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落了一场入秋以来从未见过的细雨，淅淅沥沥，一落就是没日没夜。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秋雨伴着西风，树上的绿叶瞬间都萎枯飘落了，气候陡然间就凉了好几度，大街上少许的行人，穿起了长衫。
秋天果然到了！
细雨凉秋的日子里，那些为曹锟当总统贿赂议员的工作，却进行得十分热闹而又紧张。为了不致有意外的影响，那些本来都有专门汽车的曹氏大员，竟包了黄包车，去各议员住处时，连行头服装也都更换了个面目全非。“偷来的锣鼓玩不得”呀！他们怕成为后天的罪人！从保定到北京来的要员，在细雨中奔奔波波，各人按照分派名单去联络议员，找到住处了，见着本人了，便笑嘻嘻地先递上由银行开出的款额五千元的支票，然后统一语调地说：“曹大帅拜上议员先生阁下，愿议员先生精神愉快，阖家欢乐、幸福！”话说完，不入座、不喝茶，拱拱手，便告辞。只有待议员谦让送行时，才又搭躬哈腰地说：“在最近即将召开的国会上，盼望议员先生给曹大帅厚爱！”
议员大多是清贫之辈，羽毛扇虽然可以大摇特摇，但囊中萧索，钱银相远也是事实。因而，也就对赵公元帅有了特殊的情感。无意中送来大额银元，谁肯不收？不只是收，而且受宠如醉，感激万分，多是送客至门外，拱起双手，哈下腰去，连连答应：“遵嘱，照办！”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京城中“曹大帅大馈议员”的消息竟不胫而走。那些南下的议员，闻道京城中有人无缘无故地便送大洋几千，实在垂涎。于是，便借着故儿，像春天的燕子一般，纷纷从南方的上海、南京，飞向北方的天津、北京。一时间，北京城又成了国会的“天心”。曹锟的差役们当然大喜过望，便尾随着新归的“燕子”，把笑脸和支票一起送上门去；而收到支票的议员们，自然会笑盈盈地答一声：“照办，遵嘱！”
不过，天下事想求其十全十美，那也是办不到的。世事难全！如今，咱就单说一个“难全”的。那一天，秘书长王毓芝坐着黄包车来到东四头条胡同里，在一座门外挂着“浙江邵寓”的四合院前停下，付了车费，便去叩门。两扇油漆得黑亮的门楣拉开了，一个青衣老者露出一副笑脸。“先生，你找谁？”
“请问：可是浙江邵次公的寓所？”
“先生您是……”
“从保定来，是次公的朋友，在下姓王，字兰亭。”
老者点头。“请，请！”
王毓芝跟随老者来到客厅。“请王先生先坐，我去请邵先生。邵先生正在休息。”
王毓芝忙阻拦说：“不必惊动邵先生了，我可以等等。不妨事。”
“不，”老者说，“邵先生有交代，有客来访，随时接谈。先生来了，我若传报迟了，邵先生会责怪我的。王先生请坐！”
王毓芝心里一热。“好一个好客的邵次公！”
老者走后，王毓芝才认真打量一下这个小小的客厅：客厅很小，但很雅，方方正正的厅堂，四壁雪亮，正面壁上悬一帧元人赵孟頫的《岁寒三友》图，无楹联相衬，倒显得醒目、清雅；左壁上是一帧放大了的临本《兰亭集序》；右壁上则是主人自书的行书横幅，是录的宋人万俟咏的《长相思·雨》。王毓芝对诗词欣赏一般，但对字却有兴趣，而邵先生的字又写得潇洒流畅，所以，他便因字而厚爱了词，随口轻轻地朗诵起来：
一声声，一更更。
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
梦难成，恨难平。
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
“好字，好词！”王毓芝脱口极赞。
此时，一位年近六十岁的清秀老汉从另一个房中走来。一进门，便对王毓芝拱手。
“先生……”
王毓芝忙拱手答话：“王毓芝，兰亭。”
“噢！”老者微皱眉头，略有所思，“没猜错的话，先生便是曹大帅署中的参谋……不，是秘书长！失敬，失敬！”
“久闻邵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来拜，相见恨晚了。”
“兰亭公大任在身，怎会有暇光顾寒舍？”邵次公谦让起来，“今日既来，必有见教。请直示。”
