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果然灵验。范老大掏出了钥匙扔给玲玲，同时，也冷冷地扔过了一句：“要再听那录音机，我就给你砸了。”
玲玲调皮地笑了笑：“砸吧。早该换个立体声，落地的。”
“唉，这个不成器的疯妞子。”范老大看着玲玲跑走后，悻悻地说。
我要在这酒桌上开始我艰苦的工作了。我接上范老大的话，借题发挥。
“老大，你说什么是个器？”
“怎么？老师要考我这个放羊汉了。好歹咱也念了三二年书，器，不就是个东西吗！比如这个酒瓶子，这双筷子。”
“那你说的器呢？”
“那当然不是这些小玩意儿，不是梁，也该是根柱吧。”接着，范老大发出了一连串的“哈哈”声。
“这么说，不做个巡抚，也得做个道台了。”
“咱祖坟上可没长出爬爬树，咱只求个城市户口，吃碗公家的饭。做一个伺候人，又不叫人小看的人就心满意足了。”
“看来，老弟的野心不大，按你的标准，玲玲总能成器的。”
“这么说，事情有眉目了。张老师，快告诉我。”
我告诉他，我已为他争取了一个师范委培生的指标，告诉他需要六千元的委培费，还告诉他，报了名也不过长征路上才走了第一步。
显然，范老大被这好消息激奋了，他一连干了两杯。
“张老师，快说，什么时候去报。”
“可是，我不想去了。”
一瓢冷水浇下，范老大一摔酒杯，“怎么，你小看我范老大拿不出六千块！”然后，他几乎是在乞求：“张老师，为了你侄女，不说六千，一万两万也出！”
“可老大，你想来没有，花那么多钱，就是为给孩子买个不乐意吗？”
“你是说——”
“我是说还是让玲玲上戏校好。”
霎时，范老大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这充盈着烟味、酒味的满屋空气，连同那一桌还发散着余香的菜肴，都令人发颤地凝固了。
还是弟媳打破了这尴尬的僵局，她说：“张老师，这不关老大的事，是我的主意。”
弟媳颤抖地给我斟上酒，急速地转过了身，觉得出，她哭了。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愕然了。
七
弟媳妇叫石丽花，人如名字，年轻时，确是一朵谁见谁爱的美丽的花。这朵花，和玲玲一样，从小就爱唱爱跳，那年省艺校到俺们的邻县寿阳招生，百里挑一，招进了戏剧表演班，主攻花旦。
人美，嗓子甜。不要说那一身的功夫，只要眼一忽闪，也总会撩拨得戏迷们一夜睡不安稳。因此，毕业分配到市剧团不久，便唱红了省城。
那时，我在凤凰岭，无缘去欣赏石丽花的风采，却在市报、省报的文艺副刊上见过好多芳姿和那连篇累牍的捧场文章。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爆发了，整个中国发了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市里办事碰上了车队组成的省城戏剧大军游行队伍，第一辆车都是挂着大纸牌的戏曲名流，挤压在最前排的是我熟悉而景仰的髯生斗泰，在她的右旁，是一个被削了阴阳头，脖上除了硕大的纸牌还挂着一双绣花缎大红戏鞋的姑娘，她，就是石丽花。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立在我面前的弟媳，竟是当年红遍了省城的石丽花。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沦落到桃花峪。
弟媳的伤口还未愈合，还在渗血。她难以用自己的嘴，讲清这一切。她给了我一本日记。
我从中间打开，日记时断时续，没注年代，只有月日。
六月七日
好热的天。我脱得只剩下那遮羞的裤衩和乳罩，还是浑身冒汗。
我跳下床，想打开窗户透透风，刚拉开一道缝，便射进两道蓝色的光！我真吓坏了。
七月一日
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这个生在寿阳山里的赤脚丫，能有今天，不全靠党的培养和教育吗？
我没有别的本事，只有多演戏，演好戏，以报答党的恩情。
七月二日
昨天晚上，为纪念党的生日，我们在市府礼堂里演出了新排现代戏《党的女儿》。
