇帝梦还是不灭。现在，竟然要实现了，袁世凯虽累，心里别说多乐了。
入夜了。北京的冬夜是寒冷的，大街小巷很少有人行走。没有闲人，连叫卖声也听不见。全城静悄悄、沉寂寂的。
袁世凯在室内缓缓地踱着步子，脑子里很乱。先是家事，妃嫔授封未定，姨太太们闹嚷嚷。他虽压下去了，但立太子的事又出了毛病。长子袁克定听说老爹不想立他而要在二弟或五弟中选一个，当即就表示：“如果大爷（袁克定不叫袁世凯‘爹’，改口叫‘大爷’，即伯父。据说改变称呼可以长命百岁）要立二弟，我就杀了二弟；要立五弟，我就杀五弟！”以致弄得于氏娘娘跑来对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不相信，他骂夫人“胡说！”但他心里却凉了半截：“闹‘血滴子’是可能的。清朝就不乏其人、其事，雍正夺位就是事实。”
室内太闷了，袁世凯走出来，在庭院中，他抬头看看天。天空蒙上一层浓云，他不觉心里一沉。星相学表明，历代帝王登大位时，以晴朗的天空为佳，万里无云，星光灿烂，一派旺盛景象。今天，天空连一颗星星也不见。不祥之兆！他站立许久，对于星相似信非信。“随它去吧，我不能听天由命，我得自己做主。”他挺胸舒了一口气，急忙转回屋里，坐犹未稳，便呼唤“来人！”
一个侍卫官疾步走进。脚未立定，先喊了声“主座！”又急忙改口呼“万岁！”
袁世凯不耐烦地望了他一眼，暗暗骂道：“糊涂东西！‘主座’是我由大总统向皇帝过渡时的称谓。现在，我要登极坐大位了，怎么还叫我‘主座’呢？”他背过身，闷声闷气地说：“传内使监阮忠枢阮大人。”
“内使监？”侍卫官迷惑了，他不知道总统府里何时增设了个“内使监”？
原来这“内使监”是由总统的秘书厅改名的。改名和委任都是袁世凯自定，尚未公之天下，所以侍卫官不知道。袁世凯见他发呆，心里明白了。便说：“就是那位新从天津来的阮先生。”侍卫官应了一声“是！”便退了出去。
阮忠枢来了，他颇有点慌张。他站在袁世凯面前，一下子连大礼都不知该怎么行了，也不知如何称谓了。大半天，才先行跪叩，然后喊了声：“陛下……”他想接下去呼“万岁”，袁世凯早开口了：“你我交深，就不必用此大礼了。斗公，明天的事，你知道了吧？大典一罢，自然要公告全国。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下诏书文稿的事。”
“陛下，”阮忠枢胸有成竹地说，“我已经将稿子草就了，只待陛下龙目审阅。”
袁世凯笑了：“到底是老文案！”便说：“我知道，你是胜任的。你就念给我听听吧。”
阮忠枢清了清嗓门，戴上花镜，大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
“不必这样起首了吧。”袁世凯急忙摇摇手。
“这……这……”阮忠枢惶恐了，“皇上发诏，不用‘奉天承运’用什么？历朝如此，这是纲常规定的。”他不敢越“规”，也无能“越”规。
“不必在形式上讲究。”袁世凯说，“应该讲点实际。中国毕竟是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他本来想说“我们今天的帝国应不同于前朝的帝国。”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的帝国应与前朝的帝国有什么不同？
阮忠枢领会了他的用心，想回避过去，便继续读下去：
……君主立宪，乃国民一致所求，中华帝国皇帝业经选定，不免会有奸宄违反民意，作祟胡为。现诏示全国，若有人敢反对洪宪皇帝，必严惩不贷！
袁世凯眯着眼睛，听着，思索着，觉得还“贴切”。不过，在阮忠枢念完之后，他还是说：“就这样好了。只是，嗯，是不是把‘诏示全国’改为‘通令全国’？也算适应点儿潮流。”“是，陛下。”
袁世凯在北京城紧锣密鼓准备登极的时候，徐树铮在上海过得有些心烦。天天诗酒，朝朝歌舞，也有些儿腻了。他想出去走走，往哪里走呢？他又犹豫了。去的地方有，他觉得无什么目的，又怕袁世凯“算计”他。昨天，他兴致来了，想写字。文房四宝全齐了，他又呆起来，踱步多时，才匆匆将当年的《济南秋海棠咏》录下一首：
岂是晨妆懒黛眉，儿家新恨索侬知；
西风不与群芳伍，憔悴无言独倚时。