——次公是字，本名瑞彭，浙江淳安人，是当代词学和历法学的名士，为浙江所推国会议员。此人生性耿直，不媚不谄，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学问，是第一届国会中浙江名士派的代表人物。战乱之后，由浙江移居北京，是一位京中词界名流借本处房子给他，而他也想借京中一片洁净之所，修身养性，专心致词。日前议员们纷纷南下时，有人上门，邀他一路同行，被其婉言谢绝。此人虽身为国会议员，却从来不想多理国事，一心潜入书法和填词上去，借以心平气和地去调养精神，安度晚岁。至于本人所肩负的国事责任，他则一笑了之：“各派争霸，战火烽起，‘你方唱罢我登台’，谁人还去问民之甘苦！”现在，是直系天下了，曹锟其人其行，邵瑞彭也是一笑了之，从不想跟他们有什么过往。今日，秘书长大驾上门，他真不知属吉属凶。
王毓芝是奉命而来，当然会依照受命时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工作。见邵瑞彭还算客气且人也和善，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同样先把一张银行支票奉上，然后按稿说了一通“曹大帅拜上议员先生……”的话，最后又有所发挥地说：“邵次公乃浙江名士，声满江浙，珊帅常念先生，只是无缘相会。今日兰亭来拜，全为珊帅所使，盼望次公不负珊帅盛情，能常去保定。”
邵瑞彭深润社会冷暖，看透世态炎凉。对于曹锟拉选票、想当总统之为也早有所闻，他是下定决心不与为谋的。王毓芝主动上门，他已知来意，但他想不到堂堂秘书长其拉关系之手段如此拙劣：“哪里有连一点风声不见便拿钱收买人的？你就知道我会接受，就知道我会出卖自己？”邵瑞彭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怒火，他感到人格被污辱了，真想马上跳起来，给王毓芝个“闭门羹”吃。可是，他没有那样做。“来者其手段已够拙劣，我再以其拙劣手段相还，自己岂不也成了拙劣之辈？”
邵瑞彭拿着支票，仔细看了半天，笑了。“秘书长的来意我明白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在召开国会、选举总统期间投你们的大帅曹仲珊一票。是不是呀？”邵瑞彭谈话时极为坦然，面带微笑，声音温和，连眼神都流露着欢快感。
王毓芝眼不拙，看出五千大洋的诱惑力。忙说：“次公是精明人，果然一猜便对了。”
邵瑞彭还是微笑。“珊帅放着直路不走，为何偏偏绕着道儿？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次公此话……”显然，邵瑞彭的意思王毓芝没有明白。
“事情很简单么。”邵瑞彭说，“历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直系战皖而胜皖，战奉而胜奉。皖奉败于手下，天下已经归属，曹仲珊当大总统，是天经地义的事，召开一个大会，宣诏天下，岂不大事成功？再拉议员，有必要么？”
王毓芝何尝不是这样想，那是一件多么顺顺当当又合情合理的事呢！但是，他也明白……故而，还是坦然地说：“如今毕竟不同了，辛亥之后，国家共和民主了，大总统一席自己坐上去，总不合法统。那样，国会何用？议员何用？民主何在？共和何在？故而，珊帅还是顺潮流，依民意，想通过议会来办成此事。”
王毓芝说得有理有节又有情，邵瑞彭听得可笑可气更可鄙。王毓芝说完了，邵瑞彭倒是仰起面来，真的狂笑起来！那笑声连壁上的字画也震得“嗦嗦”发响。“这么说来，我倒想问兰亭公一句话。”
“请讲。”
“这五千元之支票，是大总统的身价标价呢，还是国会议员我的身价作价？”邵瑞彭说，“若是前者，曹仲珊把自己看得太轻了；若是后者，曹仲珊又把我看得太重了！五千大洋买总统，世上少有的廉价；五千大洋买一纸选票，该算天价！兰亭公，你说呢？”
