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席勒对斐迪南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瓦伦斯泰倾注了较重的笔墨。在他看来，这三位大人物虽然在当时叱咤风云，但都不是能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席勒看来，皇帝斐迪南二世虽然有做一名明君的天赋，但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囿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决定施政的行为，并没有为德意志整个民族谋得什么福祉，逐渐“从一名正义的朋友变成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和民族的祸根”。因此，当他59岁离世时，这对德意志而言确实是一件幸事。对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席勒前后的态度有一些变化。阿道夫率大军侵入德意志兰土地时，是打着拯救德意志新教事业的旗号的。此举一出，立刻博得了德意志新教等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居民的好感，再加上他治军有方、身先士卒，重创了皇帝的阵营，用辉煌的战绩为德意志带来了安宁，席勒对他的好感就更加明显了，称之为“英才”“雄鹰”，甚至一度将他尊称为德意志兰的保护神。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与瓦伦斯泰的“皇家大军”激战时阵亡。当大家惋惜痛惜阿道夫的阵亡时，席勒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清醒和冷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并不是一名德意志人，作为瑞典的国王，他侵入德意志的真正目的不外乎是防止德意志的崛起，觊觎德意志的宝贵资源，希望用武力实现对德意志的控制。因此，阿道夫的阵亡对瑞典而言是不幸的，但对德意志而言，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席勒对瓦伦斯泰的态度，则更加复杂。瓦伦斯泰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贵族而已。瓦伦斯泰善于政治投机与冒险，他利用德意志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为了达到他自立为王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不惜将外国军队引入德意志。他投靠在皇帝的阵营，通过多次的战争，为皇帝阵营挽回了颓势，战胜了北方入侵的丹麦军队，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努力赶走外国军队、追求国内和平的举动，虽然符合德意志人民的愿望，但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夺权篡位。这样心机重重具有狼子野心的人物，明显不符合席勒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定位。所以，在席勒的名剧《瓦伦斯泰》中，并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原书分为五大部分，各部分没有标题，也没有详细划分内部章节，但从整体来看，文笔简洁，见解深刻，是一部领先于时代的优秀著作，即使在今天看来，该书也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对原著进行了章节划分，并拟定了各部分的标题，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国家，波希米亚制造事端是因为政治原因，匈牙利则是因为宗教原因。历史上，波希米亚就发生过宗教战争，那是在一百年前，路德教引发了战争之火。一百年后，波西米亚引发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争之火。
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
从德意志宗教战争爆发到签订明斯特和约这段时间，欧洲政治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以宗教改革为线索，各个国家无一幸免地都受到了影响。
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史中，首先挑起争端的是西班牙王室，它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教进行压迫，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战火一路从西班牙燃烧到法国，并在德意志境内越燃越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最为深重的苦难，德意志沦为当时欧洲最受蹂躏的战场。
西班牙的暴戾压迫让尼德兰人忍无可忍，该民族终于鼓起反抗压迫的勇气。德意志的首领腓力二世首先带领整个民族反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残暴，由此产生的宗教改革不但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格局。欧洲北部的丹麦、瑞典被划归到欧洲国家体系中。为了抵制政治压迫，一些国家结成了联盟，并直接引起了三十年的毁灭性战争。当时，战火遍布欧洲各国，生产停滞，秩序溃乱，人口骤减，满目萧条。德意志的野蛮习俗借机卷土重来，刚刚建立的社会道德新风尚瞬间消失，但欧洲人的精神没有被战争毁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保住了战争的胜利果实。
宗教是造成欧洲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后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却夹杂着越来越多的个人私利：查理五世知道德意志各等级渴望自由，基兹家族想拥有统治权。在这个时期，罗马教廷增加税收的措施彻底失去了民心。这些原因给一些君主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借宗教改革之名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开始招募军队，希望能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们被鼓动起来。他们迫切地盼望新教能取代落后的旧教会，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诸侯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士兵们愿意参战，对诸侯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士兵们的意愿和诸侯们的愿望不谋而合，诸侯正好利用这一点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宗教改革的这个时期，奥地利王室的崛起威胁了欧洲的各个国家，奥地利王室对旧教极力推崇，这和各诸侯国的利益是相抵触的。另外，奥地利准备建立军队来壮大国家的威望，这也是各诸侯国不愿见到的事情。
人们或许都会有疑虑，奥地利的统治者为何没有像其他诸侯国那样，为了争夺教会的财产而进行宗教改革。因为奥地利要依靠西班牙和意大利，而这两个国家对罗马教廷言听计从，因此奥地利认为罗马教会的力量能打败新教诸侯。如果进行宗教改革，奥地利国王也许会失去整个国家。西班牙为了不让从属于意大利的各邦国联合起来反抗，便加大了对旧教的维护力度。因此，奥地利更不想背叛教皇。
