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久，我被带到了预审法官的办公室。当时是下午两点钟，玻璃上轻薄的窗帘不能遮挡阳光，屋子里亮彤彤的，而且极其闷热。预审法官请我坐下，很有礼貌地告诉我，我的律师临时有事不能来，但我有权保持沉默，直到我律师来了再予以回答。
我说我可以独自回答他的问题。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按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在我的背后坐下。然后，我和预审法官都坐在了椅子上，审讯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沉默寡言，有些自闭的人，他想知道我的想法。
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以往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又补充一句：“这无关紧要。”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靠上前来，看着我的眼睛，提高了一点音调，“我感兴趣的其实是您。”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说话。
“关于您的案件我有几件事不太明了，我很确定您会解答我的疑惑。”他接着说。我说其实事情非常简单，他便要我复述一遍那天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在第一次审讯中我已经讲述了事情的始末，无非就是：雷蒙，海滩，游泳，阳光，还是海滩，我开了五枪。我每讲一句，他就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确认说：“很好。”我已经厌烦反复讲这个事情，我感觉以前从没有讲过这么多话。
他又沉默了，然后他站起来说愿意帮我，我对他产生了兴趣，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一定能为我解除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问我一些问题。他开始直截了当问我爱不爱我的妈妈。
“当然了，像每一个人那样爱。”我回答说。书记员在我身后，有节奏地打字，此时大概按错了键，不得不慌张地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问题没有逻辑性，又开始问：“您为什么要连续开五枪？”
我想了想，回答说并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先打了一枪，后来又开了四枪。
“为什么开了第一枪后没有接着开第二枪？”
我又仿佛看到那天红色的海滩，额头也被太阳炽烈地烘烤，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回答。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他显得有些焦躁，搔了搔头发，坐下去，将胳膊架在桌子上，微微探身问我：“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在死人身上开枪？”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预审法官把手放在额头上，以一种异样的声调问：“我问你，为什么？我想让您告诉我。”我依然沉默不语。
他突然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办公室尽头，拉开橱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晃着十字架，一边朝我走来。
他用几乎完全变样的声音问：“您知道他是谁吗？”“当然知道。”我说。于是，他开始快速而富有激情地说，他信仰上帝，他认为即使最严重的罪恶也能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完成救赎，必须认罪，像孩子那样心灵洁净，毫无保留地接受洗涤。他整个人伏在桌子上，在我面前晃动着十字架。
实际上，他的这番话我很难接受，一是因为办公室太热了，有几只大苍蝇在我脸上徘徊，还因为他吓到了我。当然，我也意识到这是非常荒唐的，无论怎样，我就是罪犯。然而，当他继续滔滔不绝时，我努力去听懂，我终于听清楚他的意思了，那就是在我的供词中，有一点疑惑：为什么我等了一会儿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很明了，只有这一点他没有搞懂。
我告诉他执着于此是不明智的，这并不重要。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挺直身子，继续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在凳子上。
他说，那是不可想象的，所有人都信仰上帝，即使那些背叛他的人。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如果他产生了疑问，那么他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你想让我们的生活都毫无意义吗？”他怒吼着。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当我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十字架伸到我鼻子下面了，开始大吼：“无论如何，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祈求他原谅你的罪孽，可怜的年轻人，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为了你上了十字架？”