王毓芝没有精神准备，他经过的，全部是收到支票时的微笑，微笑而后的感谢，何尝有人收到支票又如此儿戏般地嘲弄！他真想放下脸膛，训他个不知好歹。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们要利用他。说不定一票之差，曹老三便会一败涂地。王毓芝不太熟悉这个浙江人，只知道他是江南一才子。“文人多有一副傲骨，家徒四壁还往往打肿脸膛充胖子。这个邵瑞彭大概是嫌价码太少了。那好办，加点码不就成了。”于是说：“次公，我理解你，远离家乡，支用项大，难处是有的。我们珊帅早时还念着你，倒是有心想为次公做点什么。这样吧，次公如不介意，我作主……”
邵瑞彭笑了。“阁下是不是打算再为我提高点身价，以解我这个远离故乡人的燃眉之急，不至于饿肚皮？果然如此，我倒是可以主动出个价码。你们珊帅答应呢，我们就‘交易’一番；不答应呢，就各自随便。”
王毓芝打内心里笑了。“人不为财，天诛地灭！这话一点不假。一个堂堂的文人，也能明码身价！真是连人性也泯灭了。”王毓芝把对邵瑞彭的轻蔑藏在心里，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他的任务是拉选票，不能得罪议员。所以，他还是满面带笑地说：“次公是个爽快人，那您就直说个价码吧，我从中周旋。”
“兰亭公既是个热心人，又是个忠于主子的好部下，会办事。”邵瑞彭说，“那我就明白说个价。”说着，伸手右手，先纂起拳头，而是慢悠悠伸出一个食指。
“一万？”王毓芝说。
邵瑞彭摇摇头。
“十万？”
邵瑞彭又摇摇头。
“一百万？”
邵瑞彭还是摇头。
“这么说……”
“一千万不算高价吧？”邵瑞彭笑了，“我知道这是个连你也无法接受的天价，更不用说你们的珊帅。这个价他是出得起的，只是他不会出。”
“次公，我知道你那个价码多半是玩笑。”王毓芝说，“总之，我可以担保，珊帅对次公早有厚爱，事成之后，重谢是少不了的，次公请放心。”说着，王毓芝站起身来，拱手告别。此刻的邵瑞彭反而冷静了——他本来想戏弄他几句，然后把支票还给他，不给他那一票也就完了。可是转而又想，那样做太便宜他们了。凭着枪杆子争权争霸，现在又想凭着金钱来收买天下人心，夺取大位，其可耻行径，超古今而越中外，创天下丑事之最，仅仅戏弄他们几句，太不够了！邵瑞彭想把这件事张扬世界，让天下人皆知曹锟贿选总统之可耻！于是，他收下支票，换成笑脸，对王毓芝说：“兰亭公，烦你转告珊帅，他的情我领了，他的心意我明白，到时候该怎样做，我会斟酌的。我也向兰亭公表示感谢，劳累你亲临舍下！”
王毓芝这才心情轻松地走了。
王毓芝走后，邵瑞彭捧着那张沉甸甸的支票犯了思索：“这可是曹三傻子买总统的如山铁证，是他的自供状，我怎样利用它，揭穿这件事，让国人都来唾骂呢？”挨近六十岁的邵瑞彭，是个遇事善思的人，颇有自己的独立思绪，做事从不随波逐流。曹锟拿钱收买他，他觉得污了他的人格，有支票作为物证，他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向社会公诉他。“好，就这么办。”他拿着支票想出去，他却又坐了下去。“不行，中枢大权均在曹直之手，检察机关又能奈何他？”邵瑞彭把眉头皱起来，他对在军阀大混战时期中的包括司法、监察在内的所有权力机构都丧失了信心，他看到了权力的权威，看到握权人的权威。
“不交司法机关又让谁去办呢？”邵瑞彭毕竟是一介文士，手中没有雄兵百万，自然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然而，秉性决定了他又不愿放手。“对这种事放纵、宽容，实际上是对丑恶的屈膝、让步！”邵瑞彭又认真打量起那张含有五千大洋分量的支票。“我得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世人都惊讶！”
邵瑞彭想起军阀混战之外的另一片战场——报纸。“我何不把此事连同支票一起公之于世，让天下人皆知中国竟有如此丑闻，而且是出自权倾朝野的大人物！”
邵瑞彭朝北京一家报社走去……
