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11]，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
“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
“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12]，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
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
“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
“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
“没有。”
“这不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太多了。”我说。
“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