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10月由粤抵沪，到1936年10月与世长辞，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开埠不过八十余年的上海，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力浸透和猛烈扩张，已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以至有“东方巴黎”之称，其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文化氛围，均属中国之最。据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各类杂志二百多种，相当于全中国杂志的总和；拥有电影院近四十家，每年放映的中外影片数以百计。即使单就文学而言，发源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黑幕、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依然保持着可观的数量和广阔的市场。而汲取了异域文学灵感的“新感觉派小说”，亦在无形中点缀和强化着都市文明的风景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定居上海，自然无法避免同商业文化的遭遇和碰撞；而鲁迅立足于实地考察和切身感受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上海文坛的意见和看法，也就无形中折射出他对商业文化的理解、认识与评价，即一种属于鲁迅的商业文化观。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从“无声的中国”走来的鲁迅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自觉使命感的作家。他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人的精神。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他在弃医从文之后，始终呕心沥血，上下求索，不遗余力地从事着用文艺来“立人”进而“立国”的事业。显然，如此这般的价值取向同充斥着物质和享乐色彩的商业文化，自有天然的龃龉和本质的抵触。唯其如此，当鲁迅在上海同光怪陆离的商业文化不期而遇，便立即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深层的憎恶，进而给予了无情揶揄和深刻批判。
在鲁迅看来，商业文化表面上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但“根子是在卖钱”，因而是一种被金钱所操纵、所主宰的文化。为了揭示此中奥妙，先生在《各种捐班》一文里，以辛辣而诙谐的笔调写道：“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家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而在《“商定”文豪》中，先生亦复痛加针砭：“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真可谓翻云覆雨，名利双收。当然，“根子是在卖钱”的文豪亦常常被钱所卖，“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这时，文豪已近乎垃圾，着实丢人现眼。正是基于以上现象，鲁迅对上海的商业文化，即通常所谓“海派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上海乃各国之租界。”而“租界多商”，因此“‘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其中包含的贬抑和不满显而易见。
由于商业文化的“根子是在卖钱”，而在现实生活中，“卖钱”的多少又总是同名气的大小成正比，所以，海上文坛一些无行且无聊的文人，便常常为了攫取名利而不择手段，以致成就了桩桩丑闻，种种闹剧。对此，鲁迅深恶痛绝，遂驱笔予以鞭挞。于是我们看到：《登龙术拾遗》嘲讽了试图通过投机取巧、左道旁门以混迹文坛，进而求得“‘作品’一出，头衔自来”，“声价十倍”的行径。《序的解放》戳穿了“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直说得好像锦上添花”的把戏。《文人无文》揭露出挂着“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所惯用的弄虚作假、膨胀自我的手段。正所谓：“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诗，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而一篇《大小骗》更是将文坛屡见不鲜的欺世盗名的伎俩，如“名人”的“校阅”、“主编”的“无为而无不为”以及“特约撰稿”等，刻画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此外，《名人和名言》警戒并破除着已趋荒诞、已成“流毒”的名人效应。而《文坛三户》则写活了那些“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的“暴发户”，所难以掩饰的“做作的颓唐”和“沾沾自喜”。显然，诸如此类的文字不仅为善良而虔诚的文学青年敲起了警钟，而且映现出鲁迅先生一以贯之的是是非非，嫉恶如仇。
商业文化的混乱局面和扭曲形态固然已属不堪，而这种文化在漫延和强大之后，所产生的某些社会效果尤其令人忧虑。在这方面，一向关注并研究着“国民性”的鲁迅，自有清醒的观察与深刻的把握。譬如，他在《关于女人》一文中就敏锐地指出了商业文化对女性的污染和侵蚀。他写道：“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指旧时妓院中有文化的高等妓女——引者注）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而这种打上了商业文化印记的新奇时髦，使得许多上海少女变得虚荣、招摇和早熟。她们在商店里“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宁愿“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嘲笑”；她们“在马路边的电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至于商业文化给文学和文艺带来的伤害，鲁迅更是明察秋毫，一矢中的。他认为：“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学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因此，先生在其著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断言：“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那特点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