临时移居在南京一条小巷子里的孙中山，近日来心情十分不好。人老了，精力感到了不足：腰背不舒，已是常事；此番从广州北上，更加上心绪不佳，情绪就有极大的衰萎，人也变得沉默了。三天前，北京传来消息，说“曹锟贿赂议员，要买个总统当当”，他气得几乎昏厥了过去。“中国人，礼义之邦，炎黄子孙，文明之辈，竟然能够做出如此丧伦之事，实在可恶至极！”他不能坐视，他要采取一切行动，去抵制这场古今中外都少见的贿选总统事件。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因陈炯明叛变不久前从广州退居上海的。在上海，他想认真地反思一下，他在实施自己的革命纲领时为什么道路那么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中国，灾难深重的中国，政治落后的中国，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任意欺凌的中国，中国将要沉沦在自己的腐朽、落后状态中了！学医获得巨大成就的孙中山，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极的时刻上书执政的清王朝中枢大臣李鸿章，提出了许多革新主张，企盼着国家能够兴旺。结果，被清王朝拒绝了。一怒之下，孙先生以他的主张为纲领，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并先后组织广州、惠州起义。虽起义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却播下了。1905年，他终于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总理；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然而，中国这个国家毕竟太落后了，封建统治和反动势力都那么强大、那么根深蒂固，孙先生的主张屡屡遭到失败。到了1921年，他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觉得革命有望了，不想出了个陈炯明，而北方军阀之间的搏斗，也使孙先生忧心忡忡，他不得不转而和较有实力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商谈联合。孙先生从上海来南京，就是想做这些工作。不想，曹锟在北方搞贿选，又打乱了他的计划。
孙先生在居室沉默许久，决定发一个反对贿选的通电，以提醒国人不要上当。通电发出去了，心里仍然不安。他知道，军阀大多不是用舆论可以吓倒的，必须用实力。孙中山手里实力不足呀！调兵遣将打保定，不是个办法，至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把随身的汪精卫找来，请他拿个办法。“兆铭，”他呼着汪氏的雅号说，“曹锟凭着实力，在北方收买议员，他要攀大位了。咱们发一个声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阻止他。你看有没有妥善的办法？”
刚到而立之年的汪精卫，以他的精明能干、文笔犀利甚受孙中山先生器重，常随在孙先生身边，是孙先生的肱股般的助手。他和孙先生共同组织多次起义，失败之后，他便决心采取暗杀手段震动朝廷，遂乔装去京，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而被捕，辛亥革命后被释。为此，他享有很高的“革命”声望。诸多大事，孙先生总问计于他。汪精卫对曹锟的贿选，同样持反对态度的，他对孙先生建议说：“发通电只能起骚动作用，阻止不了曹锟的贿选，彻底的办法是武力干涉。据我知，直系军队中冯焕璋（即冯玉祥）是一支劲旅，而冯焕璋与曹吴又不是一脉。如果他能‘里应’，我想便会一举成功。否则，不可轻举。”
孙中山点点头，同意汪的意见。“咱们马上派人去北京，同冯玉祥进行联络。”停片刻又说，“派谁去好呢？”
“我去。”汪精卫说，“我和冯焕璋有过交往，可以推心置腹谈。”
