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福克纳/著 刘洋/译
一
艾米丽·格里尔森小姐去世时，全镇的人都去参加葬礼：男人们是出于某种敬慕之情，纪念一位风云人物就此倒下；而女人们大都出于好奇，想到她家里看个究竟。除了家里的一位老男仆——他既是园丁也是厨师——至少已有十年没人来过这里。
那是一幢方形的大木屋，过去被漆成白色。屋子坐落于当年最为讲究的街道，还装饰着七十年代清新风格的圆顶、尖塔以及涡旋花纹装饰的露台。然而汽车间与轧棉机却将这一带的威名侵蚀殆尽，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家宅岿然而立，腐朽中依然傲视着四周的棉花货车与汽油泵，简直是丑陋中的极致。如今，艾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这些庄严人物之列，长眠于雪松葱郁的墓地。而就在此处，一排排的尽是南北战争期间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无名士兵墓。
艾米丽小姐在世之时，就是传统、责任与关怀的代名词，是小镇人世代相传的一份应尽义务。自从一八九四年萨尔多利斯上校——也就是那个下令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便不得上街的镇长——免除了她一切税务的那天起，便一直如此。税务免除的日期从她父亲去世之日算起，直到她去世。倒不是艾米丽小姐乐于受人施舍。萨尔托利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谎话，非说艾米丽小姐的父亲曾经借钱给镇上，而镇政府宁愿以这种方式作为交易偿还。只有萨尔托利斯上校那一辈的人，也只有他那样的头脑，才能编得出这种事，而恐怕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信以为真。
待到思想更为先进的下一代成为了镇长和参议员，这种做法便引起了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到了二月，仍不见她回复。他们发了封正式信函，要她方便时来治安官办公室一趟。一周后，镇长亲自致函，说愿意登门拜访，或者派车接她，结果只收到一张手书的便条回复。那是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笔迹纤细流畅，墨迹有些褪色。便条上大意是说她已基本不再外出。税务通知单随信附还，并未表态。
于是议员们召开特别会议，派出代表团上门访问。代表敲敲房门。自从八年或十年前她停止教授瓷器彩绘课以来，便再无访客由此进出。年迈的黑人男仆将他们接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沿楼梯一路向上，就变得更为阴郁。屋子一股沉闷的潮气，而且长久以来无人居住，尘气浓重。黑人男仆引领他们来到会客厅，厅内尽是些笨重的皮面家具。当那个男仆打开一扇百叶窗，客人们便看出皮面已经开裂。一干人等坐下，大腿两侧便腾起一阵灰尘，一粒粒尘埃在那缕阳光中徐徐旋转着。壁炉前的镀金画架已然失去了光泽，上面依然摆着艾米丽小姐父亲的炭笔肖像画。
她一进屋，一行人立刻起身。艾米丽小姐小家碧玉，一袭黑衣，身形微胖。一条细长的金链一直垂到腰部，系进腰带里。她拄着一根黑檀木拐杖，上面镶金的拐杖头已经光泽尽失。她的骨架细小，可能正因如此，在别人身上只是稍显丰腴的部位，放在她身上却变得十分臃肿肥大。她看起来就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死尸，既肿胀又苍白。客人们说明来意，她那双眼睛深陷在脸部隆起的肥肉中，像极了摁进生面团里的两个小煤球。它们不住地移动着，一个个打量着来人的脸。
她并未请他们坐下，而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说话人磕磕巴巴地把话说完。就在这时，他们才听到那隐藏在金链一端的怀表滴答作响。
她的声音干涩而冷酷，“我在杰斐逊无税要纳。萨尔托利斯上校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或者你们可以让人去查查政府记录，看了就明白了。”
“可我们查过了，艾米丽小姐，我们就是政府当局。难道您没收到治安官签署的通知？”
“没错，我的确收到过一张通知。”艾米丽小姐说，“也许他自以为是治安官……可我在杰斐逊无税要纳。”
“可是并无记录显示啊，您明白吗？我们必须得照章——”
“你们找萨尔托利斯上校去，我在杰斐逊无税要纳。”
“可是，艾米丽小姐——”
“找萨尔托利斯上校去。”（上校已经死了将近十年了。）“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托比！”黑人男仆走过来。“送几位先生出去。”
二
