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具备严格的学术意识并且能够代表亚历山大学者治学（即荷马史诗研究）水平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来自爱琴海北部岛屿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一七至前一四五年）。阿波罗尼俄斯卸任后，阿里斯塔耳科斯接受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荣誉，也挑起了这一重要职位所赋予的责任。他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治学，两次校订荷马史诗（换言之，完成了两套校订本），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的评语，其中的许多行句经后世学者引用而得以传世，受到现当代荷马史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的顶尖学者（ho grammatikotatos〈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15.671〉），阿里斯塔耳科斯一生写过八百余篇短文，大都与荷马及其史诗（或相关论题）的研究有关。与有时或许会夸大比喻的作用，倾向于过度开发喻指的潜力以佐证斯多葛学派观点的裴耳伽蒙学者克拉忒斯不同[5]，阿里斯塔耳科斯强调并提倡例证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类推（anology）的研究方法，重视文本内部提供的信息资料，避免无依据的立论，不作缺乏语法和可靠语义支持的哲学或哲理引申。阿里斯塔耳科斯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他的直接影响力一直延续至罗马的帝国时代，学生中不乏后世成为著名学人的佼佼者，包括修辞学家阿波罗道罗斯和语法学家狄俄尼索斯·斯拉克斯。尽管如此，阿里斯塔耳科斯及其前辈们的工作仍难免带有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他们接过了荷马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内的众多古代史诗的作者的传统，接过了荷马的受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学者文人颂扬，因此需要予以维护的名声。他们同样折服于荷马的诗才和传统形成的权威，遇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所以，尽管阿里斯塔耳科斯的研究方法经常是分析的，他的治学立场却是“统一”的，亦即立足于维护荷马的威望以及他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可分割的统一（或“单一”）作者的传统观点。立场决定具体的校勘行为。此外，大学问家的固执和时代赋予的局限也都会导致他误用自信，在释解史诗用语时牵强附会。
无论是阿里斯托芬还是阿里斯塔耳科斯，都没有把荷马的著述范围扩大到希罗多德或亚里士多德愿意接受的范围，而他们的前辈泽诺多托斯则似乎更趋“肯定”和“现代”，将荷马史诗的所指限定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三位学者都不怀疑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尽管亚历山大学者中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反传统的观点。公元前三世纪，学者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先后对《奥德赛》的作者归属提出异议，认为它与《伊利亚特》很不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创编《伊利亚特》的诗人所作。一般认为，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是最早的“分辨派”学者（chorizontes），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或许在阿里斯塔耳科斯等正统派学者看来不很严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毕竟，他们率先就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铁定作者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权威学者的有力反驳，或许是因为论证的方法不够学术，他们的观点未能得到后世有影响的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响应。毫无疑问，史料因严重佚失而造成的匮缺，会“阻碍”我们的视野，“干扰”我们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见解没有成为近代分析派学者立论的依据，没有对后者的思考产生过质的影响。
公元三世纪，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古典学术和文化的研究中心。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曾是一门显学的荷马史诗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沉寂。但丁应该读过荷马史诗（他尊称荷马为“诗人之王”），但肯定不太熟悉历史上作为一门学问的荷马（史诗）评论。及至莎士比亚写作戏剧的时代，人们对荷马及其史诗的了解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观。莎翁写过一出取材于有关特洛伊战争传闻的悲喜剧《特罗伊洛斯与克瑞西达》，颇得好评，可见当时的伦敦观众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接受此类剧作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荷马研究也在欧洲大陆悄然兴起，开始成为学者们谈论的话题。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英、法两国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起到了某种激励的作用，会同其他因素，把欧洲学人的目光引向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孰“新”孰“旧”问题的关注，由此启动了新一轮的以荷马史诗为对象的“历史批评”。热奈·拉宾和威廉·坦布尔坦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裴西斯特拉托斯执政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抄本。一六八四年，学者佩里卓尼俄斯提请人们重视书写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一七一三年，理查德·本特利发现并指出了辅音F（作W音读）在荷马史诗里已经消失的“隐性”存在，提出荷马创编的很可能是一批内容上可以独立成篇的短诗（他们大概均以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数百年后才由后世歌手或吟游诗人组合成长篇史诗的观点。《新科学》的作者、那不勒斯的维科语出惊人，认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荷马其人，“荷马”只是个代表并统指古代歌手的“集体”名称。罗伯特·伍德于一七六九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荷马的原创天才与写作——兼论特罗阿得的古貌与现状》的文章，认为荷马“既不能阅读，也不会书写”。这一见解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亦即荷马史诗之所以在古代得以流传，靠的不是实际上不存在的规范文本，而是建立在博闻强记基础上的诗人的口诵。
