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博客告诉了小蔡，他在上面就能随时知晓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小蔡也在网上开了博客，我把他加为好友，随时了解他的各种信息。我们虽远在千里之外，可通过网络，却如同坐在对面一样，随时可以与之对话。老战友，充实着我们晚年的精神世界，支撑着我们由过去迈向未来。
原载2012年2月9日《太原晚报》
打土坯
土坯，也就是盖房用的土砖，大约有四块砖大小，我们那儿叫“胡砌”。打土坯，用现在的专业术语，就是制作建筑材料。这是一种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重体力活。我年轻时就干过这个。
过去农村盖房很少一砖到顶，大都是把砖砌到齐腰处，上面就开始用土坯了，这样可以节省大量建筑费用。有的除了地基用些石块砖块，几乎全部用土坯，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坯房。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才会从下到上全用砖砌。所以说，打土坯那个时候是个常见活儿，谁家盖房都要打土坯，自己打不了，就请别人来打。何况农村盘土炕也用得上土坯。
打土坯要用黄黏土，先用水把土渗透了，待发潮而不粘手时方可制作，不然就和泥巴了。打土坯有专用的模具，打时先整出一个结实的平面，把模具在上面放好，里面匀撒炉灰（最好是草土灰，方便制成后提起），再往里填土。土要填得冒出尖儿，填好后用铁锹拍一拍，再用夯打。
夯是木制的“丁”字形手把儿，前面是石制或铁制的夯头，犹如火柴头，有一定重量。打时要把夯高高提起，先朝中间猛地一击，然后再打四个角儿，接着打腰部，最后再把模具里的土打得平平整整，这就可以往起提了。提时先用脚后跟踢开模具的卡板，手捏模具的两个边框，将其竖立起来，然后一手托住一头，一手抓住另一头。土坯脱离模具，就可以把它一个挨一个垒起来了。
我打土坯时20多岁，正有一身蛮力，一天打二三百块不成问题，如果加把劲，打四五百块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天要提夯击打多少次呢？汗流浃背腰酸肩疼是免不了的。可望着高高垒起的一排土坯墙，还是很有些成就感的。
打土坯最怕下雨，那时塑料材料缺乏，一下雨，没有多少覆盖物，垒起的土坯就有可能倒塌或重新变成泥土。最希望的是烈日暴晒，这样土坯就会很快变得干硬结实。可烈日暴晒对打土坯者却是一种惩罚和煎熬。
土坯比制作者寿命长。一座土坯房，如果梁柱结实，存在一二百年不成问题。如同长城上的砖，制作者早变成泥土，长城却依然挺立。如今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建设，首先推倒的，就是那些土坯房。即使农村盖房，现在也没有人用土坯了，除了一砖到顶，还用上了钢筋水泥，贴上了瓷砖。打土坯的活儿，年轻人恐怕都不会干了。这活儿也申请不了什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过些年，人们就会把它完全忘却。我们这些制作者把它留在纸上，还能多存在些时日。
写于2011年11月13日
曾经一无所有
结婚时我在部队超期服役，妻子刚进工厂不久，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新房，没有一分存款，没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中任何一件。作为男方，我也没有给她准备任何结婚礼品。
家在农村，父亲把生了我们兄妹几个的那间老屋收拾了一下，成了我们临时的洞房。那时买布要凭布票，买棉花要凭棉花票。家中凑了些布票，买了些用低劣棉花做成的“网套”，做了两条被子和一条褥子，加上一双装满麦秸草的枕头，这大概就是我们结婚时所置的全部家当了。
我们都没有做新衣裳。结婚那天我穿着那身常年不离身的军装，骑自行车到她家接她。她则穿着一身平常穿的衣服和送亲的人一起骑着自行车跟我“过了门”。由于自行车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村里人竟认不出哪一位是“新娘”。
除了金钱和物质上一无所有，我们还没有充裕的度蜜月时间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部队给了我十天假，回来后准备了几天，我们的“蜜月”也就剩五六天了。过完这几天，我就匆匆赶回了部队。那时我已经服役了6年，眼看就要退役了，退役之后前途在哪里？一片茫然。我家在农村，按说复员后要回村修地球，可她已吃上商品粮，成了城里人。以后的家庭生活如何安排，我心中无数。她父亲对我们的婚事一直不很赞成，不是没有道理。
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厂里没有住房，只好暂住在朋友家里。婚后第三年，我从部队复员，还是借房住，家中除了厂里配置的一张床、一张小桌、两条小凳，就只有我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大纸箱子。我们的衣物就全部塞在那个大纸箱里。
我们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裸婚”，但并没有觉得多么“寒碜”，多么羞于见人。因为那时候都穷，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不大，很多人还不如我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结婚时要有车有房，家具电器齐全，其实这些并不都是他们自己挣来的，有的靠啃老，有的靠银行贷款。那时候没有啃老这一说，作为农民的后代，想啃也啃不上。那时候也没有贷款买房这一说。虽说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但却并不缺少甜蜜和幸福。现在一些年轻人结婚时倒是什么都齐备了，但我敢说，他们的幸福感却未必比我们那个时候多。