谢幕后，市里的领导上台接见了我们。马局长握着我的手说：“演得不错，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一趟。”
今天一早，我吊完嗓子，练完功，就骑车上文化局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局长的办公室。马局长正品着茶看报。见我进来，只欠了欠身子，就指着沙发让我坐。我说：“局长有何指示？”
“不能随便聊聊吗？你是寿阳，我是榆次，也算半个老乡么。”
“那么说，老乡见老乡，就该两眼泪汪汪了。”我们这一行的人，总是爱说笑。
“为什么要泪汪汪呢？人生能有几年少，何不趁着年轻乐活乐活。”说着，他眯缝起眼在我身上搜索起来，仿佛我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女孩子是最怕男人的这种眼神，我有点怵。赶紧岔开他的话，说：“马局长，上午我还有个戏要排，有啥指示，就请讲，要没有，咱们改天再聊，我走了。”
他见我要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慌啥。上午，我已给你们牛团长打了招呼。怎么，不愿陪陪老乡？”说着，竟要动手。
我气极了。脱口骂了句“流氓”就冲出了他的办公室。
下楼时，我见到牛团长，说找马局长有事。
七月七日
我病了。
王军给我提来了一兜大水桃。说是他老家——桃花峪的人送来的。
他细心地把皮一点一点剥去送到我嘴里，问：“甜吗？”
“甜！”我真的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了。
此刻，我真想亲他一口，就像在戏台上的似的，可我没这个勇气。
王军啊，王军。在舞台上，你对我又搂又抱，可现在，你连挨我一下的胆量都没有。
唉！亏你还是一个又演吕布，又演张生的男子汉。
七月十日
连阴了几天，总算放晴了。我的病，也好多了。
吃了早点，我坐在桌前看剧本。这个本子是团里刚从其他剧种移植过来的一个新戏。导演让我熟悉第一女主角的台词。
不防，一双有力的胳膊从我身后拦腰搂来，我使劲挣脱出来。原来是演小丑的吴天！
这使我想起了那窗缝里射来的蓝光，“你——”我的肺都快气炸了。
“怎么，王军挨得，本大人就挨不得。”他依然嬉皮笑脸。
我们女演员最不敢招惹的就是那些丑儿。
我说：“吴天，你积点德吧。”
他说：“德值几个钱！”
我硬是把他轰走了。
七月二十一日
杨导把我叫到他卧室，问：“那个角儿喜欢吗？”
我说：“喜欢。很喜欢。”
“噢，可喜欢的人很多，牛团长怕你演不好，说你柔有余而刚不足。”
这分明是个信号，有人和我争角色了。我不服气。
“那就比比！”
“哈哈！我的小花花，比什么？比脸蛋，还是比功夫？”
“啥也比。”
“那好，先比比脸蛋。”他上来就是一口。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道貌岸然的堂堂大导，竟是这样一条色狼。我痛痛地甩了他一记耳光。
七月二十四日
今天，我正式接到杨导的通知：扮演群众角色A。
那第一号女主角，由我戏校的一位同志饰演。听姐妹们说：她领了这一号角色后，笑了一夜，也哭了一夜。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这个主管了十几年县剧团的文化副局长，知道每个女演员心上，都有难以启唇的隐痛。
“文革”结束了。那些马局长、牛团长、杨导演都官复原职，而我们的石丽花却遭风抽雨打后而凋零在桃花峪。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四人帮”一垮台，组织上就派人请她出山，她谢绝了。她说她已万念俱灰，只想留在这山里做个清白人。
我的决心动摇了。难道，我能让玲玲去重复石丽花走过的路？
我犹豫了。
八
这一夜，我和范老大都未合眼。他趴在枕头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也一声接一声地咳嗽。
我说：“老大，你两口子的心事，我理解。女孩子唱戏，是有些不息心。可也不能把人都想得那么坏。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再说，干其他的，谁又保证那个行当里就没几个吃了人饭而不做人事的坏种呢？”
