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有些疑惑了。在检察官们一阵私下协商后，法官宣布休庭，下午进行听取证词程序。我还没有多思考什么，他们就把我关进囚车，送到监狱吃午饭。一小会儿后，当我刚感觉到有些疲惫时，他们来押送我了。我又回到那间屋子，面前还是那些人，一切重新开始。但是大厅更热了，仿佛奇迹一般，陪审员、我的律师、检察官和一些记者手中都拿着一把草蒲扇。那个年轻人和自动机器人还在那里，他们没有扇扇子，而是一直看着我。
我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珠，直到听到传讯养老院院长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该站在哪里。他们问他我母亲是不是抱怨过我的行为，他说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就像其他老人们抱怨亲人一样。法官让他明确妈妈是否抱怨我把她送进敬老院，他又说了一遍：“是的。”但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
他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他有些奇怪我在妈妈的葬礼上表现得过于冷静。他看了看他的鞋子，然后说我不想看到妈妈的遗体，或者哭泣，我没有在她的坟前逗留，葬礼结束后便立刻离开了。他对另一件事也感到困惑，殡仪馆的一个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年纪。这时，法庭一阵安静，法官问他能否确认那是我，法官解释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这是法律。”
法官问检察官是否还有问题提问，他高声回答：“当然没有，我已经问了我的问题。”他声音响亮，脸上呈现出胜利的表情瞪了我一眼，那一刻我鲜明地感觉到我已不是东西。我有一种想要痛哭的傻念头，第一次意识到那些人是多么地恨我。
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后，法官听取了看门人的证词。看门人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转过脸去。他回答他们的问题，说我不想看妈妈的遗体，却吸烟、睡觉、喝咖啡。这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法庭的人们，我第一次发现我是多么罪恶。他们又让看门人重复一遍我喝咖啡和吸烟的事。
检察官露出嘲讽的目光，再次转向我。我的律师问看门人，他是不是和我一起抽烟了。但是检察官强烈地反对：“我想知道，这里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减证词力量而反诬证人的做法意图是什么？但是，证词并没有因此被削减分量。”尽管如此，法官依旧让看门人回答这个问题。
看门人犹豫了片刻，接着说，“好吧，我承认自己不应该那么做，”他小声嘀咕说，“出于礼貌起见，当那个年轻人递给我香烟的时候，我的确接着了。”
法官问我是否还有话要说，“没了，”我说，“证人们的话是真的，我的确主动给他递了烟。”
看门人满脸惊讶地看着我，中间还夹杂着某种感激。沉默了一会儿，他打破了迟疑，主动说其实是他建议让我喝点咖啡的。
律师喜悦地说，“法庭会慎重考虑这一点的。”
可是检察官忽然又站了起来，“的确如此，”他在我们头顶声如洪钟地说，“法庭会仔细考虑这一点的。而且他们会据此得出结论：尽管第三方可能会提出让他喝咖啡，可是出于一个儿子的身份考虑，当着母亲的灵柩，他应该拒绝这杯咖啡，假如这个人还对他母亲有任何的尊敬。”
说完之后，看门人回到了座位。
接着，贝雷兹老头上场了，一个法庭助理搀着他走到证人席上。贝雷兹说，尽管作为我妈妈的好朋友，他只在葬礼那天见过我。当问及我在那天的表现时，他说：“你们明白，那天我非常悲痛，以至于没有注意其他事情，痛苦使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最亲爱的朋友去世了，我是多么悲痛啊！甚至快要晕厥了，所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做过什么。”
检察官让他告诉法官，他有没有看见我流泪。贝雷兹说，没有。检察官又强调了一句：“我相信法官会重视这一点的。”
我的律师立刻站起来，带着一种我看起来已经过火的口气问贝雷兹：“好的，老先生，仔细想想，你那天看见他不流泪了么？”“没有。”贝雷兹回答。
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尖锐地说：“这就是官司的典型特征，一切看似真的，但又没有真的。”
检察官缄默不语，用铅笔在档案材料上写些什么东西。在将近五分钟的暂停期间，律师告诉我一切进行顺利。赛莱斯特被传讯了，他是由被告方面传来，作为我的辩护人出现的。
赛莱斯特不时朝我眨眼，手里拿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那身最好的衣服，那是他以前几个星期天和我去看赛马时穿的。我认为他那时没有带领结，因为领子上只有一颗纽扣。问及我是不是他顾客时，他说：“没错，我们是朋友。”然后，他陈述了我在他眼中的形象，他说我人很好，法官让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吗？”“不”，他说，“我应该这么说，他是一个不说废话的人。”