原载2011年8月18日《太原晚报》
我的知青朋友
老家当年建起了几个“三线”工厂，妻子和一帮北京插队知青被招工进厂，这就使我们有了几个情谊深厚的知青朋友。
知青们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很乐意结交我们这些“土著”；我们这些“土著”羡慕知青们的教养、经历和文化知识，也很乐意与他们相处。两者因缘际会走在一起，在那个物质匮乏、思想单纯的年代，很容易成为相互信赖、相互扶持的挚友。
当年结婚时的送亲队伍就是一帮知青，她们骑着自行车，带上被褥和日常用具，一路跟随“新娘”来到我家的土坯老屋，在那里参加了我们的结婚喜宴。当年知青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有台灯、脸盆等，成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妻子生产的时候，围在产房外的还是这帮知青，她们听到了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并在第一时间里为产妇和新生儿子奔走忙碌。我那时还在服役，很快就返回部队，妻儿就托付给了她们。她们每个人都格外尽心和热情，今天这家送来了鸡汤，明天那家送来了醪糟，后天又有人送来了猪蹄。她们陪妻聊天，帮妻照看孩子。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这帮知青的照料，妻儿的生活将会怎样的艰难和狼狈。
之后我上了大学并有了第二个孩子，妻子的生活担子愈加沉重，还是靠这些知青们的帮忙，才熬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省城，举家搬迁的时候，最依依不舍的，就是同一个工厂的这些思想相通、患难与共、感情融洽、相知甚深的知青。
后来知青们陆陆续续回了城。在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她们热情地邀我去家中做客。虽说相隔数年，但见面后依然那么亲切、热情。她们辗转回城后条件都不怎么好，但总是倾其所有，盛情款待，让我深受感动。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她们保持着电话联系，并希望有一天能在家中款待这些结交于悠远年代的远方客人。前不久，有位北京知青寻访她当年插队的地方，我们终于有机会挽留她在家做客。见面之后，真是喜不自禁，感慨良多。当年的知青而今鬓发花白，已经退休；当年由她们照料的儿女们早都走上了社会。岁月沧桑，可当年的一幕一幕却还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叙旧聊天的时候，北京的朋友不忘热情相邀：“八月份去北京看奥运会去，我们家离‘鸟巢’不远，吃住就在我家，很方便的。”对他们的盛情相邀，我们心中深表感激。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交友方式也和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再交到这么真诚、率真、纯朴、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变的朋友，难了。
原载2008年6月26日《太原晚报》
终于跳出“农”门
那年从部队复员，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我只能回乡务农。可是，妻子作为插队知青，已被招工进厂，吃上了商品粮。如果我回到农村，一个城镇户口，一个农村户口，这对于家庭稳定，对于子女的成长教育，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何况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天只挣几分钱，一年到头，不但分不到红，或许还要欠生产队的，这怎么养家糊口？妻子当时安慰我说：“没关系，实在不行，我养你。”可作为七尺男儿，让老婆养着，自尊心往哪儿搁？自己在家庭的地位将会多么尴尬？
那时有一个词儿，叫“一头沉”。这原本是一种家具的名称，却被用来形容我们这种持不同户口的家庭。我怎么也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变成一头沉，魂牵梦萦想弄个城市户口。从部队带回的档案，我没有交到公社，自己拿着，只想着一旦变成城市户口，就直接把档案递过去。
可是，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谈何容易！朋友给出主意，让我请一请派出所和公安局的人。朋友牵线，我在家摆了简单的宴席。那时物质相当匮乏，买肉要肉票。当兵7年，就带回200元复员费，复杂些的宴席也摆不起，记得那天一个主打菜就是土豆丝。宴席上，客人对我的处境均表同情，但却坦言有许多难处。说拥有城市户口，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不是哪一个人就能轻易办到的。他们答应如有机会，一定帮忙。这不过是场面上的话罢了。
当时由于备战备荒，我们县建起了好几个“三线”工厂。县里出台了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政策：复员军人中，如女方是非农业户口，男方在招工时应予以照顾。这是我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招工，万一工厂不招工呢？万一招工名额少，干部子弟和工厂子弟都照顾不过来呢？城镇积压了大批待业人员，工厂所占土地的农村青年也想跳出农门。那年代，除了招工进厂，没有别的就业门路。狼多肉少，政策是带有一定弹性的，到时照顾不到你也没辙。