以上是一些一般性的原因，实际上，西班牙不愿进行宗教改革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原因。查理五世的劲敌是法国国王，当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时，意大利国王正想和法国亲近，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怀疑并带来一系列的争端。由于当时欧洲很多支离破碎的邦国被异教侵入，形势非常混乱，而新教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查理五世只有极力维护旧教才能保全国家的完整。自然而然的，查理五世就成了天主教信徒和罗马教皇的合作者。抱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仍然希望新旧宗教两派能够和解，因此，他们要坚决维护天主教。
即使没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持，奥地利王室也会利用其他办法来束缚德意志。为了不让新教的头目摘取奥地利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王冠，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当罗马教廷的势力压过皇帝的势力时，斐迪南一世也就屈从于罗马教廷。此外，德意志—奥地利的亲王们的势力目前还离不开西班牙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对新教的庇护让西班牙很恼火，西班牙因此放弃了对德意志的支持。为了保卫皇权不落入新教徒之手，他们致力于清除信仰新教的异端分子来维护德意志的安定。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新教徒，这和他们自身的原因也分不开，新教徒曾经在帝国面临危险时袖手旁观并表现出敌对态度，种种原因让皇帝和天主教紧密联系起来。天主教和奥地利王室的命运互相依存，全欧洲的新教徒把奥地利亲王们当作教皇统治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把愤怒一起发泄到奥地利身上，并且把单纯的宗教敌对态度慢慢转移到其他方面。
奥地利王室的计划
奥地利王室因为有西班牙、意大利和罗马教廷撑腰，所以才能毫无顾忌地实施计划，三者间的联盟对德意志各等级进行宗教改革构成了极大威胁。德意志各等级害怕不能以宗教改革来实现政治自由，决定奋起自卫，但他们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及奥地利联盟，于是他们号召全体臣民团结起来抗争，并且向邻国寻求帮助，希望通过缔结联盟来和奥地利的联盟相抗衡。
出乎君主们的意料，臣民们并不想为了政治斗争陷入战争的漩涡，幸而当时邦国各等级仇恨奥地利所护佑的旧教，并且奥地利打算根除新教，这一决定终于激起了新教徒们的愤怒，利用这个时机，诸邦国诸侯们再次促使臣民采取行动。对宗教的崇拜导致群情激奋，所有市民都愿意为正义的宗教拿起武器。如果是为国家和诸侯，市民们连一个硬币都不愿付出，但只要是为宗教，他们却甘愿为诸侯们献出生命和财富。大家的情绪被眼前的宗教危机调动起来，臣民们没有往日的半点懈怠之情，斗志昂扬地期待与西班牙等旧教势力决一死战。正是奥尔良亲王、海军将领科利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们利用了市民们的恐惧，才让他们能够召集起队伍来抵制奥地利。
在历史上，人们为了对付一种强权，必须联合起来并付出巨大努力，否则不管诸侯自己有多强大，也终究会被击垮。由于宪法、法律、语言、风俗和民族特性的不同，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隔阂，这种隔阂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有时还会发生对峙，只有发生重大事件对双方都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才肯相互提供帮助。宗教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把欧洲各个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信仰宗教的市民来说，这比民族利益、祖国完整更让人紧张。宗教改革关乎每一个人的信仰，因此，这种利益把边远地区的国家都维系在一起。法国的喀尔文派教徒、日内瓦人、英国人、德意志人或荷兰人在信仰上都倾向于宗教改革。喀尔文派教徒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市民，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自己国家身上，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开始用外国新教信徒的命运来预言自己的命运。这样，君主才会在邦等级大会上对国外事件咨询他们的意见，君主才会从喀尔文派教徒这里获得帮助。法国现在愿意对信仰的同宗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即使是邻邦他们也会置之不理的。就这样，法国的普法尔茨人为了别人与自己相同的信仰而远赴他乡，此后法国臣民为了祖国、为了荷兰准备战斗。瑞士人、德意志人、丹麦人、瑞典人为了宗教自由，也进入到备战状态。
如果奥地利王室当初支持宗教改革，支持德意志帝国的自由，我们很难想象获得宗教自由的德意志帝国会是什么情景。令人遗憾的是，奥地利王室坚决阻止德意志进行宗教改革，他们希望通过消灭新教实现奥地利的统一，于是这两派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种情况下，势力微弱的诸侯、处于劣势的国家才想尽办法联合各等级，齐心协力地对抗奥地利这个共同的敌人。
自查理五世在缪尔贝格打败德意志人之后，奥地利再也没有强大过，当建立起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后，德意志的自由便逐渐消失了。然而，萨克森的莫里茨又把这种自由之火重新点燃了起来，经过种种斗争，双方在帕骚会议和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签订了一个对奥地利来说并不满意的合约，这一合约让一切迫害新教的机构丧失了功能。
德意志的分裂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之后，德意志就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宗教和政治派别。只有经过双方商定之后的分裂才能被认定为合理，签订合约之后，人们只是表面上承认新教是合法的，暂时可以像朋友那样享有一些权力。在邦国中，帝国等级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指定宗教信仰，并可以限制异教的传播，臣民只要受到宗教破坏才可以去留自便。路德教虽然还寄人篱下，但是因为获得了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而狂欢不已，他们现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受到热情款待。在帝国会议上，罗马国王斐迪南承诺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邦国中，新教徒才能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承诺也受到天主教的抗议，带着这个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斐迪南促成了合约的缔结。
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可用子与父的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来打比方。两个宗教派别可以看作是两兄弟，假若两兄弟只是单纯的感情破裂，那么人们对此也就无所谓了，大不了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他们之间还涉及财富、尊严和权利，以前父亲所有的财产在不分家的前提下仅留给长子来掌管，现在他的兄弟要把共有财产分出去一部分，如此一来长子所掌控的财产就少了许多。两个派别之争也是这个道理，天主教自古以来就积累了丰厚的财富，现在想搞分裂的新教向天主教要求权利、要求自由，并且要求分一杯羹。教会一直以来并没有出现过两派之争，两大教派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有权利占有教会的捐赠物，可想而知这一裁决是很艰难的。把一份固定承袭下来的东西变成可以改变的，恐怕谁也不能接受，恐怕教会的财产都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