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遵义外文系二年级就读，主要课程是英国诗歌和英文习作，两门课都由系主任佘坤珊讲授，教西方戏剧的是张君川老师。天气好的时候，张老师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在青草茸茸的山坡上席地而坐。别的课程还有法语（教师黄遵生广东人，是一位同盟会老党员，对学生很亲切）、哲学等。我的老毛病仍然不改，上课不好好听讲，课外却胡乱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闲书。遵义校图书馆在市内丁字街外侧的山坡上，藏书倒也丰富。我不爱听佘坤珊按部就班讲他自编的英国诗歌，却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涩的作品，像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人说他是现代派英美诗歌的先驱），19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他支持欧洲人民革命运动、攻击传统礼规，因此被反对者用他姓的谐音讥刺他是“罪恶之火”、“地狱中的火魔”（斯温伯恩英文姓名是Algernon C.Swinburne(1837-1909）。攻击他的人把他的姓谐音为Sin-burn.)）。
这些诗我当然只看得懂片言只句，却每天捧在手中。倒是张君川老师教我读了不少歌德的诗，不只内容讲解透彻，而且为我分析语法和用词，使我获益匪浅。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那时对我的培育。
戏剧班成立于1943年冬。平日聚会除研讨文艺和戏剧外，有时也选择中外名剧片段，分别由学生来朗读或排演。在我去遵义前，戏剧班至少已对外公开演出过两次。一次演《寄生草》（洪深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名著《少奶奶的扇子》改编的话剧。），另一次演出的是一出德国三幕悲剧Maria Magdalena，中文译名为《悔罪女》，作者弗利德里希·黑贝尔。张老师是这个剧本的译者，演出也是他指导的。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有过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44年5月28日日记）。我到遵义后，自然也参加了戏剧班的各种活动。我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我还是乐于参加的。一次活动，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我也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更不必说摆各种姿势了。我的缺点一向是不善表演。这在二十余年后我国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中对我非常不利。应该欢呼雀跃的时候露不出笑容，该义愤填膺的时候又不能做怒发冲冠状，这就活该倒霉了。但这是离题的话，就不多说了。
杨孔娴和另一位女生萧绿石是和我同时在永兴报到入学的，她俩是当年外文系与我同年级的唯一两位女性。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这两人只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同学关系，后来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两位原来也是“才女”，不仅爱好文学，看书很多，而且课余也写散文、短诗。杨笔名叫卡斌，萧笔名消逝，是萧绿石的谐音。这两位女性脸皮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写作向外公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到遵义以后，外文系有一位从浙江龙泉转来的写诗的学生杜念绍。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经常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就成立了一个诗社，杜建议叫黎明社，显示我们的朝气。当时还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我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我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永兴一度关系密切、转学重庆的女友估计就是看到我的译诗才又写信来同我联系的。杜念绍重听，与人交谈困难，但也正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诗神缪斯求教，才写得一手好诗。
自1944年夏六七月开始，美国海军展开强势反攻，日寇因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与南洋的诸多占领区联系日趋困难，6月初在侵华战场发动了湘北攻势，急欲在旱路打通一条南北通道。国民党政府军队无力抵抗，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失名城，军队南溃五六百公里。到了11月，桂林、柳州失守，月底，日军先头部队已入侵贵州。12月初，独山陷落，贵阳岌岌可危。这时，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停课。浙大在校务会议上，有人主张疏散入川，但更多人赞成留守当地，在黔北山区打游击。形势紧急，国民党政府甚至在做迁都西康准备。传说蒋经国已奉命至西康部署。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号召：“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该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烈口号，宣传大反攻将以青年军为主力，接受美国援华的新式武器，经过三个月训练，开赴前线，收复失地。
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的号召甚至在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响应。特别是像我这种家乡已经沦入敌手，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大后方的人，原来就是来参加抗战的，如今敌人更侵入内地，连一张摆书桌的空间也要失去，与其等到敌人打来再去打游击，真还不如穿上军装，到前方战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呢。就这样，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思考，很多人都下决心报名参军了。我也是其中一名报名者。但在离开学校去四川部队受训前，自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来，那是一种谨慎的、暗中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声音。那声音说：蒋介石此举其实是在树植个人势力，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抗衡，争夺中国的领导权。只可惜这种声音在国难临头、几乎人人处于亢奋与忧惧的当口发出来，而且讲得不够清晰，对我这种思想尚在混沌状态中的人，更难明白话中的大道理。当然了，也许先知先觉的人根本就没想对我提出任何警戒。从在永兴起，我就认识一位哥们儿，一位小同乡。后来知道他是南方局派来学校的地下工作者。可能在他眼中，我是个只懂吟风弄月的纨绔子弟，不配和他坐以论道，所以就索性让我到反面教员那里去接受教育去了。这也好，后来我逐渐明白些事理，确实都是受了现实教育的结果。但这已是后话，这里先不说。
