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个天才】
马：杨黎，有必要轻松一下，现在我们做一个游戏。请你两只手十指互插，自然地交叉在一起，看看你是左手的大拇指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
杨：右手的在上面。
马：据说，左手的大拇指在右手的大拇指上面，表示你形象思维很强；右手的在上面，表示你逻辑思维很强。这是据说的。
杨：那你觉得我哪个思维更强？
马：这个问题是应该我问你的，游戏表明，你逻辑思维更强，你自己认为呢？当然，我也可以谈我的看法，你的形象思维很强，这句话等于没说，因为你的写作实践明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你的逻辑思维很强，这不仅仅是我对这次谈话的体会，你对诗歌、小说、语言的理解，建立在你对世界理解的基础上，并把这种理解上升为本学，这是杨黎超乎常人的本体论。因为超出常人，所以难免遭到误解，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触摸到你这种抽象事物能力的边界。
杨：我们就当着游戏说下去，那么我觉得我的理性思维的确是很强。如果生长在一个热爱学习的年代，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数学家。1977年、1978年的时候，有几件事能证明我这方面的能力很强。我实质上是个不怎么爱学习的人，成绩也不怎么好，但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课外书，旁人就认为我文化比较高。有几个初中生，他们的父母总是叫他们有不懂的东西就问我，书拿来的时候我怎么会懂呢，我就说你把书放下来，我现在在洗脚，你先回去，那么我脚泡在盆里就一边琢磨这本书，上下左右看一看，等他回来后，我就基本上能够讲出个道道来。还有，那时候，报纸上喜欢搞智力测试题，其实没什么智力，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数学题，比我大好多的老青年，经常说你做得起吗，做得起就给你一毛钱。第二天，我做的跟报纸上的答案一样，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出来的，就拿他一毛钱，这样坚持了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逻辑思维要强一点。实际上，这都是说着好玩的嘛，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的逻辑思维，也没那么简单的形象思维，人有的只是自我暗示。比如有些恶习，好像觉得天才也就这么样，于是就跟着模仿，这种模仿到最后，就真的成了他的毛病。对我来说，哪有什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分别呢？
马：很多人都称你为天才，感觉你好像也最敢于当仁不让，你自己以为呢？
杨：面对很多被称为天才的人，我比较汗颜，但面对自己的成长，我很自信。我就想不清楚，人的才华的部分它来自哪儿呢，但也有机遇刺激，面临很多事。如果说天才就是天赐的才能，我真的有点恐慌，孔夫子说生而知之上也，他又说他自己也是学而知之的，生而知之仅仅是孔夫子形而上的命题，他承认这种绝对。比如说我杨黎，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我怎么能叫天才呢？
马：既然有人承认了绝对，世界上就有天才了？
杨：肯定有嘛。所谓一个人的天才，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举个例子吧。你一开始提到食指……
马：是这样的，今天我是跟你谈杨黎的北京进行时，谈杨黎在北京，很自然就想起了食指的那首诗，几点几点的北京。
杨：好啊……那么，我对食指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杂志，可能就是《中国青年》，到我手上已经很破烂了，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垮掉的一代”的，说他们在服食大麻以后这样写诗，“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这句话我当时也记住了，但对我的写作没产生影响。当时我还在弄七句八句、清平乐沁园春那种东西，1980年，我突然想写新诗的时候，这个句子一下就跳出来了——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就这个句子，启发了我诗歌最初的写作形式、陈述的方式以及选择语言的方式。这首诗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食指他们一帮人是应该看见的，而且他们有更多该看见的东西，但他们实际上写得很差。食指的诗歌，我不作横向比较嘛，他总是说他是1962年写的、1972年写的，那你和40年代人写的比一比，都比你写得好，这种伪造的历史观，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塑造自己。