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颁奖大厅，午后的阳光热烈而醇厚。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陌生的组合词：午后青春。古人言：人过四十天过午。可我总觉得，对于四十七岁的我而言，前面还会有一段更美好的青春岁月在等着我。我会努力前行，去拥抱那段注定会更加精彩的午后青春。
午后青春
往事，从记忆之外说起
因为喜获“金苹果”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回忆人生的机会。一般情况下，这种回忆都发生在你已有资格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刻。对我而言，显然资历尚浅，人生还有太多的未知。好在，这种回忆据说主要是为了给关注和热爱文学艺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人们，做一个参考和借鉴，有些励志的性质。既然如此，就欣然领命了。
泡上一杯淡茶，开始回忆。四十七年的人生过往，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从何说起呢？还是从最遥远处一段记忆之外的往事说起吧。
1971年春节，在辽宁海城的一个村子里，几十位村民把一间农舍塞得满满当当。屋子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一些人就站在门外面窗前头，袖着手踮着脚抻着脖子往屋里看，看不见的，就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屋子里的大炕上，站着一个三岁大小的小男孩。小男孩身上套着一件大人穿的棉坎肩，神气十足地连说带唱带比画，表演的正是当年最火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唱。小男孩唱罢，掌声四起，甚至还有人大声叫好，要求再来一段。不想小男孩竟然架子不小，死活不给面子，甩了棉坎肩，就要下炕。男孩的爷爷赶紧抱起他，本应该抱到院子里，可男孩的爷爷怕外面冷，冻坏了宝贝孙子，从灶台上拽过一个小盆，放到地上。小男孩也是憋得久了，对着小盆撒了好长的一泡尿。
围观的人们意犹未尽，议论纷纷。有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怎么长的，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简直跟个小洋人儿似的！”
还有人说：“这孩子，简直就是个神童啊。将来准得有大出息！”
那个被村民们惊为“神童”的男孩就是我。当然，这件事和这番场景，都是后来由家里的一干大人们讲述给我的，而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查无存档。第一个跟我说起这件往事的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反应很淡然，只是有些好奇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后来长大一些了，又从家里的亲戚朋友嘴里听过类似的说法，似乎那段表演唱是我那个时候的“保留节目”，不只在海城表演过，还在其他地点和其他时间“演出”过。不过，后来我却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一次我在无意当中，在电视里看到了由童祥苓主演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其中“打虎上山”一段戏，不但唱词又急又长，而且唱念做打、高踢腿、旋风脚，样样齐全。一个三岁大的小屁孩怎么可能表演得了呢？再有人提起此事的时候，我就用这话反驳他们。不想，长辈们告诉我说，当时我的确无法完成那些高难度的武生动作，因为我根本都没看过那部电影，甚至也没有大人专门教过我，我只是跟着收音机听得次数多了，模仿唱词唱腔。至于动作嘛，也只是撩撩衣襟，一只手掐掐腰，另一只手比画比画，做做样子。不过，当时我虽然咿咿呀呀，人小气短，但的确能够把大段的唱词唱腔模仿下来，而且绝不荒腔走板，不会丢词忘词，令许多大人自愧不如。
我依然将信将疑。即使真如大人们所说，那也称得上“神奇”了。当时我还没上过幼儿园，也没背过什么古诗词，别说识字了，连拼音都没学过一个，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理解唱词的内容和意义，完全靠记忆，死记硬背，就能模仿那样大段的唱词还有那曲里拐弯哼哼呀呀的唱腔，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令我自己无法想象。
直到一年多以前，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才逐渐相信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大伯家的堂兄到大连来办理退休手续（他一直在大连工作，后来才回了老家海城），我开车陪着他跑了跑程序。哥儿俩闲聊的时候，他又提起了这段往事。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当我依例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笑了，说：“这有什么可怀疑的？虽然没有录音录像，但是村子里好多人都看见了，轰动得很呢。前几年我回村子里一趟，还有人提起这件事呢！”