我是这年11月14日在遵义浙大报的名。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我的两位好友，机械系的韩有邦和土木系的张澄亚。他们两人一个老家在徐州，一个在江阴，都早已沦陷。我们三个人，另外还有一位在永兴读过浙大先修班的北平老乡沈正衡，那几年总是摽在一起。就是在青年军，后来又考取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昆明受训准备当译员，也一直没有分开。虽然由于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满洲，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没有轮到上前线作战的机会，但我们始终是生死伙伴。1946年浙大复员以后，我同韩、张分开了。从此天各一方，一直无缘相聚。前两三年，他们两人先后走完人生旅途，奔往另一神仙世界，走时都没想到拉我一把，就不辞而别了。
自从1943年初离开北平，我在漂泊中时不时写些东西，记载我遇到的人和事。积少成多，倒也写满三四个练习本。后来生活上几次变迁，再加上“文革”中的一场劫难，早都荡然无存。前些年偶然翻找旧书，竟在乱书堆里翻出半本残破的稿本，只剩下二十余页，记录的恰好是我在遵义读书和报名参军前后的一些情况。这次又翻阅了一遍，寻找回忆往事的一些线索。
根据当时记载，自当年10月起，前线吃紧，政府即派遣援军从四川、陕西等地源源不断南下。遵义是南行必经的通道，浙大师生积极开展劳军活动。遵义市内要道丁字口设有一个献金台，浙大同学轮流值班，接受市民募捐，并向过境国军捐献慰问品。戏剧班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军活动，并抓空排练了一出话剧——《人约黄昏后》，为部队慰问演出。男女主角分别由外文系潘维白和萧绿石扮演。
既然谈到潘维白，我就再啰唆几句，介绍一下我这位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外文系学长。潘比我大概长一两岁，同上文谈到的汪、薄两人同班，我同他后来一起参加青年军，又一起赴昆明当译员。在青年军里，他是合唱团指挥，带领几十人的乐团高唱抗战歌曲，在译员训练班他是篮球队健将，同另外几名健儿奋战美军篮球队，为国人争光。大学毕业后，他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钻研古英语，成为这方面专家。可惜同大多数单纯、幼稚的知识分子命运相同，50年代遭受无中生有的打击，罚去农场劳改，度过一段血泪生活。“文革”结束后，他重返讲坛，曾写诗明志：“愿将蜡炬春蚕意，换取清清雏凤声。”两年前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他打到家里的电话，原来他退休后，费了一番力量已经把户口从遥远的边陲迁来北京。我们约定几天后再找几位老校友聚会一次，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可惜还没等到聚会，他老兄就遽然离去，想来天国那边已有人等着听他讲授古英语呢。
在戏剧班的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由于日寇逼近桂林，原来滞留该地的文化人（不少是从香港撤回的）纷纷避难北上。这些人经过遵义，有人略作停留，也有人匆匆赶赴陪都重庆。还有极个别的人觉得遵义人杰地灵，文化气息浓厚，便有了长期居留的意愿。张君川老师不仅在文化界小有名气，而且同很多人是旧交。他总是拉着过境客不放，请他们到戏剧班来给学生讲点什么，或者讲文学艺术，或者介绍时局和形势，让我们这些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中的年轻人长些见识。在他请来讲话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张君川老师请他来分析介绍罗曼·罗兰的名剧《爱与死的搏斗》，张老师有意以后在遵义上演此剧。那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劳军或者做别的事，没有赶上参加这次座谈。另一位请到戏剧班的名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端木蕻良。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继续向绥远、内蒙古一带扩张势力，端木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愤而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学到绥远投入孙殿英的骑兵部队，准备同日寇一搏。但是他们几个“学生兵”并没有捞到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倒是常常骑马在草原上奔驰，练就了精湛的骑术。端木蕻良在部队里待了三个月就打道回府了。这以后，他并未在清华复学，不久就去了上海，专心从事写作。他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作家。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就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就在爱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我又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遥远的风沙》是他在绥远参军后写的一个名篇。张老师这次能把这位大作家请到戏剧班和我们座谈，叫我非常高兴。座谈结束后，大家自由发言。端木答应我们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文学和创作的问题。我记得我曾问他，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人无法携带很多家私，但书还是要带的。爱好文学的人随身应该带几本什么书。端木没有具体说什么书最好，他只是说，看什么书主要还是依据个人兴趣。值得反复阅读的大概还是那些经典著作和诗词。《红楼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等。我曾读过端木用现代小说笔法演义而成的几篇红楼梦故事，刊登在当时桂林出版的一本文学刊物上，写得确实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曹雪芹传》，看来端木是极其喜爱《红楼梦》的。不过我怀疑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有谁的行囊中总带着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籍。他又说，懂一点儿外文的当然也可以带一两本外文书，甚至带本外语词典。端木还说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有一名学生，抗战期间从长沙步行去昆明。随身只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背若干英文单词。一路走来，背会一页单词就撕毁一页，就这样在他走到昆明以后，一本字典已经撕完，但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词汇全都记在脑子里了。端木讲的这件事实有其人，那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这是若干年后我热衷阅读查译普希金抒情诗时，出版社一位老编辑告诉我的。我在后方东奔西跑，因为生活不稳定，所以一直不肯用功，时间虚掷，叫我深感愧悔。见到这位我倾慕的作家后，我曾记下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高大、长方脸、高颧骨、五官棱角分明。穿一件半旧的方格西服上身，外套灰布短大衣。与人谈话时笑声朗朗，让人感到亲切”。总的来说，他的既落拓不羁、又豪迈飒爽的姿态，正是我心目中一位带有某些浪漫情调的年轻作家形象。当时知道一点文坛内幕的人都在议论端木与萧红婚变的事。但在座谈会上，却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
三、綦江（1945年1月——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