所以我很不喜欢朦胧诗那批人，很多人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影响，这点上，我很同意很多人的观点，我认为朦胧诗就是一个中国现象嘛，对中国每一个具体写诗的人来说，他未必就和朦胧诗有什么关系。比如我自己就是受惠特曼的影响开始的，刚才说的金斯堡的那句话，仅仅是一句话对我的启迪。我还曾经坐在别人家门前看了十多分钟的《草叶集》，我叫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就回去了。一两个月后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惠特曼的影响就咚咚咚地跳了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到天才，天才是对才华的一种尊称，说到这种情况，我肯定是有才华的，我像个天才；如果说天生的才华，也许吧，就像我天生要遇见马策，仅仅只是我在39岁以后才见到你而已。
【北京的风很大】
马：呵呵，遇见就是缘啊。现在请你谈谈北京生活吧。
杨：好啊，其实我最愿意跟你谈生活、拉家常什么的，刚才有些问题比较复杂。
马：北京的风大吗？
杨：呵呵，你这个问题……不大的，我告诉你。
马：对不起，我套用了那个小有名气的影碟名字提问，一不留神像个知识分子。
杨：我知道，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嘛，不大的，因为它比我想象的小多了。去年春天的时候，刮沙尘暴，有一天天昏地暗的，我就打电话问万夏，这就是沙尘暴吗？万夏说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马：今年好像还没开始吧。
杨：还没有。所以我就等了很久，后来夏天来了，美丽的秋天也过去了，大沙尘暴还没有刮起来。去年就这么一天。我一方面好像跟自然随意而处，一方面又有点压制它的东西。2001年我写了一首诗《我等待着北京今年的一场大雪》，其实那年的冬天北京一直没有下雪。12月初，我从成都回来，当天北京突然下了一场大雪，造成交通混乱，我就把这场雪和北方的大雪连起来，结果那场雪之后再也没下了。我感觉北京的冬天温暖得像春天，经常出汗，然后穿着T恤在家里跑来跑去。
马：那是室内有暖气，热的。如果把你在北京的写作，看成是在北京造风，你觉得这个风大吗？
杨：这个应该很大嘛，希望大家帮我吹吹气，把它煽起来，这样风就更大了。
马：现实的风不大，写作的风却很大，这样很好啊。除了写作，平常怎样生活？看碟吗？
杨：很少，找不到卖碟的地方，也找不到租碟的地方，跟我同居的看的碟，我又不怎么喜欢，她兴趣和我有差异，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不爱看碟的人了。
马：北京生活跟成都生活哪儿好？
杨：我在成都生活了39年，可能最多就写了50万字，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零几个月，写了近百万字，我发现一个太舒服、闲适的地方，它不利于写作。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写东西吗？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反正我在北京没有什么娱乐。
马：在成都呢？
杨：在成都我生活得很愉快，每天上午11点钟左右起来，可以写点东西，吃过早饭加中饭之后，下午2点左右，三四个朋友就吆喝着去茶房、茶铺，因天气而异，有太阳就去茶铺，没太阳就去茶房，而成都是经常不出太阳的，所以我们经常在茶房里喝茶、下棋、打牌，然后等待晚上吃饭。
马：吃完饭以后干吗啊？
杨：泡酒吧。
马：喝什么酒？
杨：喝啤酒，也喝洋酒，根据经济而定。
马：都跟哪些人在一块？
杨：我朋友实际上是很广的，所以每天有的喝，跟一帮纯粹的朋友，有的是从小长大的，有的是中途认识的，做生意的朋友，社会上的朋友，各界的嘛。还有一种就是写作圈内的朋友，比如何小竹、石光华等一大群。
马：就是闲聊为主的聚集。
杨：对，闲聊啊。在成都有一个县，那里的土话管喝茶叫吹茶，吹牛的吹，来，马策，吹茶，我们叫吹壳子，谈话嘛，也就是摆龙门阵，人都需要交流嘛。
马：打发时光，也是一种很感性、很日常、很舒服的世俗生活，我也很喜欢这种生活。
杨：时光就是用来慢慢打发的。不然你说时间拿来干啥子？
马：在北京呢？都跟哪些人交往？
杨：在这里我交往很少。
马：没法找到成都的感觉吗？
杨：找不到了。这里有这里的喝法，有这里的舒服，每个地方待着的人都有他们的道理，我只是没找到嘛。我在北京主要是靠很多新朋友在活。
马：哪些啊？
杨：像华秋啊，竖啊，张三张肆啊，他们基本上是我去年最好的朋友。
马：也是你的小兄弟。
杨：我不喜欢用这种词语评说我的朋友。
马：这个没有评说色彩嘛。
杨：就是写作的朋友，“橡皮”的朋友，围绕着“橡皮写作”的朋友，包括你嘛，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也愉快地相处嘛。
马：当时是怎么想到来北京生活的？
杨：爱情嘛，网恋嘛，这是最主要原因。
马：说说看。
杨：这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知道啊。另外就是想换个地方待一段。我在成都实在待得太久了，从生下来一直待到2001年8月，整整39年，这期间我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离开成都，出去旅游不算嘛，总的加起来也没有离开过三个月啊，就是说没在另外一个地方待过。
