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房子建得挺结实，也很体面。围着房子转转，看看屋前的小花园，能看到后面那排背阴的花园中生着熊耳朵花和虎尾草，前面那排朝阳的花园里盛开着五彩石竹和粉石竹花儿；能看到每家洁净的前窗，小门廊，低矮的水蜡树篱和阁楼上的老虎窗。但那只是房子的外表，由此看到的是矿工的女人们布置的前厅，而前厅并不住人。人们生活的房间，也就是厨房，位于房子的尾部，对着后面一排房子乱糟糟的后园子和炉灰坑。两排房子和长长的两排炉灰坑之间是胡同通道，孩子们在此玩耍，女人们在此嚼舌头，男人们在此抽烟。山下屯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尽管房子建得那么好，样子那么雅观，可就是住着不怎么惬意。这是因为，人们得在厨房里过日子，而厨房却面对着那条充斥着炉灰坑的破烂胡同。
这是我选译自D.H.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的一段，它是一百多年前的劳伦斯童年时居住的煤矿工人宿舍楼的真实描写。现在去看，这座楼依然如故，已经开辟为“儿子与情人旅舍”，成为诺丁汉郡旅游手册上的一个独特景点，那广告词很吸引游客：“著名作家童年故居，配有大花园，与开阔的乡村接壤，周边有拜伦故居等景点，一周租金125镑起价。”
所谓的炉灰坑其实就是每家院子墙根上简陋厕所的代名词。因为没有抽水马桶，各家用炉灰覆盖粪坑，每天晚上有淘粪工来清理。现在那炉灰坑已经消灭了，代之以室内抽水马桶。但人们仍居住在祖辈留下的老楼里。这里的男人在20世纪80年代还大都是煤矿工人或在矿务部门工作，停止采煤后转产。所以这里的居民大都与煤矿有关，整个矿区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工人阶级住宅区。但那个厕所的代名词炉灰坑只有工人阶级懂，据劳伦斯专家沃森教授说，这个词连普通中产阶级的人都不会知道，只能直译后加注解。
红墙，青瓦，绿窗，两层楼外加阁楼，一共六间小屋子，劳伦斯家这座房子处于这一条块最西边的十字路口上。当初劳伦斯的母亲执意租下这座把边的房子，为此每周要多付六便士的房租，按照现今的物价折合，每周要多付七八镑的房租，就是为了西边多出一个小花园来，等于房子三面都有园子，可以种花养草。另外，还少了一家邻居，相对环境清静许多。这个从诺丁汉下嫁到矿区的城里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惜代价，要在工人阶级群里追求中产阶级情调，总是与她不得不栖身于斯的这个阶级格格不入。
花园，这是区别英国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住宅的重要标志。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
英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住宅区往往是界线分明的，如某一片纯粹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住宅区，房子大多是独门独户的别墅楼，有的是所谓的半独立即两家一栋的别墅楼，也有多户的联体楼，那里环境安静优雅，富贵气十足。我到劳伦斯的妻子弗里达与其前夫威克里教授生活过的诺丁汉梅普里山顶别墅区，寻找劳伦斯与弗里达一见钟情的那座别墅时，顺便逛了逛那里。浓荫密布，鸟语花香，各式别墅点缀其间，大片的花园绿地，是山庄的感觉，绝对是中上阶层的住宅区，现如今年薪5万多英镑的诺丁汉大学特级教授都难以跻身于此。说起这里，他们只能说九十年前教授凤毛麟角，薪水丰厚，所以威克里教授住得起梅普里山别墅区。
但中产阶级里的普通人家却住不起那么高档的小区，往往和劳动阶级混杂在一个小区里。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很难分辨某家人的社会地位。这时重要的参照系就是花园了。
有时你走在街上，发现那些联体的住宅楼家家格局一样，都是维多利亚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旧红砖楼，朴素无华，但前窗都悬着雪白的窗纱，陈列着陶器铜器等，长年鲜花不断。劳伦斯家乡的矿工之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前厅都收拾成小家碧玉样，和门前的小花园相映成趣，前厅的窗户或者用窗纱半遮住，或干脆一览无余，纯粹是展示给外人看的风景，家家景色不同。一般的住房均是后院对后院而建，中间是胡同，供自家人出入；两边的前门面对的是大街，体面雅观。这小门小户住宅楼在中国是叫作“联体别墅”的。
那么英国普通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住宅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就在那个园子上。如果连园子都没有，那肯定是劳动阶级的住宅；虽然有园子，但没有打理，甚至将园子铺上了水泥当停车场用，那说明这家人也不是中产阶级；如果前园还差强人意，后园变成了院子，还接出一间平房来用作厨卫，而不是温室花房，这家人仍旧算不上中产阶级。情趣高雅的中产者都将前后园子种满花草，春天水仙一片金黄灿烂，夏秋百花争艳，冬季盛开雪花莲，红浆果玛瑙般闪烁在冬青肥厚的叶子之间。他们甚至在后园子里建一个观景玻璃温室兼茶房，寒冬里照样享受春天。
一百年过去了，劳动阶级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英国的中低阶级差别表面上变得模糊了，但依然存在。我有幸住在诺丁汉的劳动阶级住宅区里，对这种格局有切身的体验——国家给我的奖学金只够我住在劳动阶级住宅里。
这些排子楼的前面自然看着体面干净，大街的卫生有公家维护。但那可怜的后院和后胡同则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杂乱无章，甚至是脏乱差，与英国这个绅士国家的称号一点也不相称。但这就是生活，和北京的破胡同相比，英国的“凤尾”已经算得上体面了。不过北京的破胡同里还有旧时的豪门大院痕迹，能看到点衰败的文化，这里英国排子楼之间的胡同则纯粹是杂乱无章，毫无文化可言。
