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他问：“她的阑尾还痛吗？”
“不痛了，去年已经割掉了。”
“哦。”
“快看！那个女的湿身了。”我望着窗外突然说。
“是吗？”他饶有兴趣的来到窗前，向楼下望去。楼下有个没打伞的女孩浑身湿透了，薄如蝉翼的衣服紧贴在身上，透出粉红的胸罩来。
杨弋望着那个女孩，一动不动看了好长时间。从我这个角度，可以很顺手地拿起啤酒瓶，敲在他的后脑勺上。但我没有这么干。
关于肖雅的阑尾，是在我们毕业后才时不时犯一下病的。他怎么会知道？除非他跟肖雅在暗中来往，那么他当然也知道肖雅已经切除了阑尾。他提起肖雅的阑尾，无非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自己并没跟肖雅有过接触，但却无意中暴露了两人早就勾搭在一起的秘密。
“你有什么要忙的？”他从窗外收回视线，对我说。
“我明天要去花都看一个客户，这个客户腿脚不方便，所以我得上门去做咨询，可能要在那边待两三天。”
“那就等你回来再说吧。”他又笑了，在我看来，那是讥诮的笑。
将啤酒瓶子砸在杨弋的头上这种事，我觉得还是不做为妙。他个子比我高，也比我强壮，关键是啤酒瓶对他构不成威胁。
那是在上高二时，有个学校附近的扛把子常来校园里溜达，见到杨弋就大声说：“呀！这不是那个小屁精吗？”周围跟随的几个人一起哄笑起来。
杨弋的原则是：比他弱小或跟他差不多的人，可以取笑自己，因为那是自己宽容的体现，但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称王称霸的混混要取笑自己，那就是很严肃的事了。
放学后，杨弋和我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台球厅，这里是扛把子的根据地。我怀里揣着一把刀，紧张得要命，口干舌燥。我从来没跟人打过架，希望我不会用到那把刀。
杨弋对扛把子说：“你是这里的老大，你肯定不会让一帮人打我一个，你也肯定不愿意跟我单挑是吧？这样行吗？我们来比脏腑。”
“比脏腑”的意思，就是指比谁更能玩命，比谁更能下得了狠手。对于街头混混来说，这是种高规格的较量，甚至体现了互相尊重的意味。
扛把子点点头说行，来到角落里的一堆空啤酒瓶前，率先拿起一个朝自己头上用力敲去，瓶子碎了，他的头好好的。
杨弋也拿起了啤酒瓶，朝自己头上敲去，连敲了三下，啤酒瓶才碎，头上好好的没事。
扛把子在敲到第三个啤酒瓶时不行了，一个琅跄差点翻到，一股血流从额头上淌下来。杨弋又连接在自己头上砸了两个啤酒瓶，这才对他说：“还比不比了？”
扛把子摇了摇头，冲杨弋竖了下大拇指，捂住额头坐在椅子里说：“行！你狠！”
杨弋和我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从那以后，就再没人提起杨弋的悲惨往事了。不光如此，还没人敢惹他了，都对他很尊敬，甚至对我也很尊敬。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前，吻别了肖雅，还在她的肚子上亲了亲。
肖雅显得很幸福，但表情中隐约有一丝不安，稍纵即逝。
“小心点，最好能晚上回来。”
“我尽量吧。”我说话的时候表现得心不在焉，那意思是我恨不得赶紧跑去花都，晚上根本就没打算回来，可能要到花都的洗浴中心里去鬼混一个晚上。
但是老天作证，跟肖雅十年来我没有一次出轨行为。
我坐地铁来到了天河客运站，出了站台看看时间，不过早晨9点，可我已经热成了条狗。我向客运站走去，就好像我真要去花都似的。来到客运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后，我走了进去。点了份早餐。
吃罢早餐，我又回到了地铁，四十多分钟后，我出现在了杨弋住所附近。我掏出暴龙墨镜戴上，这样就更像一个跟踪者了。
他所住的楼对面是个茶楼，这我早就观察过了，所以我上了茶楼，坐在三楼靠窗位置上，向对面看过去，找到了杨弋住所的窗户，可惜窗户拉着窗帘。没关系，我慢慢等。我要了一壶铁观音喝起来。
快到11点时，杨弋窗户上的窗帘拉开了，我拿起望远镜望去，看到他赤裸着上身，站在窗前向下观望，脸上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没关系，我暗中劝自己，耐心点。
12点左右，杨弋穿戴整齐出门了，然而一出弄堂口，他又钻进了路边的一家餐馆。原来他只是去吃午饭。等吃完饭后他又回到了家里。
我给肖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在花都了，正在吃午饭。她“啊哦”的匆忙回应着我，我听见煤气灶上的炒锅正在发出“滋啦啦”的声音。
打完电话后，我继续观察，透过窗户杨弋的身影偶尔会闪一下，看不清他在干什么。等待太漫长了，我连上了两次厕所，喝干了好几壶茶水。
我都有些泄气了，我他妈这是在干吗啊？正当这时，辛苦等待有了结果，杨弋要出门了。
他穿着牛仔裤、白T恤走出了弄堂口，一边低头摆弄着手机。如果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绝对不可能是去他工作的地方。
