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八世纪并不一定是个全社会均为文盲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叶，统一派学者注意到了一只新近出土的成品于公元前八世纪的阿提卡瓶罐上有刻写的文字，这一事实表明当时有人或许掌握某种形式的书写技巧。当然，瓶罐的产地是阿提卡，因此还不能直接证明荷马生活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也有人能够熟练程度不等地书写。尽管如此，这一发现还是对在此之前流行的（新的）希腊字母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冲击。荷马史诗本身也提供了不利于分辨派的信息。人们把其中提到的铁制兵器和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断言史诗内部存在着某种以往可能被忽略的深层次上的关联。众多迹象表明《奥德赛》的作者对《伊利亚特》有着至深的了解，延续了《伊利亚特》已经定下的调子，有铺垫地发展着奥德修斯的个性以及他与雅典娜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例证不仅使得公元前八世纪成为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成诗时期，而且也使得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单一作者的荷马呼之欲出，使之看来像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荷马作为一个史诗诗人的“地位”也随之瓜熟蒂落地发生了改变。他不是如分析派学者所说的那样站在史诗发轫的最清纯的源头，而是置身于它的由众多诗段推涌而起的峰巅。荷马史诗的光辉不是得之于它的始发，而是得之于前辈诗人的积累，得之于荷马对传统叙事诗歌有着“一统”的胸怀和能够体现高超把握能力的提炼。
十九世纪肯定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他方面如此，在荷马史诗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学者们注意到荷马史诗的源远流长，知道在它的背后肯定有一个以口头文学出现的诵诗传统，知晓这个传统容纳并得益于一套普遍存在着的、对诗人的构诗活动形成强劲制约的模式或程式（他们称之为formulae或formulas）。德国学者顿泽尔的研究已经逼近到格律的需要与表述程式的产生问题，梅勒特则更进一步，指出史诗中重复出现的名词短语似乎表明它们的形成沿循着一套“固定的表述模式”。他注意到某些用词的位置明显不符合格律的要求，断言它们的构成有可能完成于荷马生活的年代之前——那时诗行的格律要求似乎更为“灵活”[6]，虽然更显初朴，却给诗人的发挥保留了更多的余地。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毕竟未能再进一步。无论是分辨派学者还是他们的对手（即统一派学者）都没有把这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分辨派学者从中看到的是古代诗人用词时的互相“借用”，并以为这只能证明荷马史诗的最终成篇乃众多诗人合力所致，而经典的统一派学者也把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保留在提示语言传统的层面上，同样未能抓住机遇，与摘取一项重大理论成果的大好机会失之交臂。
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工作在荷马研究史上树起了另一座令人瞩目的里程碑。帕里曾表示“效忠”统一派，但他也倾向于否认荷马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乃由一人所作。如果说前人只是提到语言程式与格律要求之间的关系，帕里则以提供大量的例证入手，从中系统地归纳出一整套颇有说服力的理论。帕里的贡献还见之于为研究口头史诗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九二八年，帕里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荷马史诗里的名词短语传统》，宣告了一个成熟的、以研究口头史诗为指对的新理论的诞生。他明确指出，荷马史诗所用的是一种“人工语言”，专门服务或应用于史诗的创作，它的制作者是历代口诵或吟游诗人，其表现力在长期使用中不断完善起来，逐渐形成套路后成为世代相传的唱诗的语言程式。帕里的研究表明，受前面音步的重音位置以及停顿等因素的影响，名词短语polumetis Odusseus（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荷马史诗里的位置无例外地均在诗行的末尾，尽管它有着高达五十的出现次数。同样，polutas dios Odusseus（历经磨难和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出现和位置也受格律需要的节制。六音步长短短格（及其允许的有限变化）的构诗规则限制了诗人的用词，使得阿伽门农以外的一些小王或首领级的人物（如埃内阿斯和欧墨洛斯等）也有幸受到aner andron（民众的王者）的修饰，身价倍增。在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协助下，帕里对南斯拉夫口诵史诗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洛德继续老师的事业，以荷马史诗为“背景”，在系统考察研析流行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口头史诗的基础上，写出了《故事的唱诵者》（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于一九六〇年出版。帕里—洛德的口头史诗（或诗歌）理论，建立在他们对史诗故事在内容取舍和语言运用方面均严重依赖于程式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7]：
一、口头诗歌没有作者和具体作品的个性风格，所用词汇大都承载文化和传统的负荷。口诵诗人依靠既有的语言程式构诗。
二、口头诗歌所用的语言程式构造上由小到大，即由单词到词组，再由词组的联合形成句子甚至段落。传统并因传统的制约而定型（或划定所涉范围）的故事主题代代相传，可以随时容纳枝节上的变动，但不鼓励“伤筋动骨”。
三、口诵诗人利用既有的积累即兴发挥，出口成章，构诗和唱诵常常几乎同时进行，没有必须因循的定型文本，歌手和听众对此都有共识，形成故事理解方面的“互动”。
四、“成文”是口头文学的天敌。
帕里和洛德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们有时或许稍嫌过多强调了格律的决定性作用，而对诗人的表义需要关注不多。奥德修斯浴血战场，战争结束后又经历千辛万苦，回返故乡，“历经磨难的”（polutlas）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在许多上下文里（比如参考《奥德赛》6.1）也显得极为协调。奥德修斯是“多谋善断的”（polumetis），这是他区别于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等将领的“特点”之一，在众多上下文里读来甚是贴切。诗人经常会根据表义的需要选用不同的饰词。在说到奥德修斯忍受的苦难时，诗人选用了“心志坚忍的”（talasiphronos，《奥德赛》4.241）一语；在需要突出奥德修斯的战力和强健时，诗人所用的饰词是非常贴切的“荡劫城堡的”（ptoliporthos，《伊利亚特》2.278，另参考《奥德赛》8.3）。抵达王者阿尔基努斯宫居前的奥德修斯自然是“卓著和历经磨难的”（《奥德赛》7.1）。但是，当他即将说出一番睿智的言谈以开导阿尔基努斯的心智时，诗人肯定会觉得诸如“历经磨难的”一类的饰词不能体现奥德修斯的明智（因此不合“时宜”），所以转而选用了“多谋善断的”（《奥德赛》7.207），使之与语境相协调。荷马不是总能这样做的，但他在选用饰词时会考虑表义与上下文相配称的需要，则是不争的事实。