坦率地说，目睹被鲁迅所揶揄和批判的旧上海商业文化的种种情形，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当下文坛的某些现象。它们仿佛以跨时空的轮回和对应，顽强暴露着人性的弱点，也充分证明着鲁迅的伟大与不死。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分明耐人寻味，这就是：对于旧上海的商业文化，鲁迅虽然进行了痛切的嘲讽和有力的批判，但是，却没有因此就表示出绝对的排斥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在严厉抨击其若干弊端的同时，又于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理解、称许和欣赏。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退回到鲁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印象和全面评价上。
翻检鲁迅书信集，我们可以获知，1927年10月，先生刚刚抵达上海不久，就在写给学生廖立峨的信中明言：“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1929年5月，由上海回北平省亲的鲁迅，又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谈道：“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在这两封信和两段话里，先生将上海分别与广州和北京作了很随意的比较，在委婉地表达了对广州之“单调”和北京之“安闲”的不满之后，明确肯定了上海的“有趣”和“有生气”。而按照先生的思维逻辑，上海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的人物和刊物异彩纷呈，不拘一格，体现着一种包容和竞争的态势；而上海之所以“有生气”，则是由于它的喧嚣、它的前卫、它的趋新、它的开放、它的好挑战和多刺激，以及它的不似“世外桃源”和不生“落伍之惧”。而事实上，竞争、包容也好，挑战、刺激也罢，包括前卫、趋新与开放等，恰恰都是商业文化发达的特有形态，是文艺消费旺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商业文化、消费经济对大上海的别一种馈赠与补偿。这时，我们终于发现，商业文化之中也包含着为鲁迅所首肯、所喜爱和所向往的东西；在鲁迅与商业文化之间原本也存在着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的沟通、默契与共鸣。当然，这一切在先生那里，未必就处于完全自觉的状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面对商业文化的鲁迅，为什么有时候会表现出一些看似“矛盾”的态度和行为。譬如，他一方面讨厌那些浅薄无聊的浮世话题，另一方面又情愿置身其中，寻找材料写文章，抒己见；一方面反对那种云山雾罩，夸大其词的广告，另一方面又亲自草拟广告，或推心置腹，或纠偏斥谬。要知道，这正是先生的博大、睿智与辩证之处。
从以上认识背景出发，我们再来考察鲁迅在上海的文学经历与创作实践，就不难领略到这样的事实：这十年中，鲁迅所取得的文学实绩是丰硕的、巨大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来说，固然是先生以笔为旗，韧性战斗的结果；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却又与商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分不开。甚至可以说，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鲁迅最后十年不间断的井喷式的文学进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乃至有力的支持。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商业文化以它特有的嚣闹、驳杂与混沌，消解和冲淡着专制政权的文化围剿与舆论钳制，拓展也活跃着黑暗时代的言论空间，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鲁迅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特别是有利于先生将一些怒向刀丛、忧愤深广的作品，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之类，顺利地输送到民众面前。第二，商业文化热衷于领异标新，逐奇求怪，这平添了鲁迅的精神困惑与烦扰，但也给他带来了全方位的心灵刺激与文学灵感，使他能够站在思想和文化的前沿阵地，不间断地同各式各样的新事物和新现象，展开碰撞与对话，从而爆发出旺盛而持久的精神创造力。第三，商业文化所催生的大量的报刊、书局，以及其所实行的版税和稿酬制度，为鲁迅提供了相对稳定和充裕的经济收入，这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先生的人格独立，而且使他设想的告别体制，以文为生最终成为可能。基于这样的事实来观察和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又应当承认，鲁迅当年对商业文化的一分为二，贬中有褒，实属植根现实，心有所悟，而非主观臆断，偶发玄想。
时至今日，鲁迅所抨击的旧上海的商业文化早已是岁月刻度上的过去时，只是商业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文化类型或范式，却并没有终结，相反，它正伴随着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以不同于以往的高级形态，重新活跃在我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中。它所包含的巨大的经济效能和驳杂的价值取向，正像一柄双刃剑，既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又拷问着人性的优劣。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鲁迅面对商业文化所表现出的辩证立场和客观态度，进而像他那样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有所扬弃，显然并非多余。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