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文学批评如今却成了我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时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批评，我是怎么做文学批评的？通过文学批评，我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效果？
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学批评？从事文学批评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也是一份寂寞的工作。在文学如此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必要？与文学创作相比，文学批评缺乏吸引人的生动故事与鲜明形象；而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相比，文学批评则缺乏在学院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在文学的整个环节中，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但是文学批评又是重要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小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要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判断，要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要对其好处与坏处做出深入、细致、专业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整套文学评价的体系与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套评价体系，整个文学界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可以将一部很差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将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淹没，无法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维护了一种正常的文学秩序，为文学作品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套评价机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还要关注文艺界的新现象、新因素与新思潮，在文艺界的最前沿创造与引导新的文艺思潮。
在从事文学批评之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自己也尝试过文学创作，但当时的一个缺陷是，对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我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中国文学朝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理想的中国文学？这样，当时的理论学习便只是单纯的学习，文学史研究也只是单纯的史学研究，没有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学结合起来，很多研究便缺乏问题意识与方向感，是一种“无的放矢”。
介入文学现场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需要你去发现新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系统性解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仅仅依靠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需要融入情感、血泪与欢笑，需要融入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当然这些体验与思考并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具有“自觉”的意识，我们便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共通的“美”，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应该创造出一种我们自己的美学。文学是这样，文学批评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2005年以来，围绕曹征路的《那儿》及其他作品展开的“底层文学”讨论便是如此，在这一讨论中，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文艺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创造并引导新的文艺思潮。这对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不仅应该具有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感，而且应该敏感于整个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捕捉到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因素，从而抓住最具时代精神症候的变化，而这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不在于以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去评判所有的作品，而在于在时代的变迁中把握住美学上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挑战着旧有的文学评价体系，也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学体系的萌芽，我们应该捕捉这些具有生长性的因素，并在与自己旧有知识的碰撞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