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暴戾压迫让尼德兰人忍无可忍，该民族终于鼓起反抗压迫的勇气。德意志的首领腓力二世首先带领整个民族反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残暴，由此产生的宗教改革不但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格局。
——摘自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摘自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愤怒的人们在1618年5月23日冲进王宫，把正在大厅里聚会的马尔蒂尼茨、斯拉瓦塔、罗伯柯维茨和施特恩贝格总督抓了个正着。人们将他们几个围在那里，严厉地拷问他们是否参与了撰写皇帝的回信，是否反对新教徒的行为。施特恩贝格和罗伯柯维茨说话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们的宽恕，随后被架出了大厅。态度蛮横的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却没有这样的好命运，人们将他们从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中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王宫的壕沟里。
——摘自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皇帝的军队把整个德意志当成了给养仓库。军队的暴行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但是瓦伦斯泰将这种权力扩大化了，滥用皇帝的权威，随着实力的增强，他就不愿再听命于皇帝了。
——摘自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愧是那个世纪最好的军事专家，他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术非常熟悉，而且也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他信心百倍，认为绝对会取胜。他减少骑兵中队的数量，拉开步兵营的间距，把军队队形变成双线。这样骑兵和步兵活动起来更加敏捷，如遇骑兵不足，就把步兵穿插到骑兵中间。实践证明，这个战术常常会取得成功。这种战术后来也被其他统帅运用到战争中去。
——摘自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越过伊萨尔河后，瑞典人突然进到了美因河。这条河流本来不怎么深，现在由于连日来持续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暴涨，瑞典人多次试图架起浮桥都没有取得成功。敌人已经进入到巴伐利亚的中心，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这令天主教徒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恐。
——摘自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前言】
在中国，提起德国文学家席勒，可谓是耳熟能详，他的《阴谋与爱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席勒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本书即是席勒对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的系统阐述，借此机会我们对席勒在历史上的活动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德国。他不但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与歌德在文坛上并驾齐驱，两人都是德意志古典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在合作的十年中，他们把德国文学推向辉煌，推向世界。因此，德国民众把席勒当作民族统一和自由的代表进行纪念。
18世纪后期，德国还被称为德意志兰。在1618年到1648年这段时间，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德意志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已经走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种状况非但没有一丝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革命导师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德意志兰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正走向覆灭，正常的教育、社会舆论、经济贸易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不论是底层的贫苦劳动者，还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成员，没有人满足于现状。拜金主义笼罩着德意志整个民族，人民毫无希望，没有一丝力量去清除将要灭亡的腐朽制度。这个时代，只有文学熠熠生辉，只有在文学中才可以看到未来。在毫无希望的政治和社会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每一个伟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想要冲出时代枷锁的愿望和决心。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在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权力的部队小军官，母亲则是一个小面包店老板的女儿。由于母亲信奉新教，所以在席勒幼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一位新教牧师那里去学习。这位启蒙者在语言、歌剧、表演、传教等方面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正当席勒打算对这些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卡尔·欧根公爵强制征兵，席勒因此到了卡尔军官学校学法律，在费尽种种周折后，他才改为学医。卡尔·欧根公爵是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的学校被人称为“奴隶制造场”，他把学生像物品一样倒卖给英法殖民国。在学校，这种地狱般的折磨激发了席勒的反抗精神。带着这种逆反心理，24岁的席勒投入到1770年至1785年间轰轰烈烈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并且成了领导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热血青年发动的对鄙陋文学的抗议，比启蒙运动更为激进，他们渴望自由，希望反抗现实社会，这种向往自由的精神激发了席勒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在卡尔军官学校，狂飙突进运动是严禁学生参加的，但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热血青年。卢梭、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大批作家的文章悄悄地流入学校，学校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阿贝尔不但给席勒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还传授了不少文学知识。在军校待了八年取得医师资格成为助理军医后，他开始准备反抗。歌德和席勒仅相差十岁，但两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作为狂飙运动的领航人，歌德感情丰富、富于激情；席勒则冷静内敛、心思缜密，有自己的理想并愿意为之奋斗，他把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贯穿于名作《欢乐颂》之中。1776年，他开始发表抒情诗，1777年至1782年，他完成了剧本《强盗》，并于1783年创作《热内亚菲埃斯科的谋叛》，次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阴谋与爱情》，并且还发表了一部革命性的诗集：《1782年诗选》。接着，他在1787年发表了韵文剧《唐·卡洛斯》。这几年的辛勤劳作让青年席勒声名大噪，席勒和歌德一样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1782年，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了席勒的作品《强盗》。观看完这部剧的人们几乎疯狂，剧中向腐朽社会进行斗争的爱国青年震撼了人心，说出了人们迫切呼唤自由的心声。该剧的上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爵害怕起来，让人囚禁了席勒，并禁止他写作。在这个地方，席勒没办法再待下去，于是他逃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强盗》让狂飙突进运动达到顶峰，而两年后上演的《阴谋与爱情》引起的反响则更为巨大，《唐·卡洛斯》的上演再度表现了广大市民急切盼望社会改革、推翻小邦专制统治的愿望。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精神，给了人们坚决推翻旧制度的信心，因此在1792年，他被法兰西共和国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1780年以后，德意志的经济逐渐复苏，许多邦国的君主开始进行改革，德国青年对狂飙突进运动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除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主的少数人还在坚持激进文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转变。