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晓伟
最近出台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此受到各界的广泛热议。然而，在当前中国讨论“现代化”的话题，似乎是一件吊诡的事情。一方面，很多人住楼房、开汽车、用网络、玩iPhone/iPad，吃穿住用已经与现代化国家的人士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中国还有大片人口未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地区相当人口的物质生活层面，好像已然确确实实地现代化了。其实已经有大批人士在声讨现代工业和都市社会的弊端，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到人们的心灵安顿，现在人们越来越多讨论的是“后现代”，而不是什么“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现代化”似乎还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坎，尽管直接说的少了，但当下的“中等收入陷阱”、“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说辞，实际上也都与此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好像离着现代化的目标还挺远。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情况也类似。一方面，目前学术期刊和书籍更多的是在探讨“后现代”问题。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好像至少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如果你想发表关于现代化的学术文章，可能最好采用“现代性”而非“现代化”的字眼，以表明你没有落后于学术主流太多。现在有所谓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研究成果发表，人们更多是将其当作娱乐新闻而非学术新闻来看待。另一方面，“中国有没有现代化”、“如何才能现代化”在学理层面却似乎都根本没有讨论清楚，甚至对“中国是否要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也还存在很大疑问。但这些研究问题太大、太宽泛了，目前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研究离着这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远了。
而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离我们而去，相反，它越来越多纠缠着我们的现实选择。事实上，如何对它们做出回答，深深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命运。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国家如何起源，一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国家逐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已经有了浩如烟海的著作，近期也有几本相关的著作发表，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比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现代世界的诞生》（艾伦·麦克法兰）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弗朗西斯·福山）。尽管这些书并未冠以“现代化”的字眼，但实际上也都是紧紧围绕现代化的某些侧面来展开的，而且它们也都出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探讨。麦克法兰书的主体部分虽未涉及中国，但这本书却是他在清华所做第一届“王国维纪念讲座”的直接成果，是专门写给中国人的，在书一开始的“致中国读者”中，麦克法兰明言，他希望“通过介绍英格兰的历史和结构，或能向中国读者提供一幅比较性画面，帮他们看清未来有哪些选择，以及可以实现哪些目标”。
一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的第一作者阿西莫格鲁（Acemoglu）可以说是在当今经济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他已经在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目可谓惊人的文章，要知道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在这些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且只要能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事实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奠定了其相应的学术地位，然而阿西莫格鲁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让我们曾经戏称他好像在BBS上灌水发帖子一样容易。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书里主要探讨“怎样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一国逐渐富强，而又使一国陷入贫困的陷阱而难以自拔”。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和“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所谓汲取性制度，是指在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下，一小部分人获得利益是通过攫取其余绝大部分人利益的方式来进行，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主要也被这样的一小撮人所占有；而包容性制度则与此相对，在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下，人们获得利益主要是与自身的行为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益处将会遍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而“汲取性制度的维持导致国家贫穷，包容性制度的形成带来国家富强”是他们本书的主要结论。这样的概念和论述无疑是有相当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事实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纵贯古今、遍论各国，从墨西哥与美国相邻小镇以及韩国与朝鲜的对比，到对北美南美殖民地历史、英国光荣革命等的讨论，再到苏联和当今中国发展历程的分析，他们确实一再论证汲取性制度怎样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贫穷的深渊，而包容性制度则最终如何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繁荣。
然而，这本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尽管在概念上有新意，但在学术上其实并未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事实上诺斯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相当类似的看法：一个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环境的建立是有效率经济组织出现的前提，而有效率经济组织的活动推动了现代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4—6页）。正是在上述框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开始逐渐强调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制度的重要性，而阿西莫格鲁的书中在此方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创见，他们所谓的“包容性制度”同样只是个人财产权利保护、法治等一套的老调重弹。考虑到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全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因此在学术上没有多少突破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本书更大的缺点可能是书中不时显露出的经济学者用以理解和解释历史在方法论上的简单甚至是幼稚。在阿西莫格鲁的论述中，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似乎都消失了，简化成为一个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单向、单目标的线性演进历程。例如书中在讨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一律斥之为汲取性的极权体制，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完全无视社会主义这样一场在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运动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仅仅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来看，人类社会千百万人可歌可泣的尝试也不是一个汲取性体制的概念所能简单化约的。