我没有再说什么。从三岁之后，我再没有回过海城。既然几十年之后依然还有人提起这事，我也只能相信，它的确发生过，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我现在看来，其实那个“传说”到了如今，也只能说明两件事，其一，我的记忆能力不错；其二，我五音俱全，唱歌唱戏还算好听。对这两件事，我尚能认领，而对当年人们有关“将来有大出息”的预测，我则深感惭愧。
如今，穿越剧流行。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回到从前的海城，亲眼看看那个演唱“打虎上山”的小男孩，该有多好。现在的孩子们，从小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有视频、照片做记录，貌似很幸福，可以在成年之后，随时回放自己的童年，但在我看来，他们也失去了人生很有意味的一些东西，比如，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因为视频和照片都太写实了，太不容置疑了，既没有了记忆的纵深，也没有了岁月的侵蚀。所有的往事都如同发生在一分钟之前，而一分钟之前的事情无需任何想象。
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写一篇小说，叫作《我想抱抱小时候的我》。时空的穿越现在还只是幻想，但我的这个愿望却一定会实现。因为如今的我，是一名作家，人生最大的偏得，是手里多了一支笔，一支可以穿越时空描绘人心的笔。
我的“小黑”是个悲剧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从多大开始拥有记忆的。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四岁以后，才拥有了一些虽然不够完整但已足够清晰的存档。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四岁。在弟弟出生不久，我们便跟着母亲走“五七道路”，下乡到了庄河横道河子大队横道河子小队。那个地方当时号称是庄河乃至于整个大连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山多石头多，土层很薄，大部分土地只适合种植玉米，而且产量有限。据说当时的一个工分只值八分钱。我相信，那段岁月对于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乡背井寄居在村民家中的母亲，和为了保留妻儿返城的希望而独自留守在大连的父亲来说，都是苦不堪言、不堪回首的。而对于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则是乐趣大于苦难。
对于那段生活，我只保有一些记忆片段。比如说，村边有一条小河，在一个河湾处，有一棵倾斜的柳树，整个树冠都倒向小河，为河面撑起一大片阴凉。我时常会在阳光最炽热的午后，一个人跑到那里，在水里找一块平整的石头，把头枕在上面，伸开四肢躺在河水里，把身体交给河水，让自己变成一棵小小的水草，随着缓缓流动的河水轻轻舞动。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地感觉河水对身体的抚摸和摆动；有时候，我会睁开眼睛，透过晃动的枝叶，看着天空，任自己的小脑袋天马行空，胡思乱想。那种感觉是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的。而几年以后，在语文课堂上，当老师让我们“放飞思想”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大都如坠迷雾，听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只有我心领神会，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了，躺在小河里的情景和感受。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只叫“小黑”的母鸡。当时妈妈养了两只小鸡，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花的。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那只小黑鸡，而且只喜欢小黑鸡，不喜欢那只花鸡。我捉回来的蚂蚱、小鱼、青蛙什么的，从来只喂给小黑吃，小花鸡往前一凑，就会被我无情地赶开，惹得小黑一见到我，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咕咕地叫，而小花鸡只敢远远地看着，可怜巴巴地咕咕叫几声。但奇怪的是，小黑吃了我不少“加餐”，生蛋却少，远不及小花。
后来我们回城，就把两只母鸡也带了回来。因为家里没法养，就放到了姥爷姥姥家里。姥爷姥姥住在春柳河，当时那一带到处都是农田。姥爷姥姥家有一个小院子，养着五六只花母鸡。那些花母鸡个头胖大，个个都是产蛋的高手。我知道鸡们也是分团体的，不同的团体合到一起，即使全部都是母鸡，也一定是要分出“雌雄”的。小黑和小花初来乍到，个头又小，势单力薄，所以我曾经很担心它们受欺负。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个头瘦小的小黑仅靠“一鸡”之力，就降服了所有的胖大母鸡。不久之后，我去姥姥家里，亲眼看见，喂食的时候，是小黑自己大摇大摆地独自享用，其他母鸡只有躲在远处看着的份儿。小黑吃完了，让小花吃。等小花吃完了，那些胖大的花母鸡们才敢凑到食槽前。即便如此，只要小黑一不高兴，冲过去，所有的花母鸡们就会吓得四散逃开。我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偷乐，觉得小黑真是个厉害角色。
