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野象第二次拥抱了我。我没有闪躲，而是任她近乎夸张地勒着我。她硕大的、柔软的乳房顶着我的胸脯，让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
“你是个好人。”她在我耳畔嘀咕道，“哎，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
从那以后，她到我们病房跑得更勤。当然，她很少空手来。我们很快吃到了野象腌制的萝卜条，爆炒的绝辣海螺蛳，新煮的玉米洋芋，以及形形色色从来没有吃过的大餐。比如有次她端了个塑料盒，里面盛着奶嘴般的红色食物。我们的筷子在手里摆弄几个来回，谁都不敢第一个品尝。还是华妃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野象得意地说：“保密。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更不敢吃了。野象用筷子夹了一块，强行塞进我嘴里：“吃吧。这是我从荷花坑早市买的猪乳头。老中医不是说过么，吃啥补啥。”
我们都沉默了。最后安姐说：“难得野象有这份心，你们还愣着干吗？哎哟，味道还真不赖，你们尝尝！尝尝！”华妃瞅我一眼，也夹了一箸子，吧唧吧唧地嚼。安姐说：“你慢点吃。还人民教师呢，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
我们都知道安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儿子快两个月没来医院，电话也极少打。
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我们病房真成尼姑庵了。
五
安姐儿子终于来了。这是个安静的小伙，见人三分笑，个子纤细，有点驼背。医生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护士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就问：“你谁啊？”他眯缝着眼说：“您辛苦了，我是安长河。”
安长河手脚勤快，将安姐的桌子擦了，又将我们的桌子全擦了。我们不让他擦，他就尴尬地看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让他用干净的白纱布来来回回蹭着脱皮的破桌面。当他干完这些，他瞅了眼安姐。安姐绷着脸没言语，他就开始擦玻璃窗。我怀疑那几扇玻璃从建院以来就没有擦过。他忙活个把小时，才将玻璃擦得晃人眼。他叉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说：“妈，我明天还要去深圳出差。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有事就回去吧，”安姐说，“千万别耽搁了工作。你现在还是部门副经理吗？”
他扭过头看着安姐，半晌没有说话。
下午他说出去买矿泉水，结果半天没回。安姐有些坐卧不安。华妃说：“你呀，一辈子瞎操心，二十多的大小伙子，膀大腰圆，能出什么事？”安姐说：“你不知道，这孩子胆小如鼠，八岁了看到螳螂还吓得直哭，真随了他那没出息的爸。”华妃说：“再没出息，人家现在也是北京人，当了部门经理，出差都坐飞机，你还想怎样？”安姐这才有点笑模样，说：“他学习确实不错，当年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
安长河回来了，窄仄的怀里搂着十来瓶矿泉水。瓶子像金字塔般搭垒得齐整稳当，最上面的瓶口紧紧抵住他的尖下巴。白色衬衣全湿透了，两根肩胛骨突兀地支出来。“我想买些冰镇水，可楼下没有，去了商店，竟比超市贵一毛钱。没想到超市那么远，”他羞怯地笑着，“幸亏我是飞毛腿。”说完他就腾出只手去擦汗，结果在我们的哎呀声中，怀里的矿泉水噼里啪啦地全掉下来，有几瓶甚至滚到了门外。
“你个傻子！没出息的傻子！”安姐突然咆哮起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超市的水再便宜，总共便宜不了一块钱！你腿脚再快，有车快吗？你就不会打辆出租？！”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安姐发脾气。她说话向来滴水不漏，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谁都没敢吭声，全直勾勾盯着安长河。多年后我还会记得当时的情形：安长河突然跪下了。他跪得那么突兀，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他麻秆般的细腰上猛击了一拳。他跪着蹭到安姐床边，将头埋在安姐两腿中间抽泣着说：“妈，我没用！没让您过好日子，还天天惹您生气操心！”他狠狠扇了自己俩耳光，“我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真是随了那个老不死的！唉，怪谁呢，蛤蟆的儿子不长毛。”