我离开茶楼，追踪而去，此间的过程就略去不提了，总之，我的心情融合了失落、期盼、愤怒、伤心。最后，我看见他来到了我和肖雅家的那幢楼下，朝楼上的窗户看了一眼，头也不回地进去了。我跟上去，透过楼梯的空隙，看他上了三楼，来到了我家。令我没想到的是，他没有敲门，而是掏出钥匙来开了门。
我浑身如掉入冰窟中，站在楼梯间伫立了好久，这才慢慢走出楼外，像只灰溜溜的老鼠。
事到如今，我也要扮演个捉奸的角色了，我该怎么面对这一幕呢？
我在楼下徘徊了十几分钟，这才鼓起勇气上了楼，敲了敲门。
门开了，肖雅看见我大惊失色。“你不是去花都了吗？”她惊讶地说。
我挤过她走进去，屋内却并没有什么人。我把目光投向卧室，看到卧室门是关闭的，这在以前是从不曾有过的。
“怎么回事？刚才你还打电话说你在花都？”
我没理她，而是来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望着卧室的门。我想他是跑不掉了，卧室的窗外有栅栏，想跳窗都不行。
“杨弋呢？你让他出来见我。”
“杨弋？”肖雅惊奇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语气苦涩地说：“他就在这里，你让他出来吧，我们好好谈谈。”
肖雅脸上的惊愕之色退去了，看我的眼神忽然间有些怪异，还有些害怕。她说：“你在说胡话，哪来的杨弋？我已经多少年没见过他了。”
我站起身，向卧室门走去。
“别进去，我在里面喷了杀虫剂。”肖雅喊起来。
我冷笑了下，一把推开了门。
然而卧室除了飘散着一股奇特的清香外，什么人都没有。我的视线落到床下，床是完全着地的，不可能藏人。那么只剩下衣橱了，我打开衣橱，里面堆满了衣服，但是没有杨弋。
他去哪了？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
“你倒是说说，杨弋在哪？”肖雅来到我身后说。
我又惊愕又羞愧，喃喃回答：“我明明看见他进了咱家的门。”
“我倒要问问你，这些是什么。”肖雅走向衣柜，从角落里拿出一个袋子，将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了床上。
一件牛仔裤，一件白T恤，还有，一块表。
“为什么你要在半夜穿上这身衣服，一个人站在镜子前自言自语？”肖雅直勾勾地看着我说。
我拿起那块表看起来，这种牌子的表价格昂贵，不过我手里的这块是仿版，只值几百块钱。
“说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像个梦游的人一样，半夜里吓我？”肖雅走近我问。她的眼神炽热而痛苦，让我不敢直视。
“我……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杨弋早就死了，这里根本就没有杨弋，他只是你分裂出来的人格。”肖雅大声地说着。
分裂人格？
6
我的头在恼火的燃烧！
在诊所里，我找到了半瓶白酒，呵呵！我记得明明我和杨弋把它喝了个底朝天。我还找到了一张纸条，那是杨弋给我写下的电话号码，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张空白的纸条。还有他随手画的一幅钢笔画，当时我让他画出来，以便凭画中的内容判断他的内心状态，但那幅画也变成了一张白纸。
我大声怒吼着，像个皮球一样在房间里不停地蹦跶，上蹿下跳。最后泄了气，瘫倒在椅子上。
作为心理医生，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幻想出一个人物来，这是对我十几年所学的彻底否定。
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便来到了跟踪杨弋时到过的那座楼下。我上楼来到三楼，找到了杨弋的房间，这时我突然发现，杨弋所住的是三楼，我和肖雅的家也在三楼，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我使劲地敲着门，最后干脆砸了起来，“咚咚咚！”
一个四十多岁的广州中年妇女从楼上快步走下来，一边对我说：“小伙子，租房啊？”
我不耐烦地说：“快打开看看。”
中年妇女麻利地开了门，让我进去。我走进一看，哦，的确是间空房。角落里堆着一堆破烂，看不出有什么价值，窗帘是拉上的。我上前拉开窗帘一看，对面是我光顾过的那家茶楼的招牌。
“这房子都什么人租过？”
“没人租过，空了有五六个月了。”
“这里死过人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死过人。”
“这里明明死过人，我他妈看见鬼了。”我不想再纠缠，大步走向门口，离开了。
“痴线啦你，仲讲野，痴你条神经线啊！”女人在我身后骂骂咧咧地说。
我坐在诊所窗户边上，望着楼下发呆。
一般幻想身边还有一个人存在，属于精神分裂症状，可是我怎么会精神分裂？如果我都精神分裂了，那还能有正常人吗？
关于两个人所做的相同梦境，可以得到解答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杨弋会是我分裂出来的人格？就算我分裂出一个人格来，凭什么要出现杨弋呢？
