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忘了是谁告诉我这个故事的，酒桌闲扯，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
某日，某先生访友，他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
忽然，哗啷啷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破水浆迸”，某先生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定睛看时，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想是方才抽书忘情，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这时，某先生才想起主人，抬起眼，只见主人微笑：“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宾主相视一笑。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某先生顾自看书。那一日，宾主尽欢。临去时，漫天大雪，如此而已。
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书房主人年近四十，在大学里已是正教授，笑傲江湖、踏花蹄香，抬眼望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一把壶岂足挂怀。
转眼又是数年，某日，教授闲翻杂志，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也是一时无聊，信马由缰往下看，看着看着，教授坐不住了。忽想起，那把壶，原是有题款的，正是顾景舟制。
站起来，几步冲到书柜前，书柜在书也在，壶自是不在了。教授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劈头就问：“那壶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洋电话，打给他父亲。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老教授在美国的大儿子家住着。多少年后，老爷子归天，众弟子发一声喊，一拥而上，把老爷子捧成了文化泰斗，回忆文章连篇累牍，老爷子被描得白衣胜雪，活脱脱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其实，老爷子的大学只在民国时期上了一年，剩下的全在新中国。退休后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住到美国去，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先是藏于车库，渐渐竟登堂入室。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苦求老爹入乡随俗，由着美国人败家去，老爷子只作没听见。
话说那日，小儿子半年不来电话，夜半三更冷不丁来一下，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胡天胡地想不起这一壶是哪一壶，最后把“紫砂”、“宜兴”、“顾景舟”凑到一起，老爷子才忽然想起——那是“文革”期间，他去宜兴出差，朋友送的一把壶。
放下电话，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攥住了，是了，必定是了。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据杂志所说，这把壶值三十万，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长叹一声，苦笑。又能怎样呢？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
然后，就到了2013年，教授老了，这些年他过得不好，很不好。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人，恨官员、恨知识分子、恨富人、恨穷人，恨这个世道，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谁能想到，一次微小的碎裂事故原来竟阴险地埋伏着漫长无底的坍塌。
他忍不住，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那是迅速上涨的水，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他身处寂静的海底，星沉海底当窗见，而教授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着那把壶，顾景舟的壶。那把碎了的壶不断升值，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父亲留下的书，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拿到了一笔钱。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他忽然想起，那些书其实还远远不值那把壶。
“骗子！”他喃喃骂了一句。
那日，我在宜兴，微雨中访吾友葛韬陶庄，看各种壶，忽抬头，见墙上一帧旧照，一位老先生正在治壶。清瘦，身着旧时工装，凝神注目于掌中壶。心里一动，扭头看葛韬：这，是顾先生？
是啊，这就是顾景舟。
顾先生的脸，净如秋水。看着他，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好得心酸。竟无话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