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我这么说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类思维都具有原教旨倾向。所有理论都倾向于造成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最终它成为一个人看待和衡量世界的眼镜和尺子。在辩论中最容易看出这一点：大部分人参与对话、辩论之后的收获只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激烈辩驳只是得知了一个他早已确认的信息：我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观点和话语的巴别塔——虽然名义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却彼此听不见、听不懂。
有时我甚至想：说服一个人是可能的吗？即使有时他主观上都误以为自己是被说服了，实际上他在接纳观点的时候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改造。“说服”必然有赖于被说服者自己主动的认同。但人类实在是一种极为顽强和保守的动物，虽然在地心说被哥白尼否定之后，人们已知道自己并非处于宇宙的中心，但仍以人类自身为尺度来衡量世界，到现代这一点也被粉碎，然而在所有交流（这是对“对抗”的委婉说法）中自我中心主义仍是隐约可见的，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本能。毕竟，要将自己的思想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和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件令人发疯的事。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正确的。但许多人都比我确信得多。十年前曾有人写邮件来和我讨论，此君认为汉族一直是、现在也是一个纯种血液的民族，并以这种观念来解释所有中国历史，对我给出的反例他也自有否认、驳斥、再解释。来回写了十几次邮件后，我终于放弃——现在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居然坚持和他争论了那么久，也许那时我还比较好胜。虽然我至今仍认为他的观点是荒谬的，但这次争论使我将自己的思维作为分析对象来反思：我为何那么确信自己所持的立场呢？答案也许是：质疑自己的立场并不愉快。
费尔巴哈曾说：人由他所吃的东西所决定（der Mensch ist waserisst）。这句话中的“吃”也可以视为一个隐喻：我们所吸纳的任何观念，而且这一过程更可能是双向的——人所吸收的东西塑造了他，但他也自行决定着吸取什么东西。在Google发明出来之后，这一点已很明显，因为人们总是只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他持有一个观点，往往只想搜到那些对这一观点有利的论据。人们像鸟类建筑鸟巢一样，只选取自己喜欢的材料来进行建构，而对其他的材料予以抛弃或忽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一贯如此：只要他们愿意证实一个观点，通常他们总是有办法的。中世纪欧洲人相信二元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考，他们的确相信世界日常生活中，撒旦始终在发挥作用，而且能找到极多“证据”。不管现在看来多么荒谬，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不少一流学者曾坚持认为印第安人、中国人等都属于犹太人传说中失踪的十族后裔。清代学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是一代名著，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他预先认定许慎《说文解字》所讲都是对的，必须为它找出一些例证来，即使许慎讲错了，他也还是会设法找例证来附会。
Thomas Kuhn在研究科学史时曾想不通为何亚里士多德一些荒谬的断言竟支配人心二千年之久，他的结论是：经典理论培养了一套特定的思考方法和观念系统、信仰、语言和基本概念。离开了这些典范，这些科学家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通过这些语言和概念来观看世界，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碰到生活在另一个不同典范中的人，否则他很难觉察到这个“观念的箱子”。需要补充的是：现实中许多人即使碰到了另外的人，仍然不会自我反思和觉察到这个“箱子”，相反他们会把它抱得更紧。人们可以意识到一些他人理论的荒谬性，但要意识到自己观念的荒谬（它同样强烈地支配着人心，只不过那是自我），那就太难了，在心理上就会被我们自己所拒斥。
人文学科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多样性，在学术围墙内的每一个理论都以为自己把握了全景，“主张他的标准可以单独支配和解释一切……简言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很霸道，无论它们会如何否认这一点。它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为人类的总体图像。”（布罗代尔《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种科学之不统一（disunity of science）的现象本身源于人类思维的歧异和原教旨倾向：它们都依靠否定对立面、排斥异端来获得自己的正确性。西谚云：“人们常常只是因为一贯正确而得到顽固不化的恶名。”但确切地说，人们一贯持有某个观点，以及它被判定为正确与否，事实上是两回事，因为正确首先意味着在某一标准下是正确的，而这一标准本身，也不可能不是某种观念的建构。
歧异是纷争之源，也是丰富之源。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本。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也许正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提醒：即所有人都常常希望将这种参差多态化约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争论只在于究竟是哪一种。
“只要人人像我们这样生活，世界本来可以何等美妙。”每一种生活方式的热爱者都会这样哀叹。在这个经常听到的哀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谬误：人们只有在一个完全由不同于自己的人组成的世界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M.Thompson， R.Ellis， and A.Wildavsky， Cultural Theory，1990）
网络的两种特征：协同过滤（人们只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链接）和群体极化（小群体只听到自己的回声而变得更激进），都不是技术特点，而产生于人性本身。在这种孤岛状的小团体中，人们仿佛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他们喜欢听到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声音，这种态度的强化使得他们对不同的观点愈加难以容忍。的确，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对他人不同观点的谅解只不过是意味着对自己信仰的不坚定：因为假如自己是正确的，那么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不能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则有许多人倡导宽容，以至于这种“宽容”本身也成了一种原教旨主义。
Alfred N. Whitehead曾说：“天知道什么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明天会不会被证明为真理。”他在此坦率地承认了我们理性的限度，因此相对开放的态度也许是必要的：参与辩论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然也不是为了颠覆自己的观点，但应当使参与者都有所触动并受到激发。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你是正确的，相反的情形也可能是正确的。
PS：这两天因为《生两个好》一文，又一度切身见识了网上的激辩，而其展现的情形，似乎与四年前我写这篇旧作时并无二致：大多数人自动站队（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我只是描述一种正在浮现的社会现象，不评论它的对错）；激进者挟持了讨论，反复重申自己的正确并间或伴以“你明白了吗？”的怒吼，俨然自己真理在握。自然，这种论题有不同意见实属常事，犹如艾柯所言：“如果有人提出以下疑问：‘家里到底适不适合养狗？’那么一定大约有五十个同意或五十个反对的理由。”只不过意见不同之余，言辞刻薄乃至恶毒，就实在太无趣了——虽然就像别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他们或许只是太认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