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五代是词的初期。这时作者尚未充分掌握词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艺术效果不集中，处于尝试与探索之中，而且体式也尚未完备。宋代是词的中期。这时正是“艺术开花的季节”，艺术效果集中而显著，词与音乐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各种艺术风格争奇斗胜，词人们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层出不穷地创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浑然和谐，而且词的创作与演唱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元明清三代是词的后期。词体艺术失去了光辉和生气，词的主题、意象和表现技巧，陈陈相因，沿袭模仿，丧失了创造的活力，作品也缺乏伟大的观念和热烈的情感，尤其是词体已是不可付诸歌喉、不为广大民众欣赏的文学了。由此可见，宋词在词史上是处于艺术的顶峰，它是这种体式的文学最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正如唐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典范意义一样，宋词也在我国词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宋以后的词人，总是将宋词作为学习的范本，选择宋代词人作为具体的学习对象。元代陆辅之著的《词旨》专论词的创作，阐释张炎的作词要诀：“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这是以宋四家为学习的典范。他关于属对、警句、词眼等的举例，全以宋人作品为标准。南宋时最为流行的选本《草堂诗余》在明代受到特别重视。明人接受了“诗余”的观念，在创作中以《草堂诗余》为学习对象。杨慎和沈际飞先后对它进行评点，顾从敬又加以分调类编，足见其影响之深广。清代无论是前期的浙西词派，还是中期以后的常州词派，他们都是以学习宋词为途径的。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作词提倡雅正清空，特别推崇姜夔和张炎。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极其变。”（《词综发凡》）这一派词人主要学南宋词。常州词派的领袖张惠言，对唐五代及北宋词评价很高，认为“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词选序》）。常州词派的杰出理论家周济为初学作词者指示的途径是：“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他主张从学南宋词开始，经过变化而达到北宋词的浑化高境。周济的理论在近代词坛上是最有影响的。从以上可见，宋以后的词人虽然师法各异，途径多种，但基本上是以宋词作为词的典范和批评的原型；然而他们却难超越宋人所达到的高度了。这证实了文学的发展确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
我国古代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他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又发现了文学超越现实的永久价值。比较而言，他更重视后者的意义。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取得了超越现实的永久价值，则这个时代也变得辉煌了。从人类文化进程来观照，文学的这种价值远远大于其现实的作用，因为就艺术的本质而言，它所具的乃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西方哲人尼采说：
一个民族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因为借此它才仿佛超凡脱俗，显示了它对时间的相对性，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引自《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论文选》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文学如果真正表达了民族的文化精神，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和才能，这个民族就显示了它对时尚的相对性而获得永恒的生命了。宋词价值的真正发现应是近世大学者王国维。他吸收了尼采的观点，于1906年作的《文学小言》里说：“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他相信只有真正的文学才能代表某个时期的文学精神。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里形成了时代文学的观念。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见《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这将宋词置于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来审视并以之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者，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在词学史上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参见谢桃坊《王国维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及其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3期。）。胡适继承和发展了“时代文学”观念。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引自《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他也认为词为一时代之文学，但分为两个时期，以区别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来胡适还进一步认为词是“活文学”和“白话文学”，以此说明它是代表时代的文学。宋代散文的成就并不亚于唐代，被誉为“唐宋古文八大家”里，宋代便占了六家。自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到北宋中期才取得胜利，为后来确立了散文的范式。宋诗是很有特色的，先后涌现了许多流派，不断进行艺术创新，在唐诗的光辉时代之后再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又一高峰。宋以后的诗人的创作很难超越唐音宋调的范围。宋代市民文学兴起了，新的城市通俗文学形式如话本、说唱文学、杂剧、戏文等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这种商业性和娱乐性的文学自此占领了我国社会的文化市场。（参见谢桃坊《宋代瓦市伎艺与市民文学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3期。）为什么这些文学不能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学代表，而只有宋词才是时代文学呢？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自明代以来，曾有文学家和学者发现这一问题，他们从宋诗与宋词的比较中而有一些知性的认识。明末的文学家陈子龙说：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别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王介人诗余序》，《安雅堂稿》卷三）
