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我走过那段人生沼泽的，除了父母和亲人们的爱，还有文学。医生要求我绝对卧床，躺在病床上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在病情平稳一些的时候，我还可以坐在书桌前，写一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时间被严格控制着，一次不能坐得太久。那三年间，我读了多少本书，我没有认真统计过。我只知道，到后来，父亲用两张借书证从单位的图书馆一次借回六本书，其中往往有两本甚至三本是我看过的。到最后，文学类的书籍我几乎都看过了，就开始借一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等人文社科类，甚至一些不太艰涩的专业书籍。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急于开始创作，而是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可以说，我真正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始于那篇小说处女作，而是始于那段不曾创作的读书时光。三年的时光，不但休养了我的身体，更滋养了我的文学世界。
这期间，有一次，有上大学的同学来探望我，他很惊诧于我的精神面貌。后来他告诉我，在他的想象当中，一向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我，在经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即使没有陷入绝望，也会像被剪掉了翅膀的鸟一样的虚弱、痛苦、悲观、颓废。但出乎他的意料，我的样子不像是受困于病床上，而像是跟他一样，刚刚从充满了生命活力和青春朝气的校园里回来的。其实回想起来，那三年时光，躺在病床上的我，也许并不比那些走进大学的同学们收获得少，某种程度上，甚至收获更多。他们学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我得到的，是对生活对生命的追问和理解。他们得到了某种生存的途径，而我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除了文学，疾病本身其实也赋予了我许多。我永远忘不了，在医院里，在我的心情最灰暗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生命是如何从这个世界上、从我的身边悄然逝去的。那天晚上，我听说一个同龄病友病危的消息。我悄悄来到抢救室门外。我也不知道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和目的。走廊的灯光很昏暗，医生、护士还有家属都在屋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外的椅子上。我只是坐着，好像什么也想不了，更做不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里面传出了哭声。我愣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慢慢地走回病房。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在纸上写了一句话：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痛苦去绝望。也许，我们穷尽一生所能做的，也只是让生命变得稍微强大一点儿。
有人说，疾病是一种造就作家的可行的方法，因为疾病会强迫你停下赶路的脚步，会逼迫你拿出时间去思考；而养成思考的习惯，则是一个人成为作家的重要前提。
可是，没有人会自愿选择厄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选择，我也绝不会选择那场病，即使它可以让我明白再多，得到再多。但是，当厄运选择了你的时候，你该做的你能做的，只能是死死地抱住它用来践踏你的那条腿，把那条腿当成一根救命的稻草，不让自己滑落深渊。你无暇去擦眼泪，更不能指望别人来拯救你。你只能自救，只能拼尽全力，让自己能多撑一会儿，再多撑一会儿，让厄运在你彻底坠落之前，早一秒钟退去。
那个时期，以前从来不写诗的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作《独行》。后来我把那首诗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节目。当时那个节目非常火，影响力非常大，里面设置了一些很受欢迎的文学版块。没想到，短短两周之后，那首诗就由著名的播音艺术家雅坤老师亲自朗诵播出了。从艺术上讲，那首诗很稚嫩，但却是我那段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没有人能告诉你，究竟为什么
你要独行在这条路的最深处
风，只从你期待的前方吹过
雨，总在你记忆的身后飘落
这条路上，没有承诺
承诺对你，只是一个无从考证的传说
传说里有一座用光和影打造的殿堂
殿堂里供奉着一段不再流淌的时光
而你已抛却了所有绝望与幻想
只专注于自己生命的方向
左边，坍塌了一架坚定的山
右边，升腾起一片浮躁的海
头上，有天使在轻盈舞蹈
脚下，有魔鬼在低沉歌唱
可所有这一切
都无法将你阻挡
只要一息尚存
你就依然会走在你的路上
……
是谁
是谁带着那满身累累的创伤
和一只破旧的行囊
更有一颗盛装的心
等你在远方
说来也很神奇，三年之后，我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而医生并没有给我使用什么新的治疗手段，或者什么特效药。用一位医生的话说，或许不是医生或者药物治愈了我，而是我自己治愈了自己，用民间的说法，是“长破”了。这种事例他见过许多。
倚笔而立
摆脱了病床，重新走出了家门的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尽快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虽然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至少多养我几年没有任何问题，父母亲也从未给过我任何压力，但是我不想那样。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既然我已经结束了卧床，就更没有理由还躺在父母身上。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认识里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观点，那就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独立性。思想上、观念上、感情上，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上，都要独立。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经济的独立上。我无法想象，一个靠别人养活的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这种想法或许有些偏激，但在我，却是真实而强烈的。
我重新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但意外的是，读了那么多书，又经历了六年大悲大喜的人生，我的创作之路却远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顺利。其间我也陆续地发表了一些小说，但想以此为生来养活自己，却显得很不现实。但让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面对这样有些残酷的现实，我却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沮丧，也没有动摇继续写下去的决心。那个阶段，不断地投稿、不断地退稿，成了我生活中的主旋律。父母亲见我写得辛苦，曾经劝过我放弃，但我不为所动。家里人也曾经想帮我介绍工作，甚至连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都很热情地要帮助我，都被我一一谢绝了，不为别的，只因为那些工作可能让我无法继续写作。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改变。那个阶段，我尝试着做过一些工作。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接电话、出货单。那个工作薪金微薄，但可以让我有自己的空余时间，就算不能写，也可以静静地思考。后来我还做过热水器推销、杂志发行等很多种工作。这期间我发现了一种更合适我、更能够发挥我的特长，又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写各种非文学类的稿件，在报纸杂志上开设专栏。还有一件更有乐趣的事情，就是参加各种征文。