过分强调口诵史诗的文化传统和程式（formulae）特点（有学者比如Norman Austin和David Shive认为帕里和洛德“走得太远”），无疑会导致对诗家个人才华和创造性的贬低或否定。综观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公元前七世纪起荷马便被认为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赫拉克利特说过，荷马是最聪明的希腊人（片断56DK）。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是从负面角度出发说这番话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天分和才华的肯定（参考《诗学》8.1451a18—24）则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赞扬。亚历山大·波普翻译过荷马史诗，本身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对荷马的评价极高，认为这位希腊歌手的天分远在罗马诗圣维吉尔之上，是有史以来最具原创力的诗人[8]。即便同样以神话和传说为材料，史诗的质量仍然可以相去甚远（详见《诗学》23），足见诗家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显然，我们在足够重视帕里—洛德理论的同时，不应忽略其他各方对荷马及其史诗的评价，否则将很可能导致走极端的危险，见木不见林，失去客观的评审维度。今天，荷马史诗是一种由传统积淀而成的口诵史诗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几乎已成定论。大多数学者已不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同一位诗人的构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强调程式作用的口诵史诗理论和肯定荷马的作用以及诗才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毕竟，荷马不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退出历史舞台，历史既然造就了荷马和归在他名下的史诗，也就会坚持它的一如既往的一贯性，直到人们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把荷马尊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个确凿的历史性错误。只要这一天没有到来（它会到来吗？），世人就还会依循常规，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划归在荷马的名下，使他继续享领此份实际上无人可以顶替接受的荣誉。历史经常是不能复原的。在源远流长和同时极为需要最大限度的学力和想像力的荷马史诗研究领域，人们同样也只能容忍历史的出于“本能”的自我“遮蔽”，无可奈何地直面由此造成的不得不凭借人的有限智慧应对棘手问题的难堪。
【主要参考书目】
Curtius，E.R.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translated by W.Trask），1953.
De Jong，I.A Narratological Commentary on the Odyssey，2011.
Dimock，G.E.The Unity of the Odyssey，1989.
Flaceliere，R.A Literary History of Greece，1964.
Foley，J.M.Traditional Oral Epic，1990.
Knight，J.Many-minded Homer，1968.
Lamberton，R.and Keancy，J.J.Homer's Ancient Readers，1992.
Lefkowitz，M.The Lives of the Greek Poets，1981.
Lord，A.B.The Singer of Tales，1960.
Macausland，I.and Walot，P.Homer，1998.
Meijering，R.Literary and Rhetorical Theories in Greek Scholia，1987.
Morris，I.and Powell，H（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1997.
Mueller，M.The Iliad，1984.
Myres，J.L.Homer and His Critic（edited by D.Gray），1958.
Thomson，J.A.K.Studies in the Odyssey，1966.
Trypanis，C.A.The Homeric Epics，1977.
Watts，A.C.The Lyre and the Harp，1969.
Whitman，C.H.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1958.
注释：
[1]Martin Mueller，The Iliad，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4，p.1.不排除史诗中的极少量内容得之于公元前六六〇年以后增补的可能。
[2]参考Daniel B.Levine，“Homer's Death in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The Classical Journal98.2（2002/03），p.141。
[3]参考M.L.West，“The Invention of Homer”，Classical Quarterly49.2（1999），p.377。
[4]品达三次提到荷马的名字。品达的提及客观上起到互相“增光”的作用，使两位大诗人（即荷马和他本人）相得益彰（参考A New Companion to Homer，edited by Ian Morris and Harry Powell，Leiden：Koninkijek Brill，1997，p.39）。
[5]克拉忒斯是一位享有声誉的荷马学者（Homerikos），一位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有造诣的批评家（kritikos）。最新研究表明，此君不一定完全赞同斯多葛学派的主张。
[6]参考Ann C.Watts，The Lyre and the Harp，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p.20。据统计，《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约“两万八千个行次里，重复出现的短语达两万五千个”（Michael Grant，Greek and Latin Authors[800 BC-1000 AD]，New York：The H.W.Wilson Company，1980，p.209）。
[7]参阅Martin Mueller，The Iliad，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4，p.9。
[8]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p.61.M.M.Willock对此持赞同的态度（参见“The Search for the Poet Homer”，in Homer，edited by Ian Macauslan and Peter Walco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