所以，如果说在诺斯那里，还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后面找到经济因素的力量和逻辑，从而带给我们对历史的一些洞见的话，到了阿西莫格鲁那里，所谓的经济理论这柄大斧，已经把历史砍得支离破碎，以找到一些碎片来论证理论的正确性。这里不是用理论去解释历史，而是用肢解历史的方法来证明理论。按照一般的说法，一门学问如果是科学，那么永远是后来者的水平超过前行者，就像我们当今中学生掌握的物理知识可能比牛顿时代一流的物理学者还要深。考虑到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的《国富论》所能带给我们对于历史现实的深刻把握和通篇的真知灼见，再对比如今像阿西莫格鲁这样的经济学作品关于历史描述和现实把握的简单苍白甚至可笑，如果用上述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学，我们很难说它已是一门科学，倒更像是用一些越来越科学的手段（统计、计量等数学方法），而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的一门伪科学，尤其是在它参与探讨关于现代化这样宏伟又涉及人类心灵复杂深刻变化的议题时。
二
《现代世界的诞生》的作者艾伦·麦克法兰是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拥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皇家人文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等一堆炫目头衔。事实上，我最早接触到麦克法兰的研究就是前面所提到他在清华所做讲座的视频。在现代化问题上，麦克法兰表现出的独到见解、恢宏视野和对历史细节的准确把握，立即使人对其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网上的讲座视频只有短短六节，刚刚开了个头，并未讲完。讲座中提到会将所讲内容结集出书，当时我就对这本书有了莫大期待，因此书一出版就在第一时间买了来。但书读完，总体感觉是失望、不解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麦克法兰通篇只讲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英格兰为什么能迈入现代社会。麦克法兰把人类进入现代世界比喻成用钥匙去开一扇门，他强调：“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7页）由此，书中从战争、贸易、技术、物质生活、种姓阶级、文化、家庭友谊人口、公民社会、权力官僚制度、法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伦理、民族性等各个方面几乎对英格兰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以表明作者的一个异于主流说法的主要观点：英格兰进入现代世界始于十一世纪，及至一五〇〇年，它已经迥异于欧陆的大部分地区。或者说，现代世界的大分流发生在一二〇〇至一五〇〇年，而不是此前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一五〇〇至一八〇〇年（345页）。
麦克法兰的上述说法固然是新颖和在学术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如何从一个不那么现代的国家，能够像英格兰一样转型进入现代世界的大门。但麦克法兰书中对此却几乎未置一词，只是紧紧围绕着英格兰，事无巨细甚至喋喋不休地描述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法律、官僚体制、家庭关系等等一切如何独特，又如何符合现代社会的特征。这正像一个急于致富的贫下中农，想去问地主具体做了什么才发家了，地主却大谈祖上是如何行善积德、自己祖坟风水又是如何之好。在书中，麦克法兰津津乐道于英格兰的几乎一切，似乎它们总是那么独一无二、令人赞叹，尽管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英格兰人，在这里自我吹嘘是不对的”（357页），但书中对于英格兰的自豪甚至自恋，显然是一览无余的。
但是要说麦克法兰的书对于我们迫切想知道“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全无价值，却也不尽然。在开篇之处，他就明确指出以英格兰为代表的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是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四大领域的彻底分立，这也是他在书中一再强调的主题，他说：“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中国却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固有要素；在这里，个人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换言之，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彻底分立。”由此他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社会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relational civilization）保留多少为宜？”不管麦克法兰对于中国文明特征的概括是否准确，但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无疑是极其根本和重要的。
三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作者福山的鼎鼎大名，已经不需要多做介绍，他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尽管他也抱怨：“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我原始意图的单纯误解上”（见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文版，1页），但无论如何，福山对于政治秩序的最新见解，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事实上这也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福山在序言中坦承，他希望完成的是一本他的恩师塞缪尔·亨廷顿一九六八年所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更新之作，不仅继续分析该书出版以来许多重大的新变化，更是要追根溯源，去探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以弄清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1—2页）。
实际上这本书只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部分，如书名所示，它所讨论的只是“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后历史的分析，将会在第二本书中论及，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它的出版，估计还在写作之中。这样迫不及待地就把一本实际上的未完之作发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福山对此书的自信心，而仔细读完此书后，也确实让人感到这是一本视野宽广、有理有据、值得一读的上佳之作，福山这样做确有他的理由。
