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11月14日深夜，鲁迅在荧荧的灯光下，读完了《生死场》的校样，随即写下了《萧红作〈生死场〉序》——这篇序文很短，满打满算不足千言。然而，在我看来，它却是鲁迅著作中意义丰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该序言紧紧抓住日寇侵占我国东北这一重要历史情境，透过作品“力透纸背”的叙事与写景，充分肯定了其描绘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一严峻主题，以及作家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天幕上，凸显了《生死场》所承载的具有开创性的精神主题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序言里，鲁迅由萧红笔下已经沦陷的生死惨烈的北方乡野，联想到自己四年前亲历的“一·二八”抗战时的“闸北的火线”，和近日里因“谣言蜂起”重又“抱头鼠窜”的闸北居民；同时又由“像死一般寂静”的周围，推及“当不是这情形”的英法租界，以及遥远的哈尔滨。其绵长跃动的思绪，显然已进入一个更大的“生死场”——中华民族因外敌入侵所面临的空前的危急时刻与危难境地。斯时的鲁迅，有忧患，有愤懑，但更多的还是“我们还决不是奴才”的沉思，是留给人们“以坚强和挣扎的气力”的热望……在这一意义上，一篇《萧红作〈生死场〉序》，不单是鲁迅对萧红的扶持和奖掖；同时也是他自己直面民族生死存亡的另一种呐喊，是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的又一次敞开，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强有力的精神自证。
需要稍加枝蔓的是，近年来，有海外女学者认为：鲁迅是戴着民族兴亡的眼镜解读《生死场》的，因此造成了他的阅读盲点。他“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经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乃至聊备一说，只是论者显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鲁迅倘若按照她的思路解读《生死场》，那么，《生死场》将不再是呼唤“坚强和挣扎”的《生死场》，鲁迅也将不再是作为民族魂的鲁迅。
二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既密切又复杂。之所以说密切，是因为鲁迅在不满21岁时，就怀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想法，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留下了7年多最为美好的青春韶光。在此期间，鲁迅仙台学医，东京习文，通过刻苦研读、潜心考察和耳闻目睹，不仅熟悉了日本的风物地理、世情民俗，而且从较深的层面了解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以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毋庸讳言，在走近日本这一“榜样”时，鲁迅是有发现、有省悟、有收获的。譬如，他后来曾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谈到过日本民族的“认真”精神和“勤劳”品德，认为“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非学不可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对于日本民族在强国道路上表现出的诸种优长，如破因袭，少禁忌，转益多师，择善而从等，鲁迅更是给予充分肯定，觉得这是该民族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鲁迅在终其一生的社会批判与精神搏战中，始终将日本文化当作重要资源，用之于传播和借鉴。据陈漱渝的不完全统计：鲁迅作品涉及外国作家370多名，其中日本作家有90名，约占总数的1/4；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有150多种，其中日本作品有65种，超过总数的40%。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委实非同一般。
然而，对于日本，鲁迅的态度又绝非只有赞赏和肯定，而是同时包含了多方面的认知与褒贬，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作为亲历了甲午惨败且接触了启蒙新知的青年国人，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侵华行径，自然怀有无法排解的悲愤和忧虑。这使他的东瀛求学原本就有一种夹杂缠绕的爱恨情仇深藏在心底。而在留日期间，鲁迅更是备尝了身为弱国子民几乎无法躲避的屈辱与歧视——大街上时常听到无端的訾骂；报章里总是出现轻蔑的议论；他的学习成绩仅仅是中等，就被视中国人为“低能儿”的学生会干事所怀疑，以致前来硬性检查讲义；而在课堂上，他更是不得不面对表现日俄战争中国人被砍头示众的幻灯片，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次的“万岁”嚣叫。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压迫和伤害了鲁迅作为中国人的心灵自尊，进而“于无声处听惊雷”，催生了他深切的国家情怀与强烈的抗争意识。
正因为如此，1931年秋，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再次踏上中国大地时，鲁迅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由此开始了旗帜鲜明的抗战言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连续发表《答文艺新闻社问》《“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罪恶阴谋，同时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在客观上起到的混淆视听的作用，其中尝试着运用阶级观点和国际视野，断言日本兵“东征”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西征”（指红色苏俄——引者）的“第一步”等，在今天看来，或许不无简单、生硬和片面之嫌，但放到当年那个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复杂而混乱的语境里，却分明具有提示国人认清真正的和最危险的敌人的重要作用。稍后，报端有消息称，政府外长与日外长私交甚好，东北问题可以藉此得到较好的解决。然而同日的“要电”却是“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于是，鲁迅感叹道：“‘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非所计也”》）。真可谓刺刀见红，一矢中的。接下来，“一·二八”抗战爆发，“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的险境，更砥砺了鲁迅的危机意识。他联名茅盾、胡愈之、郁达夫等4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呼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战争”。此后，这种抗战情结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生命旅程：他呼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生命安全；他推荐萧军的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认为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直到临终之际，他依然庄严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三
鲁迅是一位心灵深邃、目光辟透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他对问题的看法及其表达方式，都是一种异样的存在，都带有属于自己的体温与印记。这种独特的、高度个性化的精神风度，同样表现在鲁迅的抗战言说中，进而构成了他在民族生死关头所发出的别有新意与深意的声音。