写毕，他便留在案上了，没落款，也没有用印。反常的是，他是临着爱妾沈定兰的章草体，这便惹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定兰午睡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从卧室走到案前，忽然发现了自己墨迹未干的一幅字，也迷糊糊地想：“啊，我刚刚写字了？是在写字，是在和朋友们相聚时写的字吗？”她急忙喊：“树铮，树铮！你过来。”
徐树铮正懒洋洋地立在房外走廊上，听得呼唤，先应了一句“什么事”，然后转身走进室内。“来，看看我的这张字如何？”
“你的？”徐树铮暗暗惊讶。“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午睡时我写的。”
“我午睡时你也在梦中，是梦中走笔？”
定兰定神想想，可不是，离开了餐桌她就钻进卧室。一场美梦刚醒，何曾写字了。定兰锁着眉，端详着半天，明白了。她扑向树铮怀中，娇嗔地拍打着他：“你坏，你真坏！你为什么临我的体？临得连我也认不出了。你坏……”
徐树铮轻拍着他的肩背，说：“这不是坏，这叫作‘知妻莫若夫’。你那字的气质、神韵、章法，我都了如指掌，能够以假乱真。你看见了吧，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不想‘通’？不想通你就回北京去……”
沈定兰不再说话，她用一把象牙梳子轻轻地理着散乱的黑发，目光有些迟疑——显然她陷入了一种沉思。
这是一位很有心地的女子，有风姿，有才华。她投到徐树铮怀中，就打定主意帮他干一番事业。她觉得她的才智会对他有帮助。可是，两年过去了，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她心灰意冷，好想拉着丈夫一起退下来，过一段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她和徐树铮一样，都是胸怀大志的人，“平静”了几日，就平静不下去了。今天看到徐树铮的字，一边敬服丈夫变化多端的书法，一边也勾起她对诗意的沉思：“树铮又不甘心寂寞了。他想趁着‘晨妆’画眉，想顶着‘西风’与‘群芳’为伍，想不再因为‘独倚’而‘憔悴’。”
定兰轻轻地叹息一声，说，“树铮，我觉得近日以来你心神不定。对吗？”
“是吗？”徐树铮淡淡地一笑，说：“本人对一切都麻木了。还是麻木一点好。”
“果然麻木了，也是一件好事。只怕你不是真麻木。”停了停，沈定兰又说，“别委屈自己了。敞开胸怀，自由自在一点吧。”
思想交融了，徐树铮便坦率地说：“其实，也不算什么委屈，把一切都看淡了，也就可以舒适地在小天地中过下去。比如这幢小楼，更加上有你这样一位美人在身边，算得神仙生活了。只是，有一股气总是咽不下去：袁项城之辈、冯华甫之辈，还有黎宋卿之辈，皆无能蠢材，却高高在上，愚弄万民。而万民又无可奈何地要逆来顺受。这是世道的不公正，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不除此辈，心总不安。”
“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安静’。”沈定兰说，“何必难为自己呢，走出上海……”
“你也这么想？”徐树铮惊讶地站起来，两手紧紧按住定兰的双肩，“十分感谢小妹的盛情。”
“又乱说了。”沈定兰挣脱徐树铮，背过身去，“你这样‘见外’地待我，我成什么人了？”
“好好，不感谢了，你是我的好内助！”
沈定兰的启发，徐树铮不平静了。“我不能让袁项城辈如此猖狂下去。”他决定去见段祺瑞。段祺瑞尚在上海没走……这一会见，使一个那寂寞沉静的小乡村又翻腾起来了——十天之后。
徐树铮的原籍——萧县皇藏峪地方的醴泉村，白帆高挑，素灯满挂，徐姓男女老幼，个个披麻戴孝，哀乐阵阵，响彻云霄——徐树铮在为他二十多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举行隆重的安葬典礼。
醴泉村，当年的冰雹和蝗虫造成的灾难，早已不存在了。如今是新房成排，绿树葱葱，村庄也比昔日扩大了一两倍。徐家是大户，又做了高官，这些年便自自然然地形成了一座“徐家大院”：五进五出的庭院，高高的四角楼，涂着黑漆的翘角门楣，庭院中长成高大的梧桐树；院墙四周筑起圩，壕沟里长年有水，壕沟外绿树成荫。这徐家大院便占了村子的一半，是个极其阴森而又神秘的地方。徐家大院四周，便是排列参差、高矮不齐、草瓦间杂的小院子，有人说“这是群星捧月的布局”。