野象不晓得何时进的屋。她张着大嘴看看安姐，又看看安长河，这才迈着粗腿咚咚咚咚地挪过去，一只手揪住安长河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他拎起来，摸了摸他头发，盯着安姐说：“蛤蟆的儿子不长毛，怎么能怪孩子爸呢？”
“那怪谁呢？”
“怪你呗。”
“怎么就怪我了？我在地毯厂干了三十年，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市里的劳动模范！”
野象淡淡地扫我们一眼说：“怎么不怪你？你摸摸自己的脑袋就知道了。”
安姐狐疑着摸了摸头，扑哧笑出声。我们也都笑了。可不是，她头上可是一根发丝都没有。
“儿子大老远地来看你，摆着张臭脸给谁看？”野象嬉皮笑脸地说，“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安长河是晚上走的。走时他挨个向我们鞠躬，让我们多照顾安姐。那是个伤感的傍晚。窗外的晚霞余光斜射而进，让我们的脸颊都抹了层绯红的光晕。我紧紧攥着宁蒙的手。他粗大的骨节扎疼了我的掌心。
回家时，我让他从书房搬到卧室。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很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吻我的乳房，他的糙手只是犹豫着在那里碰了下就果断挪开。我为他的犹豫有点难过。
更让我难过的事，发生在几天后。
宁蒙请了几个哥们儿到家里吃饭。他和那个女人聊天的事，他们全知晓了，半荤半素地在我面前数落起宁蒙的不是。宁蒙垂着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神态。他总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糗事告诉朋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心里干净。那帮酒鬼早早喝醉，不到八点就散了场。我带着儿子去街上溜达，宁蒙在家里洗碗。等回来时他正在上网，见到我时他的瞳孔忽就放大了。我说你跟谁聊天呢？他说没什么，有个老顾客问我们还有没有剩货，想抽空挑件衣服。我二话没说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你陪儿子睡觉去吧，”我虎着脸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他杵我身边，一动不动。
他果然是在跟老顾客聊天。这个顾客我认识，是政府公务员，以前来宁蒙店里买衣服时低眉耷眼的。她丈夫是我们这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娇小娴静的妻子是如何跟野男人调情的。
“多长时间了？看样子是老情人了。”
“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这样，我约她晚上过来。她要是来了，我就杀了你。”
他结巴着说：“我，我，我……”
我用宁蒙的口吻继续跟她聊天。我说：“你嫂子还在医院化疗，晚上有空过来坐坐？我酱了牛肉，可以喝点日本清酒。”女人很快回信，说：“等我半个小时，我先洗个澡。”
我关了电脑。宁蒙坐在阳台上闷闷地吸烟。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你能想象到她看到我时的表情：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嫂子回来了？我跟宁蒙约好挑几件衣裳，”她反应倒是很快，“你的病如何了？”
我笑着将她请到客厅，然后告诉她，约她出来的不是宁蒙，而是我。她的眼睛就直了，蜷坐在布沙发里，手神经质地揪着丝袜的一根跳线。我说：“你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都清楚。怪只怪我生了病，糟钱糟物，他心情不好是难免的。多谢你这段时间陪他说说体己话，让他缓解缓解压力。你看，我头发全掉光了，命不好，可我谁都不怪。”
她哽咽着辩解说，他们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可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以后不会再跟宁蒙联系了。她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最后她抱住我的肩头小声抽泣起来。
“不会的。”我递给她张湿纸巾，“擦擦眼泪吧。假睫毛都掉果盘里了。”
六
野象问：“宁蒙怎么没陪你来？”
我说宁蒙的祖父生病了，他陪床呢。
野象说：“你怎么又瘦了？小脸还没巴掌大。我可得给你好好滋补一下。”