陈氏以为宋人在词中表现了真实情性，则创作时在用意、铸词、设色、命篇等方面把握了词体特点，所以能超过宋诗的成就。
清初词学家毛先舒从主体的才性着眼将宋人诗与词作了比较。他认为：
宋人词才，若天纵之；诗才，若天绌之。宋人作词多绵婉，作诗便硬；作词多蕴藉，作诗便露；作词颇能用虚，作诗便实；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古今词论》）
这样对宋诗评价是不够公正的，但却又从某些方面直觉地感到宋人的才性在这两种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是相异的，因而艺术效应也有所不同。这种比较仅能从宏观的视角认识它们的大致倾向，因而只有相对的意义。
宋代文化是处于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时期，意识形态方面既呈现多学科综合的趋势，又显示学科细密分工的特点。例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刘克庄、刘辰翁等，兼擅诗、文、词、赋、技艺、自然科学、史学、考古学或经学，有多方面的成就，这是宋以前稀见的文化现象。宋人又似乎自觉地对文学各种体裁的职能予以分工。他们除了将文学与儒家道统区分而外，还大致以散文来记事和实用，以诗歌来言理言志，以通俗文学来叙述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故事，以歌词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当然，这种分工也是相对的，例如宋诗中也有言情之作，但毕竟似凤毛麟角极为稀少；宋人散文也有抒情的，但更以针砭时事的策论见长。文体职能分工的结果，使词体最真实地表现了宋人的个性特点。从这“私人生活场景”中，人们会发现宋人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
我国古代很重视诗歌的社会效应，以为它是人的情感自然流露的载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情感的表现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儒家们却又根本否定个人情感的意义，极力将它导向雅正，以服从其政治教化说。宋儒对诗歌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例如朱熹关于诗歌的产生，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而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朱熹虽然肯定人的情欲以诗歌表达的自发性与合理性，但提倡创作主体按照某种社会规范有选择地表现个人感受，“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诗集传序》）。儒家诗教说的基本特点是否定个人真实情感的表露，而从实用的观点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无视其抽象价值。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宋诗是较符合儒家诗教说的，但却使其艺术成就颇为逊色。宋词之所以能成为时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偏离了诗教说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结果。
西方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谈到抒情诗时说：
特别是在诗这个领域里，只有用历史方法才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诗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受到的民族和时代的特点以及诗人的个性和才能的影响，比在抒情诗里更深刻，所以就抒情诗所能作出的一般结论不仅不能应用到其他领域，而且只能具有抽象价值。（〔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2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抒情诗的抽象价值就在于以个人的感受深刻地表现了民族、时代、主体的个性与才能，这样便生动地、具体地表现了时代的文化精神。
宋词实际上是宋人的抒情诗。众多的词人真诚地抒写了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他们创作时并无“经国”与“传世”的奢望，更未考虑到政治教化的作用，只是单纯的艺术与情感的需要。如果我们将宋词视作一个整体时，它的时代特色竟是异常的鲜明，而且有难以想象的特殊感染力。女词人李清照晚年作的《永遇乐》，抒写了孤独凄凉的心情，在忧患余生时缅怀着“中州盛日”，流露出一种爱国的情感。这首情调低沉、婉约感伤的词，在南宋末年国势危亡之际，刘辰翁读了它特为感动。他不禁依声和作一首。其词序云：
余自乙亥（1275）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刘辰翁爱国情感的激发，不是来自儒者的政治教化，竟是因为一首小词。南宋灭亡后，宋遗民王沂孙、张炎等人唱和而作的咏物词集《乐府补题》，隐曲幽微地寄寓了他们的黍离之感与桑梓之悲。清代初年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偶然得到这个词集，于康熙十八至二十年（1679-1681）刊刻流传。当时京都词人展开了一个声势颇大的《乐府补题》唱和活动。《瑶华集》的编者蒋景祁叙述这次唱和的影响时说：“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又景祁在京师与诸子为岁寒集，倚而和者亦不下数十人。风气日上，有自来矣。”（《刻瑶华集述》）为什么宋遗民之作在数百年之后能有如此巨大之反响呢？当然这有很复杂的文化背景，但也表明这些小词确有特殊的艺术力量。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晚年竟在宋词中寻求精神的安慰。这位思想先进、学识渊博、贯通中西的思想家，他的内心其实是痛苦和困惑的。1923年初，他说：
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我在伤心的时节寻些消遣，我想无论何人也该和我表点同情。（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113-127页，中华书局，1936年。）
为了解脱精神的苦闷，梁启超对宋词忽然发生兴趣。它们可以给予他感性的安慰，因为他深信：“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谁知这竟成了他研究词学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