皇藏峪的和尚也都赶来为之超度。为首的，便是当年被狼吃了的法师的高徒叫妙空的。大约这位妙空法师也想借徐家的威风超度一番恩师，所以，一切仪程都做得十分认真。木鱼清嘹，经声悲壮，陡增了一番哀伤之气。
徐家灵堂是设在五进院的最后一进的堂屋正厅里，黑纱张挂，长长的条桌上摆放着徐树铮祖母和父亲的木制灵牌，灵牌后各写着一个巨大的“奠”字；两侧黑纱上悬着由段祺瑞落款的巨幅挽幛，挽联是：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呜咽。
灵堂左右侧壁上，便是京城中上至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总督、督军，下至军营总办、总管、府、县衙的头头们的挽幛。灵堂正门挂竹帘，门外搭起灵棚，院中纵横拉起绳索，上边吊着成的串白色纸球和灯笼。一派恸哀凄楚气氛。
五进院的前一二两院，改成了待客的厅堂，窗明几净，茶香烟缭。那二进院的待客厅，是专门接待官方人士的，正堂穿道的右侧厢房，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临时卧室兼会客室。门外日夜由两个穿着孝服的贴身警卫巡守。一进院的所有房屋里均为哀宴厅，从晨至昏，长宴不撤！当时的地方小报惊讶地说徐氏这次安葬“破徐属八县历来丧事之隆！”徐树铮选择此时出大殡，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上海同段祺瑞商定“以出殡为名，联络长江流域各派军政首领以反袁。”结果，到醴泉村“吊丧”的有直隶、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福建、湖北、湖南和两广等地的督军、总督或代表共二十余人，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省均发来了唁电。段祺瑞、徐树铮喜出望外，他们得到了支持，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和阵容。因而，丢下祖宗灵牌，便日夜和各地要员们接谈，或茶或烟，或赌或酒。最后，他们和一些省的军、政头目达成协议：共同反对袁世凯称帝，响应云南，伺机开展护国运动。
徐树铮回到上海，段祺瑞也去了北京，依然过他们的“隐士”生活去了。北京中南海里的袁世凯，称帝之心，日坚一日。眼看着大典将举，徐树铮也感到事情严重了。他对袁世凯毕竟是“随侍有年，受恩际厚”，他不愿“避斧钺之诛，缄忠谏之口，违忠勇之义”，还是以军队僚属身份再次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忠谏”信。可是，袁世凯登极大事在即，又记恨前信，信封都不拆，只用墨圈去信封上的名字，便派人还给他。至此，徐树铮才算真的下了反袁决心。
袁世凯的登极大典，是在中南海居仁堂大厅里举行的。
中南海里的居仁堂，历来不是一个庄严的地方，有人说它不伦不类。昔日，曾作过妃嫔们的宴舞厅，做过客厅，也作过宦儿们的赌场。最光彩的，当然该算今天，袁皇帝要在这里举行登极盛典。居仁堂大厅中，上首摆放着龙案龙座。龙座设在龙案前，两旁却无仪仗，只有袁皇帝平日贴身的几个卫兵排在座后。那些想在袁皇帝陛下御前争宠的文武官员们来得很早，很齐。这些人，有的朝服纱帽，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武装整齐，有的西装革履，还有的便服简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简直像拥进大雄宝殿中的一群善男信女！谁能相信，就是这些人，正在这里举行一个“旷世盛典”！此时，大厅角落里，几个卑小的人物在叽叽喳喳：“这就算改朝换代了吗？”
“怎么不算呢？算。有龙案龙座呢。”“为什么不见黄陂？为什么不见‘合肥’？”“冯华甫也不见。”
“难道这些人不赞成项城当皇帝？”“天知道？”
“这么说，有‘好戏’看了……”
九时过去了，袁世凯才来到大厅。
袁皇帝一出现，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惊讶了——
