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次，我让父亲还书再借的时候，父亲随手从要还的书里抽出一本，我记得很清楚，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父亲张嘴想说什么，我抢先说，你问吧。父亲有点儿意外，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说，你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都读过了。父亲忍不住笑了，但还是打开书，随机问起来。我对答如流，而且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父亲不禁频频点头。
那次之后，父亲再没有追问过我是否认真读了，而是想办法又办了一张借阅证，这样每次可以借六本书回来。那个暑假，我以为是自己这辈子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还想不到，三年之后，我将拥有一段更漫长的读书时光。不过，那段时光太过漫长了，漫长到让我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第二件事，是写了一篇小说。其实，自己动笔写一篇小说的念头由来已久，并非是在那个漫长而空闲的暑假临时生发出来的。早在上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就尝试着写点儿作文作业之外的文字。我写了一篇两百字左右的谜语故事，发表在大名鼎鼎的《故事会》上（可惜，年头太久了，我已找不到样刊了），得到了八元钱的稿费。要知道，当时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一个月才挣五十六元钱。八元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父母亲特别恩准，我可以全权支配那笔钱。那八元钱是怎么花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唯一遗憾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中，原来小学的同学不常见面了，而新同学又不是很熟悉，所以如此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却没有机会好好地“展样”一下。
我从小就是个自信心比较强的小孩，很少觉得有什么事什么人是高不可攀的，书读得多了以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点儿什么，只是平时忙于学业，忙于玩，没有机会真正动笔。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而那个暑假里读的那些书，也像是一些养料，刺激和滋养了那个一直埋在心里的念头。
我记得，我是在暑假开始之后的十几天动笔的，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几天，写成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之后，我又修改了一下，最后用每页三百四十字的稿纸抄出来。
决定投给谁的时候，我小小地踌躇了一下。当时我读过的文学月刊不少。最后我还是决定投给大连本市的《海燕》杂志社。倒不是因为觉得在《海燕》上发表更容易，当时《海燕》正处于黄金期，发行量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就算对成年的成名的作家作者们来说，发稿也并非易事。我决定投给《海燕》是觉得，即使没有发表的可能，至少我可以借此机会结识一两位编辑，可以就小说的创作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高中开学的前三天，我把小说寄了出去。
那个暑假我做的第三件事，是学习做饭。在那个年代，男生学习做饭还算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不过，我做这件事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父亲在高校工作，不坐班，母亲在工厂工作，单位离家又比较远，每天下班挤公交车回到家里，经常得到晚上六点甚至更晚，所以，我们家父亲做饭的时候并不少见。而那个暑假，母亲设计的生产线要大修，父亲学校里有科研任务，两个人都很忙，晚上回来得都很晚，我和弟弟两个人闲待在家里，每天等着一身疲惫的父母亲回家给我们做饭。这样过了两天，我就决定自己学着做饭，为父母亲分担一点儿负担。
做饭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而我显然属于后者。我学习做饭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一点儿父母的负担，但真正开始学习做饭之后，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件挺有乐趣的事情。在把米饭烧煳了一次、把菜炒咸了两次之后，我就开始体会到了这种乐趣。
回想起来，那个暑假对我意义重大。在暑假里所做的三件事，几乎都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读书和写小说，在当时只是一种爱好，但是没想到，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竟然成了我的职业、我的事业。而做饭这件事，不但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生活乐趣，还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那就是，最好吃的饭其实是自己做的，别人做的饭，即使再美味，也吃不出自己的味道。
《海燕》最年轻的小说作者
高一开学，生活重回轨道，每天上学放学，两点一线。
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说，白天有人给他打电话，自称是《海燕》杂志社的编辑，他说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小说，想见见我，并且希望父亲能陪着我一起去一趟编辑部。我愣了一下神。父亲问我，你给他们投稿了？我点点头。父亲有点儿意外，你什么时候写的？我说，暑假呀。在家里闲着没事。母亲很兴奋，说，是不是准备给你发表了？父亲却疑问，为什么让家长陪着呢？你又不是小孩子了。我也猜不透这位编辑的用意。我之所以留了父亲的联系方式，一是因为家里没有电话，通信也不方便；二是因为不想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这件事。
周三的下午，我跟老师请了假，跟父亲一起去了《海燕》编辑部。当时编辑部的地址在中山区的南山路8-20号。后来编辑部搬迁，这里成了大连团市委的办公地点。而我也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大连团市委系统的一名员工。有时候，缘分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管是跟一个人，还是一幢建筑。
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的感觉很好。很旧的油漆脱落的地板、楼梯，随处堆放的刊物、信封、纸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纸香，还有一种经年累月的发霉的味道。这跟我的想象很契合。
那位编辑姓王，叫王传珍，修长的身材，儒雅温和，说话不紧不慢。他主动说明了叫我父亲陪我一起来的原因和目的，是因为我的小说写得不错，文学感觉很好，他觉得应该让家长知道。如果我愿意，未来我可以从事写作，并且以此为生。父亲只是笑笑，说，谢谢王老师，将来他想写作或者干别的什么，这还得他自己选择，您放心，我不会过分干预。
王传珍老师给我提出了小说的修改意见，认为删改成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发表的机率会更大一些。我请他给我一点儿具体的修改意见。他想了想，然后说，你现在的叙述是一个纵向的结构，如果你把它切开，用一个横断面来表现，删改起来会比较容易，你要说的东西要讲的故事也依然可以说明白、讲明白。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了。王老师却有些担心，真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他就笑，说，那就改改看吧，我给许多作者提修改意见的时候，他们都说听明白了，可改回来我一看，他们根本就没听明白。我不以为然，强调说，我听明白了。