马：还有个想法就是到北京写作？
杨：写作在哪儿都行，现在我回到成都也可以写。写作的障碍，我以前理解成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写字工具的原因。我以前的理解，甚至包括韩东他们对我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喝酒、喝茶太多了，实际上我在北京发呆的时候也很多，喝酒的时候也不少，它不影响写作的，以前仅仅是因为没有电脑，用笔写字写得很难受，就这么简单，我字又写得不好。
马：韩东大致是说你一天到晚在茶馆、酒桌上泡，浪费时间，影响了一个天才的劳动吧。
杨：这是韩东的那什么鞭策嘛，我今天可以借你这个机会告诉韩东，告诉何小竹，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当我学会电脑以后，我发现，写东西就完全走上了高速公路。
马：在北京怎么生活？这次我是指经济来源。
杨：一点稿酬嘛，再加上我跟女朋友同住……
马：节约了生活成本。
杨：床虽然是两张，哈哈哈，房子就不需要一人租一间了嘛。
马：金钱上会觉得紧吗？
杨：太紧了。我不同啊，向毛主席保证，说句真心话，我的紧张不是来自我个人，而是主要来自我的……算逑，说这些干啥呢？我相信我会好起来，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潇洒的人。
马：所以对《向毛主席保证》的稿费抱有很高的期望？
杨：不仅仅是对《向毛主席保证》这本书，而是对我的《长东西》这一系列的书，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对这一整套抱着很高的期望。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是我下半生的摇钱树，不用摇很多钱，而是把生活摇够了这种要求，但不小心得个金娃娃，我也是很高兴的。
马：这套书岂不是三部曲、四部曲？有大致的设想了吗？
杨：没有。我是这样想的，小说写这几部就够了。
马：这套书写完，你的小说写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还有个远景规划什么的，到那时你最想干什么？
杨：耍。
马：写不写诗？
杨：写诗歌也是耍。
马：呵呵，是。抽根烟，就最后两根了，真叫烟不欺人啊。你平常抽什么烟？
杨：我是那样的，对酒啊、烟啊好像没有固定的爱好，必须抽哪种的，必须喝哪种的，现在主要抽中南海烟，因为它合适，便宜。
马：一天抽多少？
杨：我烟瘾比较大，一天三包。你看我这包抽完了，是我自己抽完的，你那包抽完了，是我帮你抽完的。
马：描述一下杨黎在北京一天的生活状态吧。
杨：哪一天？
马：随便哪一天。
杨：比如说今天吧。今天早晨挺早就醒来了，因为前天我睡得太多了。前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三瓶啤酒，然后8点多钟就睡觉了，睡到10点多钟时朋友打来电话，我说天都没亮你打电话来干什么啊，把别人吓了一跳，他说你睡这么早干什么，10点多钟就说这种梦话。所以我前天睡得太多，昨天晚上就睡不着，5点多钟就醒来了，但没起来，在床上浮想联翩，然后9点多钟为《向毛主席保证》写了一个类似广告一样的推荐文，贴在橡皮上。后来张三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干吗，我说在家里，他说干吗啊，我说待着，他说写东西啊，我说这两天没有什么好写的，他说那我过来，我说那就过来玩嘛。但我跟你是约好的嘛，然后你就过来做这个采访，反正等下晚上我们再找个地方喝点酒。
马：哈哈哈，你描述的是一篇很不错的流水账……中午吃饭了吗？自己做的？
杨：平时基本上自己做饭吃，但今天中午恰好没做，在外面吃了点水饺。
马：你觉得现在最缺什么？
杨：钱。
马：女人不缺。
杨：我现在基本没考虑这个问题，饱暖思淫欲，我饱暖没解决的时候，淫欲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像别人的生活。
马：还想在北京生活下去吗？
杨：刚才也说了，来北京是为了爱情，实际上在哪儿生活我个人无所谓，只要身边有朋友，只要能待得下去。说更现实一点的，来北京十多个月，我还没有找到待下去的方式。我可能随时都会回成都的。我是不是比较笨？
【一个备注】
这个谈话到这里基本上结束了。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但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发现带子空转，发不出声音来，可见，剩下的那些话未能被记录，它们好像没被谁说出过。还有，我也只记得最后一个问题了——这很奇怪——那也是个游戏，我写了20个词，分别写在小纸片上，并团成20个小纸团，让杨黎随意挑选11个，然后即兴说出它们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些词是：市场、橡皮、光熙门北里、2003、他们等等。很可惜，这个有趣的回答没有了。杨黎说，没有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的确很符合杨黎为人、为文的自在方式。所以我们没做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