袁世凯没有按照历代皇帝登极时穿戴龙袍、皇冠，而是穿着大元帅服。然而，他却光着脑袋。人们犯了猜疑。袁世凯的元帅帽子，顶部饰有叠羽，很威风，可是，他从来不戴。有人对比一下，觉得这顶元帅帽，无论如何要比大清皇帝当年赐给他的花翎顶子要高贵得多。他为什么不戴呢？据他的近卫透露，这顶元帅帽子颜色不正，绿色颇重，所以他不戴。
袁世凯在大厅站稳，目光呆滞，对任何人都没有表情，木雕般地立在那里。
担任大典司礼官的是段芝贵。他朝大厅中间走去。笔直站立，目光扫视一下散乱的人群，便大声宣道：“皇上有令，大礼从简。只需三鞠躬，一切从免！”
不知是人心慌乱，还是这位司礼官的“宣诏”含糊不清，大厅里顷刻大乱起来：有的人行三跪九叩礼，有的人撅起屁股深深地鞠躬，有的人在胸前合十。穿西装的撞着穿朝服人的头，穿马褂的踩着穿便服人的脚；穿朝服的尚未扯起袍衿，穿西装的已经碰落了他的纱帽，穿朝服的顾不得尊严，竟“哎哟——”地叫骂起来。袁世凯还是醉了。他立在龙案前，笑得半闭着眼睛，左手扶着龙座的扶手，右手扬起，掌心向上，不断地对行礼人点头，还不时向年长者故作搀扶姿态……
大约是袁世凯虽然有了做皇帝的决心和准备，但缺乏做皇帝的实践，一旦登上这个宝座，反而不自然起来——他，一副五短的身材，虽然上下身不怎么协调，由于行伍生活年久，昔日或立或坐，总是挺直着腰，目光平视。而今，他在龙案前，在龙座上，显得十分拘谨。有人说，“颇像早年溥仪被抱上龙座，神情都紧张了。”谁都知道，袁世凯有一件离不开身的东西，那就是握在手中的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手杖他并非用它来支撑身体，他的身体很好，不需支撑；他是用它来防身的。无论是昼还是夜，别人只要听到“梆梆梆……”敲地的声音，就知道是他。他靠它敲地行走，他坐下时便把它竖在身旁。现在，手杖也不见了——是不是做了皇帝不许带手杖，还是手杖会影响皇帝的尊严？
拘谨了半天，袁世凯突然感到不对劲儿。他用目光扫视一下面前浮动着的各式面孔，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什么呢？他静思一下，有些儿恼怒了：“为什么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呼‘万岁’？”
当初（1913年10月10日），他从革命党手里夺得大总统的时候，有个“庄严”的宣誓。他向议长宣誓，也是在中南海。袁世凯记得清清楚楚：他，着将军装，笔挺站立，朗朗有声地念一纸誓词：
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
誓词念了，文武官员们对他高呼“万岁！”他想：“那时候，你们都呼‘万岁’，今天为啥又不呼了？改帝制，‘赞成君主立宪’，也是国民选出的一千九百十三位代表全体通过的，今天为什么反而不认账了？”袁世凯想发怒，想骂这些文武大臣。不过，他没有骂出口，他不能骂。那一千九百十三位国民代表是怎样赞成他由大总统到大皇帝的，他心里最清楚——因为他从库房里“惠赠”了每人五百大洋。他怕有人当场说出真相。
他暗自恼怒半天，又有些自责：“人家高呼‘万岁’要待你宣誓——不，宣诏之后呀！你还不曾说出个子丑寅卯，仅仅由司礼官宣布个仪式，人家怎么欢呼呢？”袁世凯急忙从元帅服的衣袋里摸出早时阮忠枢为他写好的“诏示全国”改为“通令全国”的诏书，挺挺胸，清清嗓门，然后高声宣读起来：
……君主立宪，乃国民一致所求……
会场寂静倒是十分寂静，但是，很少人聆听。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点首，或冷笑，或惊讶，或沉默。人们都明白，云南首起的“护国运动”之潮流，已经波及全国，袁世凯是在举国声讨之中往宝座上爬的。即使爬上去了，又能待多久？人们不得不想到：要为皇帝想，更要为自己想。
袁世凯没有去观察人们的脸膛和情绪，他想赶快把“诏书”念完。纵有千百种大事，也要待以后再说。
袁世凯念“诏书”的声调一直不怎么洪亮。立在角落里的“诏书”起草人阮忠枢也觉得“少气无力”，连句字也连贯不起，吐字也不准确。“诏书”念完了，他把双手垂下，胸又挺起，用比较浓重的河南话宣布：承受帝位，改元洪宪！
他站立着，等着大厅里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呼声。但是，最后却没听到，他失望地瘫坐在“龙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