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般情况下，事情还没糟糕到这种状况。尽管，头几个月每一天都是煎熬。可是，通过这些努力，我将它们一一克服了。例如，我沉溺于想女人——毕竟我这么年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从来没有特别想玛丽，仅仅意淫着这个或者那个女人，均是那些我认识的女人，想着她们能引起我欲望的场面。这样一来，这个监房充满了她们的身影与脸蛋，也充溢着我过去的激情。毫无疑问，这一切让我无暇自怜，可是，至少也帮我消磨了大把的时间。
渐渐地，我和看守长熟悉了起来，他总会在饭点和厨师的伙计一起过来。正是他和我聊起了女人的话题，他告诉我，“这也是关在这里的其他男人们最渴望的。”
我说自己也深有感触，而且加了一句，“这太不公平了，就像在一个男人已经倒下的时候，还对他拳脚相加。”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蹲监狱！”他说。
“我不这么认为。”
“自由，意味着您被剥夺了自由。”
我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同他的看法，“没错，否则还有什么惩罚呢？”
看守点了点头，“你和他们与众不同，你明白事理，那些人总是自己来解决。”说完，他就走了。
没有香烟也是令人头疼的事情。我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们没收了我的腰带、鞋带，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当然包括香烟。我一进入监狱，就要求他们归还我的香烟，他们通知我说，在这里是禁止吸烟的。开始的几天我感觉很煎熬，这件事使我极其沮丧，我甚至撕了床头的几个木条吮吸，整天想吐。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吸烟，这没有多大害处。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不过，那时我已习惯于此了，所以这对我不算什么惩罚。
除了这些，其他的我还算幸运。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消磨时间，然而，当以后我学会回忆事情时，我就感觉不到枯燥了。有时候，我想在床上锻炼我的记忆力，从角落开始，转一个圈回来，记住所经过的所有事物。一开始，一两分钟就数完了，以后逐渐长久了一些。我记忆每一个家具以及它上面的东西，每一件东西的细节，还有细微处的细节，一条微小的裂缝，一点缺口，还有颜色和木头的纹理。同时，我强迫自己去记忆从开始到结束的每件事物的顺序。几个星期以后，我花费几个小时在数我房间里的东西，我发现我越想，遗忘的或者没有完全忘记的细节就越多，它们连绵不断地呈现出来，仿佛没有结束。
因此，我明白了外边的人即使只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度过百年。他会有足够多的事物来回忆而不感到烦躁，很显然地，这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好处。
然后就是睡觉了。开始，我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根本不困。但是渐渐地晚上可以入睡了，白天也能小憩。实际上，最后的几个月，我每天可以睡十六至十八个小时，那么，剩下的六个小时就用于吃饭、大小便，以及回忆捷克的故事。
一天，我在褥子和床铺之间发现了一张粘贴在布上的报纸，它已经发黄了，但我依然可以看清标题。这是一个关于犯罪的故事，开头已经丢失了，但看得出来故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个乡镇。一个乡民离开了家乡，去外地碰运气。二十五年之后，他发财了，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家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在家乡开了个旅店。他决定给她们一个惊喜，把妻子和孩子放在其他地方，自己到了母亲开的旅店，匿名订了房间，亮出了他的钱。母亲和妹妹没有认出他来，夜里，她们用锤子砸死了他，偷走了钱，把他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他的名字，母亲上吊了，妹妹跳井了。我肯定读了几千遍这个故事，一方面它听起来不像真的，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真实。无论如何，在我看来，那个旅客自作自受，他不应该如此。
因此，睡觉、记忆、读那张报纸，日日如此，时间就流走了。我曾经读过，说在监狱里，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但这对我而言未必有效，我不理解在哪种情况下时间过得又长又短。毫无疑问，时间是长久的，一天接一天，没有尽头，直到它们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词汇是昨天和明天。
当有一天早晨，看守告诉我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六个月了，我相信他的话，但我没有任何概念。对于我来说，我在监狱里整天做同样的事情，天天如此。看守走后，我对着铁碗，看着自己的脸。我觉得我的面色很难看，即使我尝试微笑，我换了一下角度，但仍然如此呆滞。
