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盛
太忙了，或者心乱了，我就想回故乡去。故乡不远，坐长途大巴车两个多小时即到。2005年之前，我还单身一人的时候，每一年里，我大约总能回七八次乡。那时父母五十出头，我的弟弟妹妹都还在他们身边，所以我回去一趟，也不会带去更多的离愁。在母亲那里，唠叨虽然也有，但我渐渐地听得不耐烦。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对那时的我来说，总是显得不合时宜。没想到五六年后，却是我寻着母亲来说这些事了。这时我已经成家，孩子也两三岁了。母亲的白发已经满头，望去像一个老人了。我说孩子现在如何如何，并且追问母亲我幼年时如何如何，母亲说说停停，有时反倒是她觉得我啰唆。母子相对黯然的时分，我观察着屋里的陈设，一切都未有大变，只是屋子也显出老态了。我想起二十年前老屋初建的时候，我的年龄还小，三十多里外的县城对我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仅仅数年后，我到县城里参加中考，看着那与我的乡下相比已显得繁华十分的街道，内心里潮水涌动。那是介休撤县设市的第二个年头。不久之后，我便外出上学，此后兜兜转转，最终也没有在哪里定居，而是落脚在更远处的省城。如此忽忽也十来年了。
我在大约安定之后还总免不了这样的设想，譬如我从来没有离开故乡那么长的时日，那么如今我又该是如何光景云云。这个设想非常符合母亲的意愿。她在弟弟成家、妹妹出嫁之后的那一两年，曾经反复地向我提起这个话题。那时我忙于婚后的建设，正在想着法子赚钱购房，对于母亲的暗示，总是一笑置之。但在那些日子过去之后，我住在离母亲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常常会念及母亲的寂寞以及我在过去二十年中的长长的漂泊。有时夤夜独坐，我突然会困惑于自己的选择。但这种困惑刹那即逝。我向母亲解释过我为什么无法留在故乡县城的缘由，母亲淡然地听着，事后她又重复着自己的那套说辞。此前很久，我却是在县城里工作过的，那时我刚刚离开学校，因为迷恋于写作，而回到生活节奏很慢的故乡，就在县城里谋一份临时性的文字职业。差不多整整四年，每逢周末，我往返于县城与乡村之间。在那四年里，我的年岁渐长，但事业与婚姻皆无所成。母亲大约也是知道我的痛苦的，她会在我的身边一次次地叹息，同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不解。2001年夏天，我终于离开那里的时候，脑海里确是风雷激荡，似乎又只在眨眼之间，一切也都过去了。
这些年里，我常常觉得，在我所有的写作库藏中，故乡是最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但时至今日，我又不能否认，恰恰是那一次出走，使我得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关于世界的广大，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得以强化了，而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身份，从此也被更深地确认。我的一切行事仍然是故乡式的，那曾经哺育过我的村庄，在我的印象中也变得如此僻远。其实这种印象毫无依据，但我以十五年的乡村经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原先那个自以为是核心的部分突然就被目为边缘了，我再也无法保持自己固有的浅见，于是就抵达了另一个极端。后来有无数次，我确实走到了更为繁华的都市，但也有无数次，我经过那比我的故乡远为贫瘠的地域。我向我乡下的母亲一次次地描绘着外面的场景，但母亲毫无兴趣。我邀她来到我居住的省城，她只住了十来天就坚持要回去，此后再邀，她是说什么都不愿意再来了。是母亲的存在，从根本上强化着故土的概念。在我离乡的二十年中，是她一次次地告诉了我故土的变化。而她也在这一次次的述说中，与她在年轻时代着手构建的住所一同老去。她目睹着村庄的扩张，某某人的生死，那崭新的一所所院落，把我们的房子衬托得更加老旧，昔年间曾经遍地泥泞的村道，也已变成了平展展的水泥路。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闪烁在她的唇齿间。我带着妻儿回去，父亲和她曾经跟我们商量，要不要把房子翻修一下，要不要把院子也扩一下，诸如此类，几乎成了他们的心病。
我很快也有了自己的心病，与父母的既有所关联又不尽相同。这心病使我在省城的生活变得压抑起来。我似乎厌倦了现在的状况，那日复一日的忙碌，与我幼年在故乡时的想象多么不同。那时我常常站在村口看南来北往的车辆，那些由我所不了解的人群构成的另一种生活，大概是我后来努力读书的最大动力。1990年我开始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那里的乡镇企业已在发展。每逢上学下学，我骑着自行车走在焦化工厂的旁边，烟雾缭绕，我看不清自己的路在何方，直到三四年之后，这种迷茫感才渐渐消散。那时我已在数百里外的中专就读，而我此前几年读书的初中也已经搬迁，旧校址被日益扩大的工厂收购，就在我们奔跑过的操场上，开始竖起了巨大的工业烟囱。此后时间日渐加速，村北也很快建起公路，整个村庄被包围在南来北往的车辆的汽笛声中。人们的生活是前所未有地富裕了。如今我与父母聊起那些年，母亲常常提及，你当年读书的费用，就是你父亲在工厂里挣来的。父亲身无长技，他依靠出卖苦力挣钱的方式古老而原始。在我开始赚钱之后，我曾经幻想父亲可以不用整日劳作，但后来我才发现了自己的浅薄。那些年，但凡我在家里整日整日地写字，母亲便说，原以为读书人挣钱容易，却没想到比你父亲还累。我那时笑话母亲，但时至今日，我方知母亲所说无大谬。而我自己也在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文字生涯后，开始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产生怀疑。我说不清楚，今天的这一切，是否吻合了当年的预期？有时候我确实想回到故乡去长住些日子。
但我知道，那里的一切与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当我领着四岁多的儿子走到县城的街道上，那在新近十年中突然冒出的高楼常常会提醒我，当年我寄居县城时所看到的旧有的事物大多已不存在，即使曾经熟识的那些街巷，在经过时光的层层汰洗后，也早已不复昔日容颜。在1997年前后毕业的我的那些同学，现在大都聚集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从我们中考那几年开始说起，这撤县改市后的小城已经变更了几回面孔。我对似懂非懂的儿子喃喃着昨日旧事，但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认同。他催促着我尽快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今日所熟悉的那些人，那些事物，与我二十年前离开故乡时，早已无异于霄壤。但我迟迟滞留不动。那一刻我想的是：那些年里，我在这里疲疲沓沓地活着，有时烦闷了，会去找相熟的师友聊天，我以前深信事无不可对人言。但自打背井去乡，那种坦荡荡的日子渐已不再，我像是有了城府似的在慢慢变化着。伏低做小地活着，脾气本应该收敛，却奇怪的是，似乎也变坏了。我先前抱的是改变生活的决心，但到头来，却是生活把我改变了不知多少。我大约只有在虚构中可以再假想一下我在这里的人生。如果二十年的光阴可以重新来过，这个城市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待我？答案却是不存在的。
苏东坡《定风波》词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活法，每一个不同的人又各自有不同的气场。我钦慕着东坡式的豁达，只是我却不知自己是否有一天可以有那样的雅量。我读贾平凹的《在二郎镇》，其中结尾我看了想笑：“当我离开二郎镇的那个早晨，立在赤水河的桥上回头再看着镇子，又想起了那个老头的话，是的，老头的话说得好啊，站在这里，北京是偏远的，上海是偏远的，所有的地方都是偏远的。”这话我也可以说，或者说，“我发誓我正在忘却故乡”，但我明白故乡不会因我的挂念与否而有丝毫变化。她如今是我的亲人们起居之地，尽管二十年中没有朝夕相守，但我知道，终此一生，我忘不掉她。
（选自2015年9期《四川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