第一，鲁迅的抗战言说表现了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抨击。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一度是力避武力冲突，期待国联调停。这种消极软弱的不抵抗政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而当各地爱国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时，当局不但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学生予以“紧急处置”，而且还为如此暴行找到了所谓“友邦人士，莫名惊诧”的特殊理由。鲁迅闻知此事，遂撰《“友邦惊诧”论》痛加驳斥：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铁路，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真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至于对不抵抗政策本身，鲁迅的抨击更是不留情面，不遗余力。在他笔下，“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文人无文》）。在他看来，当局“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所谓“战略关系”、“引敌深入”，云云，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说法，它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深入还要深入”（《战略关系》）。他还提醒人们：“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有名无实”的反驳》）。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他未能经历为期八年的全面抗战，当然也无法见证国民政府和军队后来为抗击日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因此，鲁迅的上述说法，并不能用来形容和评价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中的行为与态度；然而，它出现于消极抗战和投降主义确实严重的抗战初期，却无疑是一种有的放矢，痛下针砭的正能量。
与不抵抗政策相联系，蒋介石政权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此，鲁迅同样深恶痛绝，先后写了《观斗》《曲的解放》《内外》《天上地下》《航空救国三愿》等一系列文章，给予无情的鞭挞。其中《文章与题目》一文尤见酣畅淋漓：“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文章做到这里，题目似乎已经用完，“再要花样翻新，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这番话虽有些尖刻，但确实在嬉笑怒骂中把“安内必先攘外”的说法，批了个体无完肤。
第二，鲁迅的抗战言说每每联系着对民族文化顽疾的解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鲁迅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敌人，这决定了中国抗战必然异常艰难，因此，国人必须以郑重严肃的态度，多做扎实有效的工作。然而，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潜移默化的国民心理，却使严肃切实的抗战事业掺杂进了许多“做戏”的成分。一时间，“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可以“养力强身”的电影，能够“灭此朝食”的药片，连同堂·吉诃德式的“援马（马占山）团”，一并招摇登场……目睹这些“沉滓的泛起”和“做戏的虚无党”，鲁迅禁不住口诛笔伐，一声棒喝：“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固然富有戏剧性，但却阻止不了日寇的侵略！
鲁迅还认为，抗战中的国人固然需要勇敢奋进，不怕牺牲，但也要学会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珍惜生命。在这方面，国人一些由来已久的习惯性做法，却起着相反的作用。鲁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兴起许多抗日团体，并设计了自己的徽章；一些学校成立了学生军，还发了军装。而无论徽章还是军装，大都是“招牌”的一种，未必与真抗日有关，过一阵子，连拥有者自己也忘了。但在“一·二八”沪战时，这些却成了日军格杀勿论的理由，不少人为此送掉了性命。为此，鲁迅指出了“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人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人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今春的两种感想》）显然，这是一种知此知彼而又独具识见的提醒。遗憾的是，今天有学者竟将其当成了鲁迅为日寇开脱的例证，可见无知和偏见迄今仍未在文坛绝迹。
第三，鲁迅的抗战言说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友好进步人士区别开来。鲁迅极为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对于日本人民，却一向善意相待。他不仅拥有内山完造、鹿地亘夫妇这样一些进步或反战的好朋友，而且与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保持着经常的往来与交流，就中向他们坦诚讲述自己所理解的中日关系。譬如，在与圆谷弘谈话时，鲁迅明言：
日本想用所谓“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
应当承认，鲁迅的观点准确揭示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另一种关系和另一种真实。
与此同时，鲁迅对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热情激赏和坚决支持。1933年2月，以长篇小说《蟹工船》引起广泛关注的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当局逮捕，当晚就因酷刑致死。鲁迅获知后立即用日文撰写《闻小林同志之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愤怒的声讨。其中文译文写道：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限，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此后，鲁迅联合郁达夫、茅盾、丁玲等，在左联的刊物上刊登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鲁迅还留心小林多喜二全集的出版，先后购买了其全集三卷以及书简和日记等，作为研究和纪念。
第四，鲁迅的抗战言说涉及未来中日友好的可能性，以及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根本前提。“一·二八”战后，日本医生西村真琴博士，在闸北三义里救起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他将其带回日本，与家鸽共养，曾绘图赋诗，颂其和睦相处之状，并寄赠鲁迅。后来，鸽子不幸死去，当地农民建三义塔以藏其骨，西村再次致函鲁迅，请求题咏。为此，鲁迅写下了日后流传甚广的《题三义塔》：“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不仅严厉谴责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真诚讴歌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与坚韧；更重要的是，它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做出了乐观的展望，并发出了由衷而美好的祝愿。
当然，鲁迅也深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一贯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关于这点，鲁迅在《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序》里说得很清楚：“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让战争停下来的可能？鲁迅认为：“有强者和弱者同时存在，这就不容易和睦相处。是要打仗的。只要弱者不变为强者，打仗也是不会停止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军备不能与日本匹敌，日中关系是不会协调的。”（《与内山完造的谈话》）“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与圆谷弘的谈话》）读着这样的文字，联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消长变化，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当年拥有的敏锐与深刻。
（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