太阳落山了，到了我不愿意提起的时刻，无法命名的时刻，监狱的各层都响起了混杂的声音，随后就是寂静的时刻。我走进铁栏杆的窗户，借着最后的光线看窗户上自己的影像。它依然很严肃，一点也不奇怪，我确实很严肃。但是，同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几个月来自己的声音，这是我自己呐喊的声音，确信无疑，我意识到这是很多天来回响在我耳边的声音，因此，我也明白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自言自语。
于是，我记起了母亲出殡那天护士说过的话：不，没有出路，没人能想象出监狱里的夜晚该如何度过。
第三节
总的来说，时间过得并不慢，在我意识到第一个夏天已经走远的时候，第二个夏天已经在向我招手了。我知道在天气开始真的热起来的时候，我的事情也该有了眉目了。我的案子被安排在重案组的最后一批开庭上，它们将于六月底结束。
开庭的那天，一大早就是艳阳高照。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说，审判不过两三天即会结束。“据我所知，”他解释说，“法庭会尽快解决好你的案子，你的可不是最棘手的，在此之后，还有一个比较耗时的案件亟待审判。”
早上七点半刚过，法庭派来提取我的人来了，我被警车押着来到了法院。两个法警把我安排在一间小黑屋子里。我们坐在靠近门的地方，隔着门，可以听见大厅里传来的阵阵说话声、叫喊声和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响，这些声音的盛宴让我想起来众人的狂欢，我想，一等法庭审判结束，把所有的东西清空后，整个大厅会变成舞厅，大家就可以尽情快乐了。
其中一个法警告诉我，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并递给了我一支烟，而我并没有要。随后，他问我是不是太紧张了。我说，“不是。”相反地，之前我从没有这样的机会，想着可以亲眼看一场法庭审判，我觉得非常好玩呢。
“或许吧，”另一个警察插话说，“可是一两个小时后，新鲜感就没了，到时候你会非常厌倦的。”
一会儿，房间里的电铃响了起来。这两个警察帮我卸开手铐，打开门，把我带到被告席上。
法庭上挤满了人，尽管窗帘紧闭，光线还是可以透过缝隙，钻进来，这让原本闷热的房间更加热。窗户早已关好，我坐了下来，两名警察分别坐在我的两边。
一坐好，我便注意到我对面的一排人。他们瞪着我看，我猜他们是陪审员。可是我并不把他们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在我看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每个人个体的特征已经消失了。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感，当你坐在电车上，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对面的旅客会打量着新上来的人，千方百计地想从新人身上找到可以逗乐他们的地方。当然了，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些人想从我身上找到的东西，并不是任何可以娱乐大家的事物，而是那些犯罪的症状。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再者说了，不管怎样，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人山人海的大厅，加上沉闷的空气，这一切让我昏昏欲睡。我扫视了一圈大厅，可是没有认出任何一个人。开始，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些人都是为我而来。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是一个如此新奇的体验。平常的日子里，可没有任何一个人关注过我。
“太拥挤了！”我对坐在我左边的那个警察说，他解释说，这都是报纸惹的祸。
他指着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的那群人对我说，“就是他们！”
“谁？”我问，他回答说，“报社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他补充说，还是他的朋友呢。
一会儿，他刚刚提到的那个报社的人看见了我们，向我们走来，见到警察，他很热情地与之握手。这个记者已经不年轻了，虽说看起来比较滑稽，可是彬彬有礼，人还不错。就是这会儿，我恍然意识到，几乎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在彼此打招呼，见面寒暄，而且在组团——举止像在某个俱乐部碰见了趣味相投的朋友似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在。无疑，这一切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我在这会感觉格格不入与荒诞不已，好像我才是这里的外来者与多余人。
可是，这个记者和颜悦色地说，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了谢他，他微笑着说，“你明白的，我们对你多少有点夸大其词。这个夏季，我们一直缺少素材，多亏了你的案件和接下来将开审的弑父案子还能让我们有东西可写。我猜你已经听说了，那是一个谋杀大案。”
他指着人群中，报社那一撮人当中的一个小矮个胖男人，给我看，他带着黑框大边眼镜，让我想起了一只胖胖的鼬。
“这个家伙是巴黎日报的特派记者。事实上，他并不是冲着你来的，而是为了报道弑父案件，可是他们也要求他顺便记一下你的。”
“他们真是太好了。”这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可是说不出口，忽然我意识到这句话太蠢了。友好地和我们挥了挥手，他离开了我们，随后的几分钟没什么事发生。