我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尽管因为身体的原因，那几年几乎与运动绝缘，无法身体力行，却并没有妨碍我对体育运动的喜爱。电视里每逢有体育节目转播，不管是足篮排，还是拳击、武术、乒乓、网球、台球，我都会看。而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足球。那些年，正赶上大连足球的黄金时期，大连的媒体对足球的关注度也空前高涨。有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发现几个人拿着一份报纸，在议论头一天的联赛。我要过来看了一眼，是大连出版的《足球周报》。
随后，我写了两篇关于足球的文章，寄给了《足球周报》，但都石沉大海。因为体育评论文章不同于文学作品，时效性很强，投稿也无需等很长时间才知道结果，如果你评点了第三轮比赛，第四轮比赛前还没有刊登出来，就意味着你的投稿已经失败了。
我认真地翻看了报纸，对照自己的文章，并不觉得自己的水平比报纸上刊登出来的差。于是，我改变方法，改投寄为上门送稿。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足球周报》编辑部时的情形。那时候，编辑部还在世纪街的旧址。我去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几个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低头看稿子，我谁也不认识，也没人搭理我。我傻站了几秒钟，然后凑近一位编辑，跟他打了招呼。他抬头看看我，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来送稿子的。他“哦”了一声，然后说，我现在很忙，你把稿子先放在这儿吧。
几天之后，那篇稿子见报了，我很兴奋。尽管只是一篇四五百字的小稿子，但却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后来，我投给《足球周报》的稿子，几乎百分百都可以被刊用，有时候，编辑还会为某个话题专门跟我约稿。也就在那时候，我结识了《足球周报》的几位编辑，包括姜末、赵植萍等等。
若干年后，我也当了编辑。对于那些找上门来投稿的作者，我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对他们给予格外的关注。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需要格外的真诚和勇气的。我在与作者们沟通交谈的时候，也经常鼓励他们，对本地的媒体，有条件的话，可以登门去投稿。编辑是个比较忙乱的职业，每天可能都要面对大量的自然来稿，很难做到每稿必看、每看必复，特别是一些有时效性的稿子，一旦错过了编辑的眼睛，也就错过了发表的机会。另外，如果赶上编辑不是很忙，登门投稿还会让你有与编辑当面沟通的机会，这对你的写作和投稿都大有益处。
随后的几年间，我发稿的范围越来越大，发稿媒体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百字、千字的小稿件，但因为数量比较大，每个月的稿费也足够养活我自己了。与此同时，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热衷参加各种征文活动，赶上我感兴趣的主题，就一定要写上一篇。因为征文活动与一般的发稿还有所不同，除了有发表的喜悦之外，还有一个“比赛”的性质，还有一个要在大量的同类同题稿件中脱颖而出的驱动力。那几年间，我参加征文活动获得的奖品林林总总，小到糖果盘、健身拉力器，大到传呼机、电视机。
记忆中最好玩的，是两次球迷征文。第一次球迷征文，我参加的时候还默默无闻，没几个人认识我。结果我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台摩托罗拉数字精英型传呼机。要知道，在当时，那可是最时髦的装备了，引人注目的程度远非你现在拿部苹果手机可比。挤在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BP”一响，所有人都会朝他投去羡慕的眼光。那个传呼机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戴着它，我感觉自己比其他那些拥有传呼机的人都更牛，因为别人的机器都是花钱买的，而我的是写文章赢来的。
第二次参加足球征文，恰逢中国足球的低谷（说起来，中国足球基本上没有什么高光时刻，也就没有什么低谷可言，基本上都坚守在盆地里）。本来我的情绪不高，不想再参与了。后来看了征文的奖品，一等奖是24英寸海信电视。当时家里的电视是18英寸的长城，还没有遥控器，我早想换一台，可父母亲拦阻我，不准我乱花钱。在他们看来，我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挣点儿稿费要好好留着，不能大手大脚。冲着那台电视机，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一旦拋开了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我发现，其实自己仍然是那么关心和热爱中国足球，不管它如何让人失望，让人恨铁不成钢。依从当时自己的真实心态，我写了一篇文章《愿做一粒火种》。
这时候，我在足球评论圈里已经小有名气，在《大连广播电视报》上的足球专栏也开了有几年了。写足球在我来说，可不是就球论球那么简单，足球给了我许多的人生启示。
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连上帝都无法预判一场足球赛的结果。在我所知道的运动项目中，足球是最容易爆冷的项目之一。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项目。决定输赢的除了实力因素，除了偶然因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能够扬己所长，避己所短。就算对手的整体实力比你强，这种强势也不太可能是绝对全面的。与强大的对手相比，你总会有自己的长处。足球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往往就是因为处于整体弱势的一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己的长处。比如，2004年欧洲杯上的“希腊神话”。论综合实力，那一支希腊队最多算是二流球队，绝对无法在强者如云的欧洲足坛登顶，他们所依靠的，就是自己强壮的身体、顽强的防守和简单实用的高举高打，并且在实战中把自己的这些强项都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载入足坛史册的“神话”，其实就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集中爆发点。所谓“一招鲜，吃遍天”，足球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人生的输赢成败，往往也不在于你有多么强大，而在于你是否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强项所在，并且把它们真正发挥出来。
几个月后，征文结束了。一天下午，电视报的编辑打电话给我，张嘴就说，你请客吧！我莫名其妙。她说，你的征文得了一等奖，得了一台大彩电，还不得请客呀！我就笑了，说，那我就请你看彩电吧。
当时快到年底了，我一直把这件事藏着，没告诉家里人，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发奖那天，看见一位熟悉的足球记者，他是征文的评委之一。他笑着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当时一看见你的名字，就想，嗯，这次坚决不能再让他得大奖了，明明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参与者，翻来覆去地总让他得奖，弄得我们的活动好像只有这几个人在自娱自乐似的。可等看完了文章，没办法，还得投你的票，不然实在是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