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向我，用一根手指指着我，继续横加指责，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承认他说的没错，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感到太多悔恨。但是他这么激烈我还是有些吃惊，我非常想亲切地、友好地向他解释清楚，我一生中从没有对某件事感到愧疚。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事，今天或明天的事担心。当然，在今天这种情境下，我不能以这样的口吻说。我没有权利去显示友好或者善良的本质，我试图接着听下去，因为检察官说起了我的灵魂。
他向陪审团说他已经研究过我的灵魂，却一无所获。事实上，他说下去，我并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和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准，我一概没有。“毋庸置疑，我们不能责怪他，不能为他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而责备他。但是在法庭，宽容必须让位于正义、法律和公平，尤其是像眼前的这个缺失心灵的人，对社会危害更大。”他又谈论到我对待妈妈的行为，重复以前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论我杀人时多很多，多得我能感觉到早晨的炎热了。
检察官停下，沉默了一会儿，以一种低沉的、坚信不疑的语气说道：“先生们，法庭明天将要审讯一宗谋杀案，儿子杀死父亲。”按照他的意思，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希望正义要惩罚这样的罪恶，他敢说，这样的恐惧感与我引起的罪恶来说，是相形见绌的。
“这个人，在精神上杀死了母亲，和那个杀死父亲的人，都自绝于社会。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引向了另一种犯罪，前者是为后者做了准备，没错，先生们，我确信，”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调，“如果坐在这里的这个人犯了明天那个人犯的罪行，你们不会不认同我这种看法的，他要受到惩罚。”
检察官又停下来，擦擦脸上的汗水，继续解释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不会受影响。“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人与一个连最基本原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他没有心灵，因此没有痛苦。我要求你们施以法律的刑罚，对此我没有任何歉意。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责任的重担，要求对犯人处以极刑，我不仅意识到某种神圣的责任感，而且我在犯人脸上除了残忍和憎恶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
检察官坐下后，大厅里沉寂了好大一会儿。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被炎热和惊讶蒙蔽双耳了。庭长咳嗽几声，低声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我站起来，因为我有说话的欲望，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并没有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法官说法庭会考虑这些话的，同时，他很高兴听到，在我律师陈词之前我讲清了犯罪的动机。到目前为止，他一定认为，他还没有完全理解我说话的意思。
我试图解释说，这是因为太阳的缘故，我说话很快，有点语无伦次。我有些紧张，大厅里人开始笑起来了。我的律师耸耸肩，该轮到他说话了。但是他说时间晚了，他要陈述几个小时，需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我被带回来了，电扇扇动着大厅沉重的气息，陪审员们有节奏地摇动手中五颜六色的扇子。辩词看起来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认真听了，我听见律师说：“我确实杀人了。”他继续以这样的口吻说下去，一提到我，他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地问身边的警察，这是为什么呢。他让我闭嘴，然后，他告诉我：“律师都这样。”我想这还是把我排出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远离这个法庭了。
我的律师给我的感觉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切入口，也开始谈论我的灵魂，我觉得他的天赋不如那个检察官。他说：“我也仔细研究了这个灵魂，但是与检察官的观点截然相反，我发现其他的一些东西。更确切点，我可以说我对犯人的思想掌握得一清二楚。”他认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知疲惫、工作努力、受到大家尊重的人，而且怜悯他人。在他看来，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尽自己所能供养母亲，我是因为母亲享受不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适，才把她送进了敬老院。“我感到奇怪的是，先生们，”他接着说，“大家在讨论敬老院，如果要证明这些设施的用处，我们只需记得这是国家提供的就足够了。”我注意到他没有提到葬礼的事，这可能是他的疏漏。但是，由于这几天没完没了地讨论我的灵魂，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一切都变得虚无，头晕目眩。
最后，我依稀记得，当我律师发言时，一个卖冰淇淋的商贩在街上吆喝，穿越大厅和法庭。一种对于已然不属于我的生活回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但它却给予我最可怜最深刻的欢乐：夏日的气息、我最爱的街道、夜空、玛丽的衣服和笑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压抑着我，让我喘不上气，只想抓紧时间结束，然后回到牢房，呼呼大睡。
最后，我也没有听清律师在大喊大叫什么。
“陪审员们，你们不会把一个工作努力却一时糊涂的人判处死刑吧？他要求考虑那些可供减轻处罚的情节，我将等待你们的判罚，因为我已经背负罪恶的重担。”
法官站起来了，律师疲惫地坐下。他的一些同事过来握住他的手，“伙计，棒极了。”我听见一个人这么说。其中一个律师拉我作证：“嗨，不是很好吗？”我同意，但是我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赞扬，因为我累极了。
天已经暗下来了，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传来的一些声响中，我猜想到傍晚的凉爽了。我们坐在那里等着，我们等待的只与我一人有关。我环视着大厅，就好像第一天一样。我遇到了那个穿灰衣服的记者和那个机器人的目光，这使我想起，整个审讯过程我都没有看玛丽。并不是因为我忘记了她，但我要做的事很多。我现在看见了她，坐在赛莱斯特和雷蒙中间。她朝我挥挥手，好像在说：“总算结束了。”她微笑着，我依然可以看出她有些焦虑。但我的心已经与外界隔绝，不能给她一个微笑的回答。