随后，我的律师穿着律师服，在几个同事的陪同下进来了。他走向记者那一伙人，和他们握手。他们在一起相谈甚欢，大笑不止，在这里所有人都像呆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直到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才打破这欢快的气氛，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律师向我走来，握手过后，他建议我要尽量简洁地回答问题，千万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我听见左边椅子挪动的声音，一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穿着红色袍子的男人提了提长袍坐了下来。我觉得这人是法官。与此同时，一个检察官宣布开庭。头顶上的两个大风扇也齐刷刷地响了起来。三个推事，其中的两个穿着黑色衣服，剩下的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夹着卷宗快速地走了进来，并径直地爬上高出大厅地板几尺高的审判席。穿红色衣服的坐在中间的那个高背椅子上，将帽子放在桌子上，拿出手帕，随手擦了擦头上的一小块秃顶，并宣布正式开庭。
记者们早已拿出了笔，除了一个看着比较年轻的人之外，他们表情一致，有点冷漠也有点可笑。那个年轻点的人穿一身法兰绒衣服，胸前系着蓝色的领带，他把笔丢在桌上，只顾全神贯注地看我。他的脸看起来非常不规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他那双淡淡的而又非常清澈的眼睛，它们仔细地打量着我，可又令人非常难以琢磨。那一刻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在看着自己。可能是因为我不了解法庭程序，这成为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的原因，比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陪审团等提问（每一次，所有的陪审员都扭头看着法官），很快地念了诉讼书，我听出了一些熟悉的人名和地名，然后他又向我的律师提问。
接下来，法官宣布证人入场。书记员喊了一些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刚才没有看清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些人陆续站了起来，从旁门进来，有雷蒙、马松、沙拉马诺、看门人、老多玛、玛丽。玛丽跟在这些人身后，显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情。我刚才还在纳闷怎么没有看见他们呢，最后听到赛莱斯特的名字，他站了起来。在他旁边，我看到了饭馆里穿着短外套、神情坚定的那个小女人，我注意到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没有时间多思考，因为法官开始讲话了。
他说真正的审讯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人们保持安静了。他的职责是公正公平地引导案件顺利进行，陪审团将根据公正精神做出判决，最后，如果有任何扰乱法庭秩序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去。
空气又热起来了。一些听众拿着报纸扇风，随后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报纸声。书记员看到法官示意后，拿来三把草蒲扇，三位推事马上扇了起来。
对我的审讯立刻开始。法官平静地问我问题，我甚至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被要求作自我简介，我很厌烦这些，然而却又意识到这也是很自然的，毕竟，抓错人后果就严重了。
随后，法官陈述我做过的事情，每读两三句话他就会问我：“没错吧？”我每次都按照律师教我的那样回答：“是的，法官。”这是一段冗长的时间，因为法官讲述每个细节，同时，记者们也一直在记叙。我有时会注意最年轻的那人和小自动机器的目光。电车板凳上的那些人都面向着法官，法官轻咳一声，翻过几页档案，将脸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针对我的案件提一些问题，虽然表面看似没有联系，实质却休戚相关。我猜想他又要问我母亲的事情了，我已经对此厌烦了。他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要把妈妈送到敬老院呢？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请人照看她。然后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令我难受，我解释说，妈妈和我都不想从对方获取什么，甚至对其他任何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法官接着说，他不想强调这一点，同时问检察官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提出。
检察官斜对着我，并没有看我，说如果法官允许，他想知道我是否怀着要杀死阿拉伯人的念头回到水泉那里。我回答说，不是的。如果这样，那您为什么自己带着枪又回到那里？我解释说，那是偶然的。检察官狡黠地说：“很好，目前就这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