检察官质问他我是不是按时去他的饭馆，赛莱斯特笑了：“噢，他付钱了，但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然后被问到他对我的案件的观点时，他把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做好了回答的准备：
“我认为这是一件偶然事件，或者是不幸的事，你无法抵御的不幸。”他想说下去，但被法官阻止了，“很好，谢谢你。”
赛莱斯特有点发懵了，他解释说他还没有说完呢，陪审员们让他做一个简短的陈述。他只重复了一句：“这是偶然事件。”
法官说：“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通过法律来解决这样的偶然事件，你可以坐下了。”
赛莱斯特转过脸看着我，他的眼中闪着泪光，嘴唇发抖。就好像在说：“哥们，我已经尽力了，不幸的人，我害怕没有起到任何帮助，对不起。”
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举动，但那是我第一次想要去亲吻一个男人。
法官请他离开席位，赛莱斯特又回到了人群中。剩下的时间，他一直在那里，身子微微前倾，胳膊支在膝盖上，手里拿着草帽，听别人说话。
接下来该玛丽出场了，她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很美，尽管我喜欢她披头散发。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她的胸部，看得出她下嘴唇有点发肿，她很紧张。
第一个问题是：她认识我多久？她回答说，当她进入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法官接着问，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说我已经许诺和她结婚了。正在检查档案的检察官很尖锐地问她什么时候和我发生性关系的。她说了个日期，检察官心不在焉地指出来，那天好像是我妈妈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又讥讽地营造一种微妙的情境，他很理解玛丽的感觉，但是，（说到此，他语气强硬起来）他的职责使他常常不按套路出牌。
检察官让玛丽说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玛丽一开始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在检察官的一再要求下，她讲述了我们一起游泳，看电影，然后又回到我的住所。检察官说，根据玛丽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那天的电影篇目，他让玛丽说出那天我们看的电影的名字。玛丽声音低沉地说，那是一部费南戴尔的电影。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
检察官神情凝重地站起来，指向我，用一种我认为很激动的口气说：“陪审团们，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个人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和一个女孩去游泳，发生不正当关系，看滑稽电影，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当他坐下，大厅里一片死寂。玛丽突然哭了，她说，情况不是这样的，检察官引导她走向错误的方向，她很了解我，她确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法官示意工作人员把她带出去，审讯继续进行。
等到马松说话时，基本上没人听了。他说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个老实人。”当沙拉马诺讲述我对他的狗如何好时，更没有人听了。当问到我和妈妈关系时，他说，我和妈妈没有共同点，所以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你们应该理解，应该理解。”但是没有理解，他被带走了。
雷蒙是最后一个证人。雷蒙朝我摇摇手，说我是无辜的。法官反驳了他：“你在这里需要提供证据，而不是判断，你必须回答你的问题。”
他们要求他说清自己与被害人的关系，雷蒙趁此机会，解释说不是我，而是他与死者发生了矛盾，因为雷蒙羞辱了他姐姐。法官问他是否死者就没有理由恨我呢。雷蒙告诉他，我到海滩去纯属偶然。
检察官质问：“那引起悲剧来源的那封信怎么是他写的？”雷蒙说那绝对是偶然的。检察官回击说，偶然在这件案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这是不是偶然？我在作证时说的话都是献殷勤，这是不是偶然？最后，他问雷蒙怎么过活？
雷蒙说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提醒陪审团说，众所周知，他干的是乌龟行当。我是他的朋友和同谋，实际上，整个犯罪背景是相当肮脏的，由于加上了道德的外衣而变得更加严重。
雷蒙和我的律师提出抗辩，他们则要求检察官陈述完他的言论。检察官转向雷蒙说：“我说的差不多了，犯人是您的朋友吗？”雷蒙说：“是的，我们是他们所说的最好的朋友。”
检察官又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没有转过脸去，“没错。”检察官转向陪审团，“这个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为了了结一桩肮脏的桃色事件而冷血地残杀别人，陪审员们，犯人就是这样的人。”