英国人的阶级意识似乎特别之强。现在又从劳动阶级里划分出一个底层阶级——under class来，指的是失业人群。这些人享受着国家救济金，也混住在劳动阶级住宅区里，经常有不良分子干点偷盗贩毒抢劫杀人的事，增加了劳动阶级住宅区的社会治安负担，住这类地方连社会保险费都比别处高。有些劳动阶级集中的地方成了no-go area，中文应该叫活见鬼的地方。所以有的英国大学教师听说中国的访问学者住在劳动阶级住宅区里，大有谈虎色变之感，说：你们很浪漫！
英国社会的价值观基本是被中产阶级所左右的，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则不断被劳动阶级中分化出的优秀分子所补充，年轻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攀升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受高等教育。这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课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所说的：大学的任务就是让你们背离劳动阶级价值观，把你们变成势利眼的中产阶级小东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穷人家的孩子念了书当了白领，相对他们的父母就成了中产阶级。其实这类人是硬件上的中产阶级，软件上离中产阶级还有距离。他们自己自身还须不断演化，不断克服自身的底层意识和狭隘，以求心态上彻底变成中产阶级。
同样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课上，年轻的学生们（估计多来自劳动阶级家庭）居然质问老师：“恩格斯是资本家，他怎么会同情工人呢？”问得老师一时语塞，最后支支吾吾地说：“你们读了大学成了白领，不是也还得同情劳动者吗？”把球踢了回去。
英国这种大规模的社会中产阶级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开始的，是工党争取民心拉选票的一个绝招。最近英国的BBC2台在播出一个题为《中产阶级》的系列电视专题片，对此论述得极为透彻，辅之以有效的电视语言，更是鞭辟入里，沦肌浃髓。幸亏英国电视出现的早，那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有了详细的电视镜头记录，甚至有无数当初的现场直播镜头，看的人如临其境，似乎那80年前的一切就在身边发生着，是现在进行时——可能这些镜头让我联想到了“新时代”里中国大都市里类似的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的镜头。
成片的住宅小区开发，机车轰鸣；兴高采烈的搬家人群从城市贫民区进入宽敞的郊外别墅，喜不自禁；由底层上升为中产阶级后的男人衣冠楚楚，西装革履地进城上班，下班后回家与可人的太太和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周末打理自家花园，驱车旅游……他们甚至公然在自己的住宅区和工人住宅区之间筑起了“柏林墙”，墙头堆上铁刺以防穷孩子过来捣乱。工人阶级们便上街示威游行，强行捣毁大墙，穷孩子们隔着墙用弹弓子向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家的门窗发射石子儿。于是这些新富们组织起了巡逻队，保卫自己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战战兢兢地幸福着。双方僵持不下，政府出面调解。那些“柏林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消失。
于是出现了愤怒的贵妇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是知识精英，本就属中产阶级，又因为嫁给了名流而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姿态。她为阶级秩序的骤然巨变感到恐慌，因为从此就没了太大的阶级差别。中产阶级的太太开始辞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女仆从此消失了。所谓“伺候人”的仆人阶层消失，令养尊处优的弗吉尼亚感到不舒服。甚至文学，竟然出现了给家庭主妇消遣的俗文学如《蝴蝶梦》这类“操作”出来的“滥俗”小说，这让一贯的知识精英和现代派小说家弗吉尼亚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谓现代派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实则是为逃避社会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俗文化应运而生的精英文学。伍尔夫夫人是其极端的代表。她认为教育的普及造成了过快的中产阶级涌现，这实际上损害了精英文化，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和垃圾文化。现代派文学所要抗衡的俗势力之一就是这种消费文学。
而左倾作家乔治·奥威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震怒：谴责社会变得物欲熏熏，谴责人为制造阶级差异，反对如此大规模地开发破坏生存环境，谴责暴发的中产阶级附庸风雅实则毫无品位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劳动阶级被诱惑着自以为上升实则走向堕落。
奥威尔1939年的杰作《上来透口气》就是对这种社会突变的尖酸讽喻。在描述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新式住宅和用复合材料刷上油漆冒充纯木装修的时尚后，无情地讽刺那些假充高雅实则穷酸的人：
如果你有功夫儿看看自己周围，碰巧哪天你气儿顺，沿着这些城乡交界处的街道走走，想想那里的生活，你会窃笑（注：可以译成偷着乐）。埃里斯米尔街之类的街道到底像什么呢？简直是一座监狱，一间间牢房一字排开。一溜半独立的刑室里，那些每周进项5－10镑的人在瑟瑟发抖，每个人身后都有老板督着，有老婆像噩梦一样逼着，有孩子像血吸虫吸着他的血。人们想当然地议论工人阶级的痛苦。可我就不怎么心疼这些普罗们。你知道哪个挖坑的会为失业睡不着觉的？普罗们肉体上受苦，可他不干活时他就成了自由人。而那每一个抹了拉毛石灰的小盒子里，都有一个可怜的家伙，除了呼呼大睡时，从来不得安生，即使睡梦中他还在把老板推入井底并往他身上砸着煤块儿呢。