在书的第一章，福山就开宗明义地将成功的政治秩序归结为“强有力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负责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三种制度（16页），然后分别从“国家之间”、“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政府”四大部分来讨论上述三种制度是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演进的，以分析为何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最后以“迈向政治理论”部分来作为全书的总结和第二卷的铺垫。可以说这本书的结构和理论框架是十分清晰的，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审慎，他直接批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的谬误之处，即那些“依据英国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国的经验，将自由、繁荣和代议政府的同步增长，视为人类制度无可阻挡的进步”的看法。在“辉格史观”那里，上述制度“始于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铭记于大宪章，虽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威胁，但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期间，获得了捍卫和昭雪。这些制度通过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输往世界各国”。福山指出，“辉格史观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基本结论是错的”，而是采取“已经发生的事必然发生”的方法论来看待历史事件的演变，根本“不清楚导致特别结果的复杂背景关联”（319页），从而导致一种线性、单向的历史观。有意思的是，辉格史观与唯物史观在具体内容上截然不同，在方法论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书的第四部分对于“负责制政府”如何兴起的讨论中，福山展现了这种历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他挑选了法国、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和英国来分析负责制政府如何产生，尽管这五个国家在当时不乏相似之处，却只有英国发展出了负责制的政治体制。福山仔细分析了这些国家中的高级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国家（军事能力、行政能力）、农民不同参与群体所具有的地位、权力以及怎样互动，来阐述各国政治制度如何演进，以及为何得到如此迥异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固然会导致专制主义，但“有时缺乏自由，不是因为国家太强大，而是太软弱”，“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遏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376页）。
应当说，福山的上述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失之过于粗糙和简单，历史的事实和可能会远比理论框架所展现的要复杂得多，但福山对此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他承认自己政治发展的理论大纲，还算不上真正的预测性理论（430页）。事实上，如何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合理的判断，也是困扰福山的难题，成为他关于“未来会怎样”的两大追问之一。福山说：“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他继续问道：“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利，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472页）
四
至此，我们已经非常简要地介绍了三本书的内容。事实上，如果把三本书综合起来看，倒是可以对“什么是现代化国家，如何转变成现代化国家”这个宏伟的问题有更好的把握。阿西莫格鲁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建立了包容性的制度环境（或者是诺斯说的一个私人收益率尽可能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环境），尽管他对这个制度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和如何达到这样的制度环境，并没有提出什么更具创见的说法。但在麦克法兰那里，有了对这个制度环境的特征更为细致的描述，那就是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四大领域的彻底分立。很显然，为什么传统世界中汲取性体制会成为常态，根本原因之一是一小撮统治者可以凭借自身的地位随意僭越社会中的任何领域，社会各领域难以真正获得自主、独立发展的充足空间，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是构建包容性的制度环境的前提之一。但现代国家又是怎样演进成为各个社会领域分立的状态呢？麦克法兰只描述了英格兰的状况，而福山则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在他看来，只有各方势力均衡进行博弈时，才更可能产生出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英国政治负责制的产生很大程度是缘于强大国王和团结的贵族团体之间的妥协。而法国、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不是君主太强而贵族不团结，就是君主太弱而贵族成为寡头，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均衡结果。
但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会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上述三本书好像都难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麦克法兰和福山都只是给出了疑问，阿西莫格鲁的结论则更多是理论的一厢情愿而非基于对现实的确切把握。也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明传统的大国而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只能由中国自身来做出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变，从根本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如何应对、消化吸收并融合创新的问题，这样的探索也许更多要由中国人自身来进行。正如当年儒家传统文化遭遇佛教传统的强烈冲击，导致儒佛之争，由此产生了朱熹、王阳明等一批大思想家，才最终利用宋明理学真正消化吸收了佛教文化，解决了这一危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能否顺利展开，同样需要思想界的伟大创新。
最后，说一点不是题外话的小花絮。上述三个作者中的两位，福山和阿西莫格鲁事实上还就中国的问题发生过一点不大不小的争执。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出版后，福山还写过一个小小的书评，批评阿西莫格鲁的书没有创见，并对中国发展的分析有失偏颇，如此等等。而阿西莫格鲁针对福山的批评，也专门写了一个回应，对于中国，他撂下一句狠话：“中国若能在现有汲取性体制下达到目前西班牙或葡萄牙的人均收入水平，那就证明我们的理论无效。”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欧洲发达国家中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也超过了世行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标准，属于高收入国家。换言之，在阿西莫格鲁看来，中国以现有的体制，根本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一阵子，阿西莫格鲁来过中国（以前他好像没有来过），不知道在中国走了一圈后，他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但就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而言，早在一年多前中国出版商就已经拿到了相关的版权，但却迟迟没有在市面上看见中文版的出现，不知道是翻译迟缓的原因，还是其他？因为阿西莫格鲁在他的书中，确实有着许多对中国当前的体制和发展模式直言不讳的批评。
原载《读书》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