我注意到他已经有些失礼了，他称呼我为“你”，而不是开始时的“您”了。房间里越来越热了。当我对某个人厌烦，想摆脱时，我便假装同意他的观点，出乎我的意料，他有些得意了：“你瞧，现在你不是也信仰基督了？”我一定是再一次摇头了，因为他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无精打采的。
有一会儿，他安静了下来，整个房间只剩下打字机发出的咔咔声，因为它一直在转化着我们的谈话，此刻它还在忙活着我们俩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他使劲盯着我看，而且表情非常沮丧。
“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从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冥顽不化的人，”他低声说，“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罪犯，一看到这个十字架——主受难的象征，就会痛哭流涕。”
我正要说这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罪犯，可是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意识我始终无法接受。
预审法官站了起来，这预示着这次审讯到此结束了。他同样也用一种筋疲力尽的声音问我，“是否为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
想了一会儿，我说，与其说后悔，不如说非常厌倦——除了厌倦，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这种心情。可是，他似乎没听明白我说的话。这就是那天审讯的所有经过。
我以前去见过预审法官好多次，每一次都是由律师陪着我。这类询问只限于我对过去所说的某些地方加以确认，或者预审法官和我的律师一起讨论将要对我以何种罪名起诉。碰到这样的场合，他们一般不会关注我，而且，不管怎样审问的基调慢慢转变了。预审法官看起来也不会对我感兴趣了，他已经将我的案子归类存档了。在我面前，他不再提起上帝，或者表现出任何有关宗教的狂热，因此也没有出现过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闹出的尴尬局面。结果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交谈变得亲切多了。先问我几个问题，紧接着和律师交流意见，一次谈话就这样很快结束。我的案子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候，当他们谈论一般性问题时，我也可以有幸加入谈话。我开始放下心来。在这样的场合，他们两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表现出一丝敌意，一切进行得如此自然与和谐，以至于让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错觉，我竟以为大家亲如一家人。老实说，在预审持续的十一个月里，我已经完全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以至于我惊叹不已地发现，几次审讯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回忆之一：当预审法官把我送到他办公室门口，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吧，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异教徒先生。”随后我被法警带走。
第二节
也会有一些事情，我不想提起。几天之后，我被押送到了监狱，而这段时间就是我不愿提起的回忆之一。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这次的反感实在没有必要。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已经身陷囹圄。相反地，我模模糊糊地，期待着某些可以改变局面的转机会出现。
事情很快在玛丽来看我之后发生了变化，而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因为，自从那天起，我在信里告诉她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的理由是她不是我的妻子——同时，也是从那天起，我意识到，监狱是我今生最后的家园了，当然了，也是我的坟墓。
自从我被逮捕的那天起，我一直和其他犯人，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呆在一间比较大的屋子里。瞧见我进来，他们嘿嘿笑了起来，而且问我因何进来的。我说，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听完，他们几个小声嘀咕了一会。不久之后，夜幕开始降临了，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开始给我解释如何铺睡觉的席子，将一头稍稍卷一下，一个自制的长枕头就做成了。整天晚上，我感觉到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
几天后，我搬进了单人监狱，在这里，我睡在一个靠着墙壁的空木板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便桶和银盆可以使用。这所监狱位于城市中海拔较高的地方，透过小小的窗户，我能看见大海。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朝阳光的地方远眺，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看我，我想肯定是玛丽，没错，就是她。