他还没坐下，我的律师就站起来，举起他的胳膊，袖子掉了下来，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衣。“他到底是被告埋葬母亲还是被告杀人？”法庭一阵嬉笑，但检察官又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法衣，“只有这位可敬的辩护人才能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本质的、内在的关联。”他大声喊道，“简而言之，我要控告怀着杀人犯的心埋葬母亲的这个人。”
这些话似乎在陪审团和公众之中掀起了波澜，我的律师耸耸肩，擦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也有些摇摆，我感觉事情对我不利。
审讯结束，当我被带走，登上车子时，我又感觉到一阵夏日傍晚熟悉的气息。在这流动的黑暗的囚房里，我意识到我所爱的这座城市，某个我也参与的欢乐时刻的种种声响：松散的空气中漂浮的卖报声、公园里鸟雀的叫声、卖夹心三明治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镇高处转弯时的声音、港口上方黑暗降临的叫喊，这些声音让我仿佛回到了入狱前熟悉的、随意乱跑的路线。
是的，这是很久之前我感觉对生活满意的那个时刻，等待我的是惬意的、梦幻的入眠，此时却又发生了变化：我被带回监狱，等待我的是黑暗，我隐约感觉夏日天空中的那条熟悉线路既能通往监狱，又能通向无忧的睡眠。
第四节
即使在被告席上，听见别人谈论自己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在争辩时，我很确定，人们更多的在谈论我的人品，而不是案件。难道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宣告我有罪，但是可以宽恕；而检察官也做了同样的手势，宣告我有罪，但是不可原谅。
但是有一件事我却没怎么搞懂。尽管我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想参与其中，但我的律师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他警告说：“这对你的案件不利”。事实上，他们在解决这个案件时似乎把我排除在外，一切都在我不在场时进行的，我的命运被别人决定了。
我曾经多次想要打断他们：“呃，我想知道谁是这场官司的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应该有话要说啊。”然而，一秒钟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无话可说，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一个人对感兴趣的事情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检察官的陈词使我感到厌烦，真正引起我兴趣的还是那些与案件无关的词语、他的手势以及接连不断的大段议论。
我猜想他真正的用意是指出我的犯罪是有预谋的。我记得他曾经有过论断：“陪审员们，我可以证明：首先，我们有再明显不过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的灵魂提供给我们晦暗的启示。”
他开始概述我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他强调我的冷血无情，对妈妈年龄的无知，我和玛丽去游泳，看费南戴尔的电影，最后和玛丽一同回到我的住所。我一开始没有明白他的意图，因为他提到“犯人的情妇”，而对于我来说，玛丽就是我的情妇。然后，他提到了雷蒙，我发现他的思路倒是很清晰，他所说的也可以接受。我和雷蒙合伙给他情妇写了一封信，让这个“道德缺失”的人去羞辱她，然后，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敌人挑衅，结果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了武器，然后自己回去，射杀了那个阿拉伯人。开了一枪后，“为了把事情做得彻底”，我又沉稳地、计算好地、无情地向受害人开了四枪。
他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已经描述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看看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我强调了这一点。因为这不是普通案件，不是未经考虑的，不是当时可能加以减刑的行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可以注意他回答我问题的方式，他知道如何措辞。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当他犯罪时，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到他说我很聪明了。但我有些困惑，为什么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犯人身上，就成为了沉重的罪名。我在思考的时候，错过了他的陈词，直到我听见他愤怒地说：“他曾经表示过悔恨吗？没有一句，先生们。这个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并没有一句悔恨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