就这样，她把他们打了个人仰马翻，正如三十年前为了那股味道，她也让这些人的父辈无功而返。那时她的父亲过世已有两年，而就在不久前，她的心上人——那个大家都以为会与她结婚的男人——刚刚将她抛弃。父亲去世后，她深居简出；心上人离她而去，人们更是难得见到她。少数几位女士冒冒失失前去拜访，结果都吃了闭门羹。整栋房子唯一的生命迹象便是那位黑人男仆——那时他还年轻，经常提着个购物篮子进进出出。
“就好像只要是个男人——随便什么男人——都能把厨房操持得井井有条似的。”女士们说。因此，当那股气味越来越浓烈时，大家并不觉得惊奇。那是高贵显赫的格里尔森家族与纷乱尘世的另一丝联系。
一位邻家的妇女向已近八旬的镇长史蒂文斯大人抱怨。
“可是夫人，您让我又能怎么办呢？”他说。
“当然是让她把那股味儿弄掉啊，”这位妇女说，“不是有法律管着吗？”
“那倒没有必要，”史蒂文斯法官说，“可能是她那个黑鬼仆人在院子里弄死一条蛇，或是一只老鼠。我会跟他说的。”
第二天，他又接到两起投诉，一位男士委婉地表示不满：“法官，对此我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最不愿意打扰艾米丽小姐，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啊。”那晚，参议员们——三位资深老人以及一位新一代的年轻议员召开了会议。
“很简单，”年轻议员说，“通知她把房子打扫干净。给她一个期限，如果逾期还没弄好……”
“该死，先生，”史蒂文斯法官说，“你会当面指责一位贵妇有难闻气味吗？”
于是，第二天午夜过后，四个男人穿过艾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窃贼一般偷偷摸摸在屋子四周搜寻，竖起鼻子在墙边和地下室通风处嗅找，而其中一位伸手从挎在肩上的袋里掏出点什么东西，一个劲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地下室大门，在那里和外屋撒上石灰。等他们再次穿过草坪，之前黑着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艾米丽小姐就坐在那里，灯光打在身后。她上身坐得笔直，如雕像般一动不动。他们蹑手蹑脚穿过草坪，消失在道路两旁的洋槐阴影中。一两个星期后，那股味道消失了。
到了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难过。想起艾米丽小姐的婶祖母怀亚特老夫人最后全然疯掉，镇上的人都相信格里尔森家的人都没有自知之明，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艾米丽小姐之流对于年轻的小伙子统统不放在眼里。长久以来，大家都把他们当画中人看待：艾米丽小姐身材苗条，一袭白衣站在后面，他父亲叉开双腿站着，一抹侧影立于前方，他背对着艾米丽，手握马鞭，向后敞开的前门刚好框住两人。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却依然独身，大家丝毫不觉得庆幸，只是先前的想法得到证实而已。即使家族中流淌着疯狂的血液，如果有机会出现，她也不至于全然放过吧。
父亲去世时，据说留给她的只有那栋房子。人们倒是感到一丝欣慰。终于可以可怜一下艾米丽小姐了。她孤苦伶仃，艰难度日，反倒食了些人间烟火。现在她也体会到了多一分欢天喜地，少一毛便愁云满面的心情了。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中探望，表示哀悼与提供帮助，这已是约定俗成。艾米丽小姐在门前接待了她们，还是一副平日穿着，脸上没有一丝悲痛。她告诉大家，父亲并没有死。一连三天都是如此，牧师造访也好，医生劝她对尸体早做处理也罢，她都无动于衷。正当他们打算诉诸法律强制执行之时，她终于崩溃，他们赶快为她父亲下葬。
那时大伙还没说她疯，都觉得她那是情非得已。大家都记得他父亲赶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现在她一无所有，也只好将情感寄托在夺走她一切的那个人身上，这也是人之常情。
三
她病了很长时间。再次见到她，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小姑娘，跟教堂里彩窗上的天使倒有几分相似——带着几分悲戚与静穆。
镇上已经签订合同，准备铺设人行道，就在艾米丽小姐父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叫霍默尔·巴隆，是个北方佬——高大身材，皮肤黝黑，办事利落，而且声音洪亮，眼睛的颜色比皮肤还浅。小孩子们成群地跟在他身后，听着他咒骂黑人，而那些黑人则随着锄头的起落一下下吆喝着号子。很快他便与镇上的人熟络起来。什么时候要是在广场上某处听到大笑声，霍默尔·巴隆肯定是焦点。没过多久，大家便时常看到他同艾米丽小姐在周日下午驾车出游。那辆黄轮的轻便马车倒是跟马房里挑的那几匹红棕马十分相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