在这一领域做出划时代和集大成贡献的，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一七九五年，沃尔夫发表了专著《荷马史诗绪论》，大致奠定了近代荷马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罗伯特·伍德的上述和相关见解，促使沃尔夫写作《荷马史诗绪论》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国学者维洛伊森（Villoison）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现并随之予以整理发表的Venetus A。此乃《伊利亚特》现存最早的抄本，在当时是个轰动的事件。在沃尔夫看来，既然Venetus A的成文不早于公元一世纪（他误以为此抄本的母本是当时已受到质疑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的校勘本，尽管校勘本本身早已失佚），但却是既有最早的抄本，因此它毫无疑问地不是古代权威抄本的“真传”。他由此推断荷马史诗肯定以口诵的方式长期存在于成文抄本的出现之前，口头唱诵是荷马史诗流传的本源。伍德没有提及而沃尔夫依据上述认识引申得出的另一个观点是，考虑到人的记忆力的有限，诗人不太可能完整地把长篇史诗默记在心。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必定只能由短诗串联和组合而成，而这些短诗所涉内容有所差异，故事的风格也不尽相同。“荷马”要么是第一个构组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诗人，要么是一个以编诵此类故事为业的口诵诗人群体，亦即此类诗人的总称。以精深和广博的语言学知识以及大量取自文本的例证，加之使用了科学的、合乎学术规范的论证（包括发现并解析问题的）方式，沃尔夫集思广益，博采前人和同时代文人学者的洞见与智慧，建立了一个至今仍不显整体过时、仍在产生影响的理论体系。
在整个十九世纪，分析派（也被叫做分辨派或区分派）的学说在西方荷马研究领域强势占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沃尔夫的《荷马史诗绪论》以及众多响应者的著述面前，统一派的见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个别统一派学者的抗争顶不住基于文本事实的批驳，显得捉襟见肘，他们维护荷马“一统”权威的良好意愿也常常显得过于感情用事，经不起学术规则的检验。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西方学界既没有推出一部高质量的维护统一派立场的专著，也没有出现过一篇学术含量高得足以与分析派观点相抗衡的论文。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学者逐渐加入到分析派的行列，但总的说来，分析派是一个德国现象，持分析（即分辨）立场的顶尖学者集中在德国的一些高校里，从事著书立说和传授弟子的工作。
分析派不是铁板一块。从这个“阵营”里很快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完全秉承沃尔夫的学说，强调荷马史诗的合成（liedertheorie），而不刻意区分合成成分的主次。这派学者以卡尔·拉赫曼（1793—1851）为代表，主要成员包括赫尔德和藤萨尔等。另一派学者以高特弗雷德·赫尔曼为先锋人物。在一八三二年发表的《论荷马史诗里的窜改》一书里，赫尔曼指出，荷马史诗不同于《卡莱瓦拉》和奥西恩诗歌，不由等量部分的依次排列平铺直叙地组合而成。荷马史诗有一个核心（kernel），属于它的原创成分，由荷马所作，而其他部分则为后世诗人的添续，或紧或松地围绕核心展开叙事。《伊利亚特》的核心是阿基琉斯的愤怒，其他内容来自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众多短诗，由后世诗人（如某些Homeridai）汇编到既有的核心情节之中，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故事组合。《伊利亚特》形成于一个不断增补、不断改动、调整和弥合的汇编过程。譬如，在赫尔曼看来，《伊利亚特》1.1—347是诗作的原初内容，而1.430—492、348—429则（原本）分属于别的故事，是后世被组合到《伊利亚特》里的内容。赫尔曼及其追随者们的主张逐渐压倒合成派学者的观点，获得了包括菲克（Fick）、贝特（Bethe）、维拉莫维兹（Wilamowitz）、格罗特（Grote，此君力主今本《伊利亚特》由原诗和《阿基里德》组成）、默雷（Murray）、里夫（Leaf）和克罗赛（Croisset）等一批德、法、英国学者程度不等的赞同。上述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荷马生活在开启了一个口头史诗传统的源头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荷马的原作是最好的，而后世诗人的增补（包括改动）和串合则常常显得唐突、芜杂和笨拙，造成了许多用词和叙事上前后难以呼应或不一致的矛盾，破坏了史诗原有的明晰、直朴和自成一体的诗歌品位。不难看出，这里既有深刻的洞见，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品味的明智论断，也有我们应予仔细分辨和甄别的众说纷纭，或许还有我们无法苟同并且应该予以修正的不翔实的表述。
分辨的负面作用很快开始显现出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核心，并且无例外地全都以为自己的主张有理。此外，如何限定《伊利亚特》里作为核心的阿基琉斯的愤怒的所涉范围，也是个不好确定并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学力的互相抵消和学派主要成员间的内讧，严重削弱了分析派和核心论的影响力，直接促成了统一派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东山再起，与在当时已呈分崩离析之状的分析派相抗衡。新时代的统一派学者们也“装备”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语言学知识，学会了充分利用考古成果（包括海因里希·施里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卓有成效的发掘）佐证和强化理论分析的本领，从而得以进入长期以来为分析派学者所垄断占据的领域，借助同样的方法和同类型的资料实施反击，与对手展开周旋。安德鲁·兰教授脱颖而出，先后发表了专著《荷马和史诗》（1893年）、《荷马与他的时代》（1906年）以及《荷马的世界》（1910年），成为统一派的领军人物。分析派学者曾把某些词汇不同的词尾变化看作是确定成诗年代迟早的论据。统一派学者其时依据对同类资料的研析，认为此类词尾的变异表明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充满活力的兼容性，兼采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方言。特洛伊出土的文物中武器均为铜制，分析派学者曾据此将荷马史诗中出现铁制兵器的段落全部划为后人的续貂。统一派学者其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荷马史诗的兼采性和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兼容性解答了分辨派学者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所不能妥善回答的问题。持荷马史诗乃由同一位诗人所作观点的学者队伍持续壮大，先后吸引了罗塞（Rothe）、德瑞鲁普（Drerup）、斯各特（Scott）、爱伦（Allen）、伍德豪斯（Woodhouse）和C·M·鲍拉等一批饱学之士的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