“不行。”孙中山摇头。
——对于冯玉祥，孙中山是比较熟悉的，接触时间也不短。冯玉祥和他的部队中的基干，大多是当年辛亥滦州起义的官兵，后来又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响应过护法战争；冯玉祥的好友胡景翼（陕军暂编一师师长）是老同盟会员，颇崇拜孙中山；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也是早期同盟会员，滦州起义前便同冯有深交。胡、冯、孙三人志同道合，联成一体，共同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唯一革命领袖。孙先生也一直把胡、冯、孙作为北方军人中能够依靠的力量。孙先生曾派孔祥熙带着他的《建国大纲》和手书去见冯，孔对冯说：“《建国大纲》总理（指孙中山）叫我征求你的意见，可以增减，要加就加，要改就改，不加不改，就信仰这个。”冯认为孙中山确定了一条光明之路，“愿为达成此目的而奋斗！”
……
“那么，派谁去好呢？”汪精卫问。
“还是让徐谦去吧。”孙中山说，“你去影响太大，怕过早地露出真相。徐谦去没有影响。”
“也好。”汪精卫同意了。
就在徐谦被派往北京去见冯玉祥之后不久，孙中山又派伍朝枢和汪精卫赶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联合反直问题。这些活动的后果如何？日后再叙。
曹锟在四姨太九岁红楼上过得很轻松，因为他觉得事情都安排好了。有钱，有人会拿着钱送给该送的人。钱到了，事自然成功了。一高兴，曹锟的喉也痒了，自己竟也唱起京腔来：
那一日在虎牢大摆战场，
我与桃园兄弟论短长。
关云长挥大刀猛虎一样，
张翼德挺蛇矛勇似金刚，
刘玄德舞双剑浑如天神降……
“你这是唱的什么呀？”刘凤威冷笑着问。
“什么？你不懂？”曹锟笑了，“这出戏好极了，叫《吕布戏貂蝉》。”
“我是说你唱的是什么剧？”刘凤威是舞台上的行家，讲究曲牌、韵律和剧种的，自然觉得曹锟那副不京不昆、不南不北的调儿好笑。
“告诉你吧，我这是正正规规地京腔京调京韵。”说着，兴致又来，索性再来一段：
大雪飘，扑人面，
朔风阵阵透骨寒，
彤云低锁山河暗，
疏村冷落尽凋残……
“班门弄斧！”刘凤威说着，把脸转过去，再不想理他。
曹锟戏瘾过足了，这才抱着刘凤威亲昵起来。“好乖乖，你再孝敬我一曲吧，只孝敬一曲。”
“我原先还想唱一曲的，听了你的‘佳音’，把我吓坏了。你这么好的唱腔，谁还敢再开口？”刘凤威半喜半嘲地说，“正是古人说的话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别怕，别怕。凭谁在上头、在下头，你只管唱你的，我喜欢着呢！”
曹锟在四姨太那里听够了曲，温存够了，这才走下楼，回到自己的小客厅，他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许多日子了，从筹款到截留议员，从保定到天津、北京，没有一天安逸过，夜以继日地操心劳神。“拿钱买总统也这么难！早知这么难，我就不去买这个总统了。”现在晚了，头伸出去，想缩也没那么容易了，硬着头皮也得干。难得此刻有片时的消闲，曹锟想躺在太师椅上养养神。
北京的气候有点反常，立秋过去一个半月多了，气温还是那么高，高得人们连秋装都穿不住，加上又许多天不下雨了，塞外刮过来的风，裹带着尘沙，惹得街巷中的行人睁不开眼，显得精神也萎靡多了。
曹锟在太师椅上刚刚闭上眼睛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位慕名从京城来的来访者，昨日临别留下画一轴，说是作为晋见之礼，以资留念。这几年，曹锟虽然附庸风雅，朝着丹青贴近，毕竟面壁甚少，手下出不了佳品，但却传出一声“美誉”，“曹三傻子原来还是墨客！”所以，有人竟以字画向他敲门。其实，十有八九是对牛弹琴。早时，有位也是京城中的名士，为了天津一场讼事，吃了不少亏，竟想通过曹锟的门子请王承斌为之挽回面子，费尽周折，结果弄到明人王鏊的书法和唐寅墨菊各一帧作为敲门。曹锟放在面前，端详了半日，也品不出滋味，无意间问一句：“这两个都是哪里人氏？”