可没想到，厉害的小黑很快就厄运临头了。姥爷要过生日了，我听见爸爸妈妈说，他们准备把小黑杀掉，做生日菜。我反对无果。去给姥爷过生日那天，我假装肚子疼，死活不肯去。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傍晚，他们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些菜。我说肚子还疼，连看都没有看，因为我害怕，会在那只铝制的饭盒里，看见小黑的一只腿或者是一只翅膀。
接连好几天，我都高兴不起来。爸爸妈妈真以为我病了。他们大概想不到，刚刚六岁的我会为一只小鸡的死而纠结，或者内疚。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小黑是不是被我害死的？如果不是我那样偏心，那样宠着它，也许它就不会那么厉害那么霸道，也不会因此而丢掉性命了。
长大以后，我再回想起这件事，会觉得自己小时候的确有些奇怪，因为我好像没发现身边周围那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有谁会为这种事情担忧纠结，甚至内疚自责。再后来，等我的年岁再长一些，我的看法又有了改变。也许，有那样心绪心结的孩子很多，只不过是被大人们无视了而已。作为一个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我的使命之一，就是把那些本不该被大人们无视的、藏在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写出来。
“干部生涯”和一场群架
回城之后，我先在家门口上了一年“抗大班”，然后入了青泥小学，成了一名小学生。
上小学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是有关我的“干部生涯”。我从一年级开始当班干部，先后当过学习委员、班长、中队长。不过说起我的“从政经历”，简直也是三起三落。我从三年级开始当班长，在其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然被先后撤换了两次！被撤职的原因大体一样，因为我调皮捣蛋，不守纪律，不能以身作则；官复原职的理由也差不多，因为接替我的同学好像无法管好班级。
其中一次被撤职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师们经常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所以下午会不定期地安排一两节自习课。老师不在，自习课的纪律当然得交给我这个班长来监督。结果那天下午，全班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只有我和一个男生在教室最后排打闹。正闹得欢，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因为意想不到，直到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我掐着那个男生脖子的手都没来得及松开。
班主任被气坏了，命令我收拾好书包交给她。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又不敢不从。果然，她接过我的书包，就直接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去，扔到了操场上。幸亏我事先有所觉察，把书包带系得很牢靠，这才使坠楼的书包不至于被摔得四分五裂。那是记忆中，班主任对我下手最“狠”的一次。后来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提起这事，问我，知道那次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我摇摇头，心里却想：谁知道你那天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拿我撒气！
老师说，你身为班长，不但没有管好班级的纪律，还带头打闹，这本身就够我气了。可你知道更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吗？是你打闹的地方太危险！
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班主任的气打从哪里来。当时班级后墙上钉着一排钉子，用来挂大家装水杯的袋子，官称谓之“牙缸袋”。那些钉子的高度正好在我们的脑袋那么高。此前老师就叮嘱过，不准在教室后面打闹。而那天老师开会传达的内容之一，就是有一个外校的孩子在后排打闹的时候，把眼睛撞在了钉子上，情形很惨烈，后果很严重。班主任也正是因为听说了这个事故，放心不下，才偷偷跑回教室查看，结果就看见了她委以重任的班长在钉子上弄险。咳，也说不清我是倒霉还是走运，没碰到后墙的钉子上，却撞到了一颗更大的“钉子”上。
我看见书包被扔到了楼下，赶紧跑出去捡回来，生怕弄丢了课本或者是文具，回家再挨家长的一顿责罚。等我捡起书包，满脸大汗地跑回教室里的时候，我的班长职务已经被班主任宣布解除了。“仕途”艰险啊，起落只在你上下一层楼梯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