如果分裂出的这个人格是现实中的，并且是你所熟悉的人，那他一定对你的人生有重要影响，或者是你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可杨弋对我来说并没那么重要。
事到如今，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小时候的事呢？
我的确曾模仿过他，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路上他突然问我：“你干吗学我的样子？”我低头一看，原来我把红领巾的下摆塞进了衣襟里，免得它到处乱飘，这当然是学杨弋的。
可是杨弋这样做显得洒脱不拘一格，我这么做却显得呆头呆脑。
杨弋虽然被娈童犯侵犯，但依旧长得相貌堂堂，和女生说起话来谈吐得体，很有风度。我则做不到，我一跟女生在一起就觉得没话可说，那是因为我心理阴暗，见到女生就想象她们衣服下的内容，从没把她们当普通的同学对待。
直到后来，我变成一个油嘴滑舌的二流子。
一段时间，我的确渴望变成杨弋那个样子，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除了被人性侵这事外。当然，亨廷顿氏病也要除外。
他那患亨廷顿氏病的老爸曾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将两个野核桃紧紧攥在手里，捏得“卡嗒嗒”只响，两眼盯着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高声质问。
“就这么打发了！啊？就这么让下岗了！”
我爸爸耐心地劝他：“别急，老杨，总会有出路的，人有一技之长，就不会饿死。”
但是没过几天，我爸爸也下岗了。后来的几年里，他和杨弋的老爸一起，时不时堵在厂房的大门口，拉起横幅，坐在树荫下打牌喝茶。
老杨充分发挥他的手艺，在巷口摆了一个小摊，专门卖牛肉馅饼。所以有一段时期，我和杨弋每天早晨一起上学，从那里经过时，一人带上两个馅饼当早点。
我爸爸在家待了一年多，然后鬼使神差的干起了装修，托房地产行业的福，赚了个体钵满盆。
我和杨弋可能在娘胎里就认识了，我们住在一条街上，出生日期都差不了几天。也许曾躺在同一个产房里，依偎在各自母亲的身边。
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往公共厕所的粪坑里扔爆竹，一起偷游戏机里的游戏币。唉！直到他的母亲死了。
然后他被性侵，杀人狂变成人们心头的阴影，大人们纷纷下岗，冬天越来越冷。有人喝醉了，冻死在街头。黄昏时分空旷的菜市场了，总有人影在里面踟蹰，捡拾被丢弃的菜叶。有时候我还会在里面见到熟悉的叔叔阿姨，看见我后尴尬地笑一笑。
究竟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电话响起来了，是罗胖打来的。
罗胖，顾名思义，姓罗而且是个胖子，是高中时的同学。他在大学读的是土木建筑，毕业后却进了政府机关工作。自从进入体制内后，他便更胖了，而且人脉也广了起来。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查到了杨弋的一些经历。
杨弋在被落水救起后回到白银，休学了半年，然后转学了。转学这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他从一本转为省内二本，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他转到省内一家二本院校，学的专业是心理学。
心理学？他连专业都改了？跟我一样？这么凑巧！
罗胖在电话里告诉我，杨弋毕业后在省内一家私营医院当医生，后来还在学校做过心理导师。大概半年前，他辞职去广州了。
“广州？他来广州了？”我惊讶地问。
“没错，是去广州了。”罗胖在电话那头说：“还有，他转学后就改了名字，所以我查起来费了点劲。”
“改什么名了？”
“杨文昊。”
我将名字写了下来，然后向罗胖表达了谢意，挂了电话。
首先我要点上一根烟，好好把思路整理一下，杨弋转学改名，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却连专业都改了，改成和我一样的心理学，这是巧合吗？
其次我要拿出上次喝剩的半瓶酒，给自己倒上一杯，再细细考虑一下，他就在广州，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广州？他出现在我面前真的是我的幻觉吗？
我拿出他曾给我写过电话号码的纸条来，那上面空白一片，记得他写下号码后我懒得去记，根本就没打算把号码存起来，现在好，它变成一张白纸了。我仔细地看着那张纸，看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有一个电影中学到的方法可以派上用场，我用刀片削了一大堆铅笔屑，将铅灰洒在纸上，均匀地涂抹开，然后拿到灯泡上观察。
纸上出现了鼻尖接触过后压力所致的痕迹，不是很明显，但的确是电话号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