经过两个多月的痛苦煎熬，终于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一军工厂招工，我的名字被列其中。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砸着我的头，我从此即将跳出农门，拥有城市户口了。梦想变成现实，能不欣喜若狂吗？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家人都很高兴。当我拿着录用通知书到公社转户口时，却遇到了无理刁难。公社秘书看也不看我手中的通知，冷冰冰地问：“你从部队回来，为什么不把户口交到公社？”我向他解释说，因为当初是从学校走的。他反问：“从学校走就不是农村户口吗？”他嫌我轻慢和不敬了他们，其心理语言是：你小子有能耐，别上我这儿来呀！
秘书故意拖着不给转户口。回到家，我把情况告给父亲，父亲说：“好不容易招了工，千万别在这儿卡住了。”他让我好好求求人家，多说些好话。当时我心中有气，但只能硬压着。经过一番周折，我的户口终于从公社转出来了，我由此跳出“农”门，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蜕变。
原载2014年8月21日《太原晚报》
去东北实习
1975年从部队复员，我进了一家军工厂，两个月后，去东北开始了实习生活。
我们厂的师傅很多是东北人，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说，那里油水少，你们去了难免要饿肚子，可自己做饭不方便，最好还是带些白面去。带些白面，到当地换成大米，放蒸箱里一蒸，就可以填饱肚子不挨饿了。
有人走时就带了整袋白面。我没有带白面，一则由于家里也没有多少白面。那时粮食凭票供应，每月的供应粮里大多是粗粮，只有少量白面。原先只有妻子儿子两个人的供应，白面少得可怜。自我有了供应粮，白面还没来得及攒。即使攒下点白面，我宁可把它留给妻儿，也不能带到东北只管自己享用。二则千里迢迢，要带被褥等诸多行李，如再带上袋白面，实在太累赘了。三则到东北人生地不熟，拿白面找谁换？万一换不了怎么办？四则觉得经过“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经历早已有过，还能苦到哪儿？人家东北人既然能在那里生活，咱们几个月难道就挺不下来？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奔向东北。到那里吃第一顿饭就使我意识到，当初对这里的困难准备不足，真真要吃苦头了。我们吃的是高粱米和水煮茄子，实在难以下咽。家乡的粮食供应里虽说也有高粱，但那是把高粱磨成面，然后做成面条，俗称“钢丝面”。钢丝面虽然也不好吃，但对我们习惯于吃面食的晋南人来说，吞咽起来还不是特别困难。这高粱米配上水煮茄子……看人家东北人拿着生茄子像苹果一样“咔嚓咔嚓”在嘴里咬着吃，既觉诧异又佩服人家的生存能力。
几个月前还吃着鸡鸭鱼肉的海军舰灶，过着自认为“共产主义”的生活，几个月后就回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真是从天上一下子跌落到了地下。既然处在这样的境地，就要想办法适应它。
那些带白面的人用面粉换来东北大米，用饭盒淘洗过，搁在车间的蒸箱里，开饭时吃得又香又可口。自己每天吃高粱米，不好消化，有时馋得不行，就向他们讨些大米蒸了吃。有时图省事，就用铁勺舀一勺铁水，倒在铸沙上，然后把饭盒放在铁水上，待铁水渐渐凉了，盒里的大米饭也烧熟了。炉工属高温作业，汽水是管饱喝的，为了使蒸出的大米好吃些，我们就用汽水蒸，蒸出来的米有些甜味，可以弥补菜肴简单的不足。
工厂旁边有条太子河，星期日，师傅带我们到太子河捕鱼捞虾。师傅把网撒下去，我们在师傅指挥下帮着他慢慢收网。鱼虾在网中乱跳乱蹦，我们把网拖上岸，收获着里面的战利品。小鱼小虾装进桶，提回家，放到锅里一煮，通红的小虾就可以抓着吃。肚子里每天清汤寡水，能有小鱼小虾进肚，也算满足了一下食欲改善了一下生活。
几个月的实习，我们和师傅们结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实习结束时，他们设宴欢送我们。记得他们颇为奢侈地点了一条很大的红烧鱼。几个月没有尝过鱼的味道了，那条鱼做得真香！我们喝的是用红薯酿制的酒，有一股很浓的霉坏的红薯味儿，但大家喝得有滋有味。想到在一起挥汗如雨的生产情景，想到这一别也许再也无法相见，一个个泪水涟涟。泪珠一颗颗掉在酒杯中，又和着酒一起喝到肚子里。
原载2012年11月27日《太原晚报》
迈出紧要一步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1977年恢复高考，使我迈出了人生紧要的一步。
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心里高兴却缺乏跃跃欲试的冲动：“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虽不被称作“臭老九”了，但也没有香起来，升级、提职还没有“文凭”这一说；我从部队复员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工厂刚为我调了工资，由原来的38.5元提高到42.9元，这在当时算高收入人群了。我的同学大都回乡当了农民，而我们夫妻都捧上了“铁饭碗”，过上了旱涝保收的日子，心理上已很知足，用不着舍此而另有他求。当兵时两地分居，进厂后去外地实习，继续分居两地，好不容易结束了这种“劳燕分飞”的苦日子，两个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若再去外地他学，岂不是自找苦吃？何况儿子刚刚3岁，妻子又有孕在身，双方母亲皆已过世，妻子既要上班，又将一人带两个孩子，如此繁重的家务劳动，她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征求同事和老师们的意见，他们都不同意，说你30岁“高龄”了，还折腾个什么劲。如此迟疑着，犹豫着，心头曾经蹿起的一点点应考的火苗就此熄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