安姐这次没来，据说病情有些恶化，转到北京的医院去了。我们打她的手机，七嘴八舌地抢着跟她讲话。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淡淡的，说那里环境不错，等出院了就来看我们。她还特意叮嘱翠翠不要老欺负臭脚，叮嘱华妃不要总看电视。翠翠呢，照样整天腻着臭脚，如果说臭脚是匹瘦马，那么翠翠就是一只粘在马尾上的果蝇。华妃的《甄嬛传》已经看到第五遍。她换了顶假发。这次假发上戴了朵粉色蔷薇。“漂亮不？”她细细捻着绢布花瓣，“皇后这个歹毒的女人，怎有我这般天香国色？”
宁蒙是两天后来的。我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买了我最爱吃的猕猴桃，剥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没接。他低着头自己吃了。他沉默的样子让我心疼。午饭后他说出去趟，我没吭声。这时野象来了，她大概刚扫完厕所，满头是汗。我说：“野象你有空吗？”她瓮声瓮气地说：“刚忙完，累劈了。”
我从楼上俯瞰着野象穿过停车场，朝医院门口缓缓走过去。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个好侦探，对于她的新职业，她似乎也并不热衷，很快我看到她挺着乳房折返回来，在楼下弯弯腰，扭扭屁股，开始做起广播体操。她的广播体操很惹人眼：除了常规动作，她还将一些奇妙的动作糅合进来，比如高抬腿——如果你看过大象表演，那么我可以说，她的动作比大象还要缓慢优雅；比如龟步，肥胖的双手一前一后地机械戳探，脖颈一伸一缩，同时粗腿弯曲着迈着碎步。很快她身旁就聚了群病人指指点点。她这才整理整理衬衫，将露出的肚脐盖好，一点一点朝传达室方向蹭去。等见到她时，她神神秘秘地将我拽到墙角说：
“我跟他走了两条街。”
“他去干吗了？”
“这傻小子，买了火腿肠和啤酒，喝得有滋有味。”
我点点头。她又说：“宁蒙这傻小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宁蒙是下午回来的。回来也没如何说话，分给臭脚一根香烟，两个人躲到阳台上去吸。
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我睁着眼死盯着屋顶。屋顶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我以前常常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剪影般贴在上面，他蜷缩在玛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的乳房。而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瞅瞅睡在简易床上的宁蒙，他的呼吸均匀安稳。我蹑手蹑脚地将毯子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野象。她压着嗓门说：“跟我出来趟。”
我狐疑地跟她出了病房。深夜的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肯定有无数的幽灵在这里飘荡徘徊。他们都是不甘心的灵魂。在医办室的电子秤前，她停住了脚步。
“看好了，我到底有多沉。”她眨了眨厚眼皮悄悄地说，“我要表演魔术了。”
“我眼睛又不近视，”我撇着嘴说，“一百零五公斤。”
她说：“过两分钟后你再瞅瞅，我到底有多沉。”
值班的医生趴在桌上睡了，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挥着表针。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又瞅了瞅电子秤，说：“一百零二点五公斤。”我有点不相信似的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秤，“你捣什么鬼？”
“我才没捣鬼。这是我的秘密。”她神秘兮兮地说，“小时候偶然发现的。”
我搀扶着她从电子秤上迈下来。她说：“你知道那五斤的重量跑哪儿去了吗？”
我摇摇头。她说：“那五斤，就是魂儿的重量。”
我哑然失笑。她翕动着硕大的鼻孔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体重就减轻五斤。”
我说：“胡扯。电视上说，人的灵魂是二十一克。”
“不管是五斤还是二十一克，说明人除了这身肉，还有点别的。”
“那倒没错。”我恍惚地看着她。
“也许，那点别的更重要。这身肉死了，烧了，变灰了，可魂儿还在。也许它一直待在墓地里，也许它随着风到处乱飘。知道不，那些郁郁寡欢的人，就是死后魂儿也整天绷着脸，不受待见；那些快活的人，死了也是快活的，它跳来跳去，在电线杆上跟麻雀唠嗑，在野地里跟田鼠抢麦穗，在马背上跟跳蚤讨论下届的美国总统是谁。”
我只是傻笑。笼罩在光晕下的庞大躯体仿佛不再是那个为了空瓶锱铢必较的人，而是一位肃穆布道的牧师。她的眼睛那么亮，仿佛有小小的火焰在瞳孔里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