送礼者说：“王、唐二位，皆江南吴县人，是姑苏大家！”
曹锟生气了。“拿江南名人的东西送给我黄河以北的大人物，什么意思？压我？”他竟拂拂手，让人把字画拿回去。结果，弄得他身边的几位书画癖惋惜十分，道出一串串微词。曹锟知道那些是“国宝”了，悔之已晚。所以，这次有人又送墨宝了，他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只是由于琐事（不，是贿选大事）太多，他尚未展卷欣赏。现在，他想起这帧画了，便从座椅上站起来，来到书橱旁，取出画。
那是一帧装裱得十分考究的古画，无论画纸或裱绫，都有相当地苍老状；他看题款，是明人仇英的《上林图》。他对仇英了知甚少，说不透这张画的身价，只见那画面的山、溪、树木都那么苍劲、那么雄壮，但因年代太久，却又是脱落得有些模糊。
“仇英，何许人？”他感到陌生。他想查查典籍，看看能否找到此人，但却又不知什么书本上会有他。
正是曹锟为画事心神不定时，一个侍从匆匆从外边走来，一照面，就焦焦急急地喊了一声：“大人……！”
曹锟转过脸来，问：“何事？”
“这里……这里……”侍从吞吞吐吐。
“什么事？说么！”曹锟有点怒。
“大人，”侍从举过双手，把一张崭新的报纸递过去，说，“这是外边人送进来的，请大人过目。”
曹锟接过，顺手展开，只见一张普通报纸，版面上无甚新奇。便问：“一个什么人送来的？说什么了？”
侍从说：“一个普通百姓，丢下就走了，说‘曹大人一看便知’。”
“去吧。”曹锟挥挥手，侍从退了出去。
侍从走后，曹锟才认认真真地在报上找“秘密”。这一找，却有了发现，这一发现，他几乎昏厥了过去——
原来这一张报纸在显要的位置上刊出了国会议员邵瑞彭的公开声明，揭露曹锟的行贿行为，并将那一天王毓芝送上门的，面值五千大洋的银行支票的影印件也登在报上。报纸的大字标题是：
大帅不惜重金议员原来不贪
京城奇闻——买选票
那份声明更是辛酸泼辣：
日间某公造府，面云：遵直鲁豫巡阅使嘱，奉上心意一片，俟国会遴选总统之日，盼能厚爱。余生性视财如土，尤忌无功受禄，且与巡阅使素昧平生，原该当面璧还，但恐举之失敬。故借媒体一角，以了心愿……心愿既了，将无“厚爱”相还。诚恐诚惶！
曹锟看完，头脑顿时“轰”了起来，眼花目眩，耳间轰鸣，天转地旋，那身子摇摇晃晃竟倒了下来；那张油墨未干的报纸，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曹锟糊糊涂涂了好大一阵，总算苏醒过来了。他又拾起报纸，再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一下子又陷入了慌张之中——花钱买总统，本来就是一件见不得天日的事情，曹锟日日夜夜都担着一份心，生怕被什么人捅了出去，弄它个世界风雨、国人痛骂。现在可好，报纸上捅出来了，连支票也影印了出来，铁证如山，还不得天下大乱起来！曹锟明白，中国的天下，还不都姓“直”；就是在姓“直”的地盘上，也不都姓“曹”。有人挑动了，再有人随上来，内内外外，风风雨雨，这可怎么办呀？别看曹锟舍得花钱买总统，曹锟花钱再多，却买不到“胆量”，他怕事着呢！“一旦天下乱了，我就死无葬身之地呀！”曹锟瘫在太师椅上，发起愁来。
自己无主张了，曹锟想到了他的文臣武将，想到了心腹助手。“好，把他们找来，商量一下，采取个对策。”
可是，他的那些得力人都不在保定，他们都去北京、天津给国会议员送支票去了，还不知几时能办完。现在召他们回来，也不易呀！想了半天，保定城里，只有参谋长熊炳琦还在，此人也算有点小智谋，那就把他找来吧。
曹锟抓起电话，好不容易才找到熊炳琦。“润承，你赶快到我这里来一下，有急事商量。”
熊炳琦来了。
曹锟不待他坐下便把报纸递过去，焦急地说：“润承，你瞧瞧吧，越是怕鬼，鬼却来了。你知道这个邵瑞彭是什么人么？他怎么竟这样跟咱过不去？”