法官回到他的座位上。有人把一系列的问题快速地读给他们听，我只能听到只言片语：“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陪审员出去了，我被带到原来我待的那个屋子。我的律师来看我，他滔滔不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信心。他很有信心地说，我只需要坐几年牢，或者服役几年，我问他如果判罚不利，是否有机会上诉，他说没有。他打算不让当事人发表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说不能无缘无故上诉，我同意他的观点。冷静地看待问题，这也很自然。否则，案件将会无休无止。律师说：“无论如何，上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判决非常有利。”
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大约有四十五分钟。铃声响了，律师离开时说：“庭长要宣读对问题的答复了，你只有在宣读判决结果时才能进去。”门发出响声，我听到一些人在楼梯跑动，不知道远近。然后我听见法庭中有人在宣读什么。
当铃声再响起时，我走进大厅，一片寂静，我注意到那个年轻记者眼睛转过去。我没有看见玛丽，实际上，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因为庭长已经开始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将我在广场上示众斩首。
这时我才读懂人们脸上的表情，带着尊敬和同情。警察也很温和地对我，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听到法官问我是否还有话要说，我想了一会儿，说：“没有。”之后，警察把我带出去了。
第五节
我已经第三次拒绝接受神甫的指引了。我对他没有话说，我不想说，很快我还会见到他。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想避开不可逆转的进程，不可避免的事情是否还有一条出路。
他们把我转移到另一个牢房了。在这间牢房里，我躺下来能够看到天空，也只能看到天空了。我把时间都花费在观看云彩的变化上，从早看到晚。我头枕着双手，凝望着，等待着。
我想过很多次，很想知道是否曾有被判罚死刑的人逆转了进程，挣断绳索，在临刑前不翼而飞了。于是我就责怪自己没有多留意那些描写死刑的作品了。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这一类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像其他人一样，我关注过报纸上的报道，但是一定有这方面的专著，我却没有看过。或许我可以从中发现逃跑的故事，那我就会知道了：曾经有次滑轮停下，或是一种不可设想的事情，运气或机会发生了作用，哪怕只有一次。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满足了我，剩下的就是我的情绪问题了。报纸经常谈论对社会欠下的债，谁欠债谁就要还。不过，想象中就不是这样了。重要的是，挣脱绳索逃跑的可能性，是发疯地为自由而跑的可能性，像是妈妈给我的希望，像赌博者的最后一掷。希望就是在街道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想来想去，这对于我都是一种奢侈，我被不可逆转的力量紧紧攫住。
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定性。说真的，在这种以确定性为根据的判决和判决自宣布开始执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称。判决是在下午八点而不是五点宣布的，它可能完全不同，它由一些穿着其他衬衣的人们做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是德国人、中国人）的信任，而法国人却是不能明确的概念，这使得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也意识到自从判决宣布之时，它就开始生效，像我现在依靠的墙壁般坚硬、实在。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曾经告诉我的关于爸爸的事情，我从没见过爸爸，我知道他的情况，或许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他曾经有一次去看处决犯人，一想到此他就呕吐。但他还是去了，回来时吐了一地。那时，我感觉爸爸有点恶心，不过，现在我理解他了，呕吐是很正常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执行死刑是多么重要的事，是使人感兴趣的唯一一件事。我决定一旦我出狱，我就会看每一次处决。我真愚蠢，我已经没机会了。因为，如果有天我自由了，站在警察后面，或者说，作为一个看客，站在绳索的右边看处决犯人，回来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里，就有一阵恶心的喜悦涌上心头。如果我这么想，那真是太愚蠢了，我会感到浑身瑟瑟发抖，缩成一团，情不自禁地吱吱磨牙。
很明显，每个人不可能一直保持理智。以前我就制定过一些法律草案，改变了惩罚制度。我想做的是给犯人一个机会，哪怕微笑的机会，千分之一的机会。人们可以发明一种药物，或混合药物，服用后会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杀死病人（我把他称为病人），条件是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冷静地想了许多，我的结论是断头刀没有机会，一点机会也没有留给犯人。实际上，犯人的死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已经了结的案件，如果头没有掉下来，他们还要继续砍。因此，比较头疼的是，行刑者希望程序顺利进行。我想说这是它不完善的方面，事实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它还是很有效率的体系。总之，受刑者必须在精神上做好准备，他不希望发生意外。
我不得不承认的另一件事，直到现在，我对一些事情仍有错误的看法。我曾经一直以为上断头台要一阶一阶地走上去，我之所以这么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学校和书本上看到的。然后一天早晨，我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轰动一时的处罚犯人的图片，实际上，杀人机器就在地上，没有突出的地方，但比我想象中要狭窄得多。直到现在我仍能记起它，真是有些奇怪，照片上的机器很精密，闪闪发光，使我相当佩服。人们对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总是有夸大的想法，我现在承认它确实很简单，它和人们处于同一地平线，人们走近它就跟走近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令人厌烦。登上断头台，离开这个世界升入天堂，这是想象的结果。但是，机器主宰了一切，它们无情地处决了你，这有点丢脸，但是非常高效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