这就是奥威尔眼中的新兴中产阶级形象，他们失去了劳动阶级的朴素品质，获得了世俗气，但自以为变得优雅了。
同一时期的诗人约翰·贝契曼（John Betjeman）则写打油诗讽刺这种“崛起”有悖人性，呼唤对这种新得透着庸俗的住宅小区来个“友好轰炸”，把这些菜地里的新建筑和“听装水果，听装肉，听装牛奶，听装大豆，听装大脑，听装呼吸”炸个粉碎，恢复原有的田园耕地。
无独有偶，1977年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所著《冰河期》（The Ice Age）一书对20世纪70年代的暴发中产阶级也有上佳的描述：
除了伦敦的新房子，他还发现了一个由人组成的新世界：证券经纪人，银行家，城市职员，地方议会议员，商品房建筑师，包工头，会计——形形色色的人涌入了他的社会领地。这些人当初大不了是电视节目中的调料，一般去的是恶棍角色。他们当中有些可能是恶棍，但他们都挺有意思的。他们没有谁在意安东尼闲时遐想的东西——他们不读小说，不看高品位的电影，不读报纸的文学艺术版，不听音乐，也不讨论底层人的问题。他们可“顾不上”那些事儿，因为他们过于忙忙叨叨。他发现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构成了另一个英国。可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但这种社会进程势不可挡，一往无前地改变着英国的社会结构，从而导致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化：贵族的价值观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学不起，也学不来；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则寒酸粗鄙，必予以排斥不可。流行的就只有中产者的价值观了。劳伦斯也痛恨这类从劳动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的半生不熟知识分子和金钱暴发户，斥之为势利小人。因此他的那些描写工人阶级的小说受到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批评家的怜悯与同情，而从不将他引为同类，劳伦斯也从不攀附沆瀣。至今在英国，劳伦斯仍不为多数正统文学研究人士所青睐，热心其研究者多为同情劳动人民的左倾知识分子。一说起劳伦斯，大家就会说：“哦，那个挖煤工的儿子可真是不简单！”连欧盟援建的诺丁汉大学劳伦斯展览馆的说明书上都标明：这里将有一座现代化剧院，诺丁汉矿工儿子劳伦斯儿时呼吁的“人民剧院”梦想将在此成为现实。似乎劳伦斯全部的文学价值只是一张从底层进入中产阶级的通行证。他的“天才”只在于通过文学晋身社会，与包工头挣了钱差不多。
奇怪的是，无论左倾还是右倾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劳伦斯应该在中国受欢迎，认定我这个专门的劳伦斯译者靠翻译劳伦斯赚了大钱。理由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提倡的是劳动阶级价值观，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讲的是贵族夫人被一个性力旺盛的工人所吸引最终舍弃了贵夫人的身份而投靠劳动阶级，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劳动阶级的胜利。原来他们是这样解读劳伦斯的，劳伦斯的性是政治的性，理由竟是如此的非文学！西方发明的那些时髦的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一遇到劳伦斯的作品就自动失效，还得回到最早的社会、时代和阶级分析方法上去。但我告诉他们，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禁书。为什么？他们睁大了天真的眼睛表示不解：那本书不是歌颂工人阶级的吗？可它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色情小说。
所以在英国，如果你胆敢公然研究劳伦斯，是要受占主流的保守势力和中产阶级睥睨的：你被怀疑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至少是左翼分子；你还要受到正统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因为在他们眼里劳伦斯背离了工人阶级的价值，描写的是肮脏的性，因此是工人阶级文化的败类。两类人都痛恨的是：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居然勾引了一个德国贵族有夫之妇，而她丈夫是英国大学著名教授。此举惹恼了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都不待见他，贬损其文学创作，劳伦斯只能躲外国去流浪。
所以诺丁汉大学的劳伦斯学教授沃森自嘲地说：“我成了劳伦斯教授，从此就算完了，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劳伦斯教授，但劳伦斯在英国并不受尊重，因此我其实也并不受尊重。我快退休了，才敢于说这样的话。年轻时这样说恐怕找工作时就会遇上麻烦。”在博士论文审听会上，沃森教授对他的博士生们说：如果你们以为通过研究劳伦斯得了博士学位就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你们算是选错了课题。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劳伦斯教授的位置。
这个世界上，阶级二字仍然是那么沉重，因为阶级的烙印是最为深刻的心灵痕迹，最难熨平，像基因一样难以突变。在英国我深刻地感受着阶级二字，居然研究起人的阶级意识来，更确切地说是感悟。这种感悟竟然是从住宅开始的，很有现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