1785年春，席勒应友人之邀，来到莱比锡居住，当他和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知识贫乏，需要充电。在魏玛他见到了歌德、维兰德、赫尔德尔等文豪。在这里，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历史哲学和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期望从中能够找到解决德意志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时期，席勒进行了广泛阅读并且翻译剧作，完成了《尼德兰独立史》等作品。1789年，歌德推荐席勒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大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席勒的研究。从1790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席勒一直在研究德国三十年的战争史，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灵感，去完成能够让读者得到力量的著作。从1787年至1795年间，席勒一直在研究历史和历史哲学，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通史概要》《三十年战争史》《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等历史和美学著作，很明确地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哲学、美学艺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从人的灵魂角度去钻研历史让他收获颇丰，这是他“学者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1794年夏天，席勒邀请歌德参加文艺刊物《季节女神》，歌德欣然接受，自此两人结为至交。歌德从席勒那里接受了新力量，容光焕发。两个人有了默契和互补，探索出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席勒在论文中曾经表达过：歌德属于现实主义自然诗人，而他属于理想主义伤感诗人。席勒的双重性格和歌德一样都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反映德国的腐朽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祖国的统一和自由问题。相似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们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协力创作奠定了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基础。
从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二人在《文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精美的诗歌，他们互通往来的信件多是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席勒也写了很多的哲理诗和叙事谣曲。1797年，席勒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喜欢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人质》《斗龙记》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
这个时期，席勒的戏剧创作是他最大的文艺成就。以三十年战争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瓦伦斯泰》创作耗时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这部戏剧控诉了邦国专制制度、控诉诸侯的残暴，表达德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这一部戏剧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决定——把终生献给舞台。此后，席勒翻译并改写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剧本，比如：1801年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等。这些剧本唤起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尔》在中国、德国的魏玛和莱比锡都有演出过，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为贵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他晚年还得了肺病，1804年创作的新剧本因为肺病只完成了两幕。1805年5月9日，这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战士病逝于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学创作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人们后来把他的遗体迁葬在魏玛陵园。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历史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为鉴，把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性思维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从对席勒的研究来看，他的历史观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外在的形态，还有内在的人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以人为本，社会将会变成和谐的整体。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超越于那些外在人本主义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社会。我们由此称他的理念为新人文主义，这种理念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有在宏观层面即通过通史或者世界史进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腊及罗马体制改革的，但成就最为显著的，则是通过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来研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堪称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个爱国主义者，从本书来看，他所讲的“德意志”，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是“德国意志王国”，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怀着浓浓的爱国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以强国之姿屹立于欧洲大陆。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眼前的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内部战争连绵不断、外国势力猖狂横行、前进道路举步维艰。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苦恼，也使他更加赞成促进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行为。三十年的战争，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平民百姓却毫无疑问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无可选择地忍受着战争的残酷，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本书中，席勒还试图探讨德意志为什么会“招致外国军队进入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
对于皇权和统治势力的专横，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对于国外势力对德意志内政的横加干涉，他更是深恶痛绝。他十分同情广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们反抗皇权、反抗外国势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声终将熄灭战争的烈火和硝烟。但受历史的局限，他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初步的浅显的地步，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统治者能够放下争执，远离战争，做人民“正义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