从编辑部出来，父亲问，你写了个什么东西？我说，就是随便写写的。父亲就笑，说，你小子，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随便写写，就能让编辑这么重视，连我都给叫来了，生怕我这个学理工的老爸，耽误了你将来当作家。我说，真是随便写写的。父亲说，等回家给我看看。我说，等发表出来你再看吧。父亲说，这么有信心？你敢保证你改完了，人家就能满意就能给你发表了？我说，应该行，没问题。父亲就笑了，说，这才谦虚了几分钟，就露出本来面目了。
我用了一周的课余时间，把稿子改好了。拿给王老师，他很惊讶，改好了？这么快？我没吭声，心里想，很快吗？你要是知道，我每天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修改稿子，说不定会认为我不认真对待呢。
几天之后，王老师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说，我的稿子改得很好，不仅仅是改结构缩篇幅，稿子的整体质量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王老师显然很高兴，以至于在电话里又提到了将来我可以选择当作家这个话题。
转过年来的4月份，我的小说处女作《世界多美丽》在《海燕》上发表了，我也借此成为当时《海燕》刊史上最年轻的小说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海燕》是每逢月初出版的，午休时，我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报亭上看到了自己的处女作。我买了两本杂志，一本带回家，一本送给了班主任。送给班主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给她一个解释。因为从小说被留用到刊登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几次杂志社举办的文学讲座和活动，跟班主任请假的时候，她虽然准了假，但显然有些疑惑。当时她没有追问，而我也没法解释得太多，有了这本杂志和这篇小说，就算是为那几次请假做了一个交代。
那篇小说的发表，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学创作给人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班主任看了那篇小说，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学校。一天中午，一向面色严厉的教导主任看见我，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小伙子，小说我看了，校长也看了，写得不错！我们两个人简单回顾了一下，在我们学校历史上，在校生发表小说的，你应该是第一个！你为学校争了光！
我的处女作在同学们当中，也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据同学说，有不少外班的和高年级的同学特意跑到我们班的教室里，来看看我长的什么样。
因为在小说的后面有简单的作者介绍，小说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收到了五十多封读者来信，南至广州，北至双鸭山。其中大多数是同龄人，而同龄人中，又是女生居多。不少女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
有趣的是，因为我经常收到信件，所以班上的同学养成了一个习惯，路过传达室的时候，只要看见有刘东的信件，就帮我带回来。不想高二年级竟然有个女生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有一次我把同学帮我收回来的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刘东姐，你好。我立刻意识到，是错拆了别人的信件。有同学劝我，把信丢了得了，我觉得不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把信还给了高二的那个女生。
那篇处女作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不过也让老师和家长有了一点儿担忧。父母亲专门跟我谈过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提醒我，不要被发表的一篇小说冲昏了头脑，还是要抓紧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想写小说想当作家，那也得是上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以后的事情。而班主任虽然没有专门找我谈过话，但也婉转地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其实他们有点儿多虑了。我小时候虽然很顽皮很淘气，还有些骄傲和自负，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主见，但总的来说，还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对师长们的意见还是比较尊重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写那篇小说，完全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不会因此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不会因此就荒疏了自己在二十四中几年寒窗苦读才打下的学业基础。
在余下的高中时光，我的绝大部分精力依然投入在学业上，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甚至连读文学作品的时间都寥寥无几。这件事现在说起来简单，但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着实需要一点儿自制力的。后来我跟许多喜爱文学创作的朋友说起过，我说，文学创作不同于一般的兴趣爱好，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作、职业，说得夸张一点儿，它有点儿像毒品，一旦接触到了，沾染上了，就会上瘾，而且很难彻底戒除；即使迫于某种原因，你暂时放弃了远离了，但一旦条件合适了允许了，你会很容易地重新把自己投入其中。这时候，它往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更会变成你的一种心理需求，一种感情寄托，一种精神追求。
人生的两出悲剧
就在我成功地抑制住自己对文学的喜爱、投入和追逐，全身心地准备高考，准备迎接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的时候，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记得我当时已经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一所高校，其中一些热门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完全可以与清华、北大等几所国内顶级的名校比肩。我对自己的成绩很有信心。可就在高考前夕，我突然被一场大病击倒了。当同学们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却躺在医院里，接受全面的检查，吉凶未卜；当同学们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准备开始人生新里程的时候，我却要面对恶疾，与之展开一场不知何时才能终了、更不知道最终谁输谁赢的生死缠斗。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人生有两出最大的悲剧，一出叫作踌躇满志，一出叫作心灰意冷。”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为我而说的。在此后的许多年，我都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不知情的人可能认为年轻的我是在矫情，他们无法想象我曾经用生命去理解和体验过这句话。那一年，我从一出悲剧跌入到另一出悲剧，而且中间的过渡方式就像是一场交睫之间的自由落体：无法预测，无法选择，无法控制，只有坠落，坠落。
其后，我一共在医院里在家里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间，我的病好好坏坏，时轻时重。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算自己还可以再活上十几年二十几年，恐怕也得一直与这顽疾为伍，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才有机会彻底摆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