熊炳琦接过报纸，仔细看了一遍，心里也是一番紧张。他皱着眉，说：“邵——瑞——彭，这个人不简单！”
“你了解他？”曹锟问。
“略知一二。”
“干什么的？”
“浙江淳安人，字次公。是当代词学和历法学的名家，在国中，尤其在南方地位很高、影响颇大。”
“这么说，他的号召力一定很强了？”曹锟更怕了，“他这么一喊叫，假若再有人跟着附和，事情岂不糟了？”
熊炳琦笑笑，没说话。
原来，在曹锟找熊之前，熊炳琦也得到一个消息，这消息几乎跟这份报上的事同等轰动。那就是：邵瑞彭已经依照法律程序，把曹锟贿赂这事向北京总检察厅提起诉讼，要求检察厅严惩行贿乱法的曹锟及其帮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该怎么办？这位参谋长一时间竟缺乏了“谋”，所以，也就不敢妄“参”。
曹锟等不得，火上房了，等下去会烧光了宅院的。“润承，你说呀！此事该咋办？”
熊炳琦没有拿出办法，却吞吞吐吐地把邵瑞彭北京起诉的事又说了出来。然后说：“看起来，此人非和咱们闹到鱼死网破不可了。”
“还有这事？！”曹锟更急了，“那你说咱们咋办？”
熊炳琦不能再沉默了，这间小房子里只有他和曹锟两个人，曹问他必须答。“大帅，我看有两个办法……”
“莫说两个，有一个好办法就够用了。快说，什么办法？”
“第一，”熊炳琦说，“派两个人到北京把邵瑞彭杀了，死人面前无对证，这阵风刮不了几天自息。”
“杀一个国会议员？！”曹锟连想都不想，便狠狠地摇头——他在收买议员呢，出这么大的价码，也只是想让议员对他有个好感。杀一个议员，还是杀一个公开骂他的议员，不仅影响大，更逃脱不了杀人灭口之罪。所以他摇头。
熊炳琦说：“我也觉得此办法不大可行，所以才有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是什么办法？”曹锟急着问。
“把报纸扔下，把北京的诉讼丢开，权当没有发生任何事，咱按部就班干咱的。”熊炳琦此刻到是轻松了。
“这样做能行？”曹锟不放心。
“怎么不行？”熊炳琦说，“大帅还记得早年在袁项城推行帝制之际，有一个叫贺冠雄的人吗？”
曹锟闭起双目，轻轻摇首。
“大帅忘了？”熊炳琦说，“政界名流，文坛坛主，又是军界宿将。此人比邵瑞彭影响大多了。”
“提他何意思？”曹锟问。
“有意思。”熊炳琦说：“袁项城当了总统又想当皇帝，又要改元，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就是这个贺冠雄，张张扬扬地在京城闹了一场‘盗国称帝’案，也是公开发表了一张慷慨激昂的所谓‘诉讼状’。结果……”
曹锟忽然记起来了，忙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诉讼状上说，如果‘法不加予窃国贼，将以头颅毁法’。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吧？”
“是的。”熊炳琦说，“结果怎么样？袁世凯不是照当皇帝，照改国号么！大帅，丢下那个邵瑞彭，只要大总统当上了，邵瑞彭的声明算个屁！检察厅还敢传大帅？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这办法能行？”
“若是总统到不了手，却不只是邵瑞彭对你一状了，而是咱们一群都完了。所以……”
“必须把总统抓到手？”
“必须！”
“把邵瑞彭丢到一边去？”
“丢到一边去！”
“一笑了之？”
“我行我素！”
“好，就这么办！”二人对面一笑。
“大帅没事，我走了？”熊炳琦转身要走。
曹锟拦住他。“慢走一步。”
“何事？”
曹锟说：“有人送我一帧明人仇英的《上林图》，其人其画我均赏析不深。我知道你是方家，来来，咱们共同鉴赏一番。”
“那我就饱饱眼福。”熊炳琦依旧转身坐下。但看了半天，还是不知其“味”。
曹锟心不在焉地说：“这样吧，有空你查查，查到了，告诉我。咱们藏了人家的墨宝，总不能不知其人。”
“好好，我去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