去接待室的路途，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几节阶梯，然后再穿过一条走廊。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光线通过一个低矮的窗户射进来，两道铁栏杆将这间房子分成三部分。两道栏杆之间是长达几米的空间，把访客和犯人隔开。我被带到玛丽的位置，她穿着带条子的连衣裙，脸黑黑的。我的旁边是一列囚犯，大多数是阿拉伯人。玛丽周围则多数是摩尔女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嘴唇，穿黑色衣服；另一边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指手画脚，声音很高。由于访客和囚犯之间较远的距离，我不得不提高我的声音。
我进入房间后，吵吵嚷嚷的声音传播开来，遇到光秃的墙上又折返回来，明亮的阳光倾泻下来，照得我眼花缭乱。我花费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安静而又黑暗的我的囚房。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终于看清了每个人的脸庞。
我注意到一个狱卒坐在栏杆走廊的尽头。囚犯们和他们的亲人面对面蹲着，他们没有提高说话的声音，尽管大厅里比较吵闹，但他们低声说话声彼此都能听到。他们细微的说话声从下面飘上来，在他们头上来回徘徊，仿佛是一段持续不断的呓语。这是在我快步走到玛丽面前时注意到的，她紧紧贴在栏杆上，强忍着对我笑。我认为她很美，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
“嗨，怎么样？你还好吗？想要什么东西吗？”她大声地问。
“嗯，很好，什么都有。”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玛丽一直在笑。一个胖女人正在大声叫我旁边的一个人，毫无疑问那是她丈夫。一个很高，有着金黄头发，目光炯炯的男人。
“让娜拒绝了他。”她大声喊着。
“哦，有点糟。”丈夫回答了一声。
“我对她说你出来会再雇佣他的，她不相信。”
玛丽也大声对我说，雷蒙向我问好，我说：“谢谢。”但是我的声音被旁边的人压下去了，他正在问：“他还好吗？”那个胖女人笑着说：“他的身体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左边是一个年轻人，瘦削、手指纤细，没有说一句。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聚焦在对面的那个老太太身上，对面的老太太也怜悯地看着他。但我没有时间理会他们了，玛丽对我大声喊不要失望。
“当然了。”我回答。我看着她的肩膀，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它们。裙子细腻的布料吸引了我，我不清楚除此之外，还能奢求什么。我猜想这就是玛丽的心愿，因为她一直看着我笑。
“你会出来的，等你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只看到她洁白的牙齿和眼角细细的皱纹。我回答说：“你真的这么想的？”主要是想找点话说吧。她开始以同样的声调加快说话的速度，“你很快就会被释放，我们周末将去游泳。”
旁边的女人仍然喋喋不休，告诉她丈夫她放在书记室一只篮子。她一样一样讲述篮子里的东西，核对清楚，因为里面的东西很贵重。我左边的年轻人依然和他母亲对望着，地上蹲着的阿拉伯人继续低声交谈。外面的光亮透过窗户看起来好像越来越亮了，照射在每个人脸上。
我开始感觉有些不适，想要离开。嘈杂声冲击着我的耳膜。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玛丽多陪我一会儿。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记得玛丽向我讲述她的工作时，笑容始终挂在脸上。低语声，嘈杂声，交谈声混成一片，唯有我旁边对望的年轻人和他母亲构建出一片寂静的空间。
然后，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一个人离开，其他所有人都沉寂下来。当狱卒把手放在年轻人肩上，想要将其带走时，那个小老太太紧紧攥住栏杆。“再见，妈妈。”他大喊道，她将手伸出栏杆，缓慢而持久地摆动。
她刚走，一个拿着帽子的男人进来，占据了她刚才的位置。我的旁边也带进来一个囚犯，他们亲切的交谈，声音不大，因为整个大厅都安静下来了。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了，他的妻子好像没有注意到不需要大喊了，依旧大声叮嘱他：“亲爱的，多多保重啊！”
然后轮到我了，玛丽给我一个飞吻，我在出去之前回了一下头，她没有移动，脸紧贴着栏杆，嘴角镶嵌着为难的苦楚的微笑。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那些我不愿意谈起的事情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不该有任何的夸大，我做起这件事来比较容易。在我刚被收押的时候，我仍然怀有自由人的观念。比如，我会有去海滩游泳的强烈愿望，我想象脚下海浪的声音，身体跳进水里的美妙感觉，然而，这牢房的四壁组成的空间却是那么狭小。
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之后，我便是囚犯的想法了。我期待每日在庭院里散步或者律师来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分配得很好。我常想，我住在一棵干枯的树干里，除了抬头凝望天空，无所事事。我会慢慢习惯于此的，我会期待鸟儿或者乌云飘过，就像我在这里等待我的律师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耐心等待周末拥抱着玛丽的肉体温柔缠绵。无论如何，我不是住在树干里面。这世上还有比我不幸的人。我记得这只是母亲的一厢情愿，她常常说，人到最后什么都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