“张老师，你说的也在理。可不知怎的，一想起丽花说的那些事，心就发怵。咱们老百姓，惹不起人家！”
“可现在，毕竟是九十年代了。”
“是啊，就因为是九十年代，我才更怕了。那时，只怕一个有权的，现在又加了一个有钱的。”
“你不也有了吗？”
“我算啥有的。咱村的那些窑主们，一夜歌厅就是一千两千。听说，那两天人家和干部们相跟着到市里一家外国人开的什么中心，按一按，摩一摩，就是五百五！”
我无法洞察大款们的心态，却能理解，被金钱膨胀了的人们需要以金钱发泄！
我还是把话扯回正题。“老大，你我都是过来的人，咱们的路不都是靠自己走出来的？玲玲既有那方面的天赋，又喜欢，咱们当大人的硬是去拨拦，岂不会让孩子抱怨我们一辈子吗？”
“说实的，玲玲爱，我又何尝不爱呢？”
范老大是出了名的戏迷。不管远近，只要周围村里过唱，他场场不误。那年，石丽花所在的市剧团到太钢俱乐部唱了七天，范老大看了一个礼拜，为了这七场戏，他卖了两只羊，他说：“值得！”
我忽然想起那回范老大看戏回来后，曾给我说过一句话。我说：“老大，你还记得那次看了弟媳演的《茶瓶计》给我说的话？”
“啥话？”
“你不是说你要有个闺女非要送她打戏吗？”
“那——那是没有闺女才那么说。”
“怎么，有了闺女就变了。看来，人心都不公。只许你看人家的闺女，不能让别人瞧自己的闺女。”
范老大语塞了。我想在他行将崩溃的防线再轰几炮，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施放。让我说：戏剧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演员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财富；艺术是咱们富了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刻也离不了的精神食粮。这些，他能懂吗？再说，即便懂了，又怎么能改变他对演艺界那恶劣的印象呢。我苦思冥想，终于有了。“老大，你还记得在咱们村教过书的小乔姑娘吗？”
“怎不记得，还不是那个不顶人的联校长硬把人家逼上来的。”
这个乔老师，人虽瘦小，却长得十分俏丽。本来师范毕业后被县教委分到这个公社靠近市区的一个平川学校里，就因为拒绝了联校长的求爱，而以加强山区学校为名调整到了凤凰岭。
我说：“看来，学校这块圣洁的土地也不是十分干净的。”
“你总算把我绕弯住了。怪不得人要念书呢！”
“这么说，你通了？”
“不通是你多捅的两下。有本事，你去给丽花说。”
九
没等我说，弟媳已拿着一本相册开口了。“张老师，我知道你要给我说什么，昨夜我也没睡着，你和老大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说着，她翻开相册递给我。
第一页，就是当年周总理和市剧团的舞台合影。石丽花紧傍着总理，笑得那么幸福，那么纯真，那么烂漫。
她告诉我，那是六十年代初，市剧团上京做汇报演出。汇报演出结束后，剧团又专为在京工作的山西首长安排了一场家乡戏。那天，周总理也被咱山西的领导同志邀去了。就在那次演出结束的舞台上，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总理握着石丽花的手，动情地说：“人民需要戏剧，戏剧离不开你们！”
“张老师，我是科班出身。我懂得一个没有艺术的国家，将会变得多么苍白，不会享受艺术的人，是何等贫乏。直到现在，每看到这帧照片，每想到总理对我说的话，心里都痛得滴血！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那你为什么组织上落实政策时你不重返舞台？”
“难道你还没听出我的嗓子，没看我这一踮一踮的右腿。他们给我灌了药，他们打折了我的腿。我回去还能干什么？就为了人民给的几十块工资？”
我哑然了。
“张老师，你的情，你的义我都领了。为了不辜负你一番好意，不，也为了咱玲玲，为了咱们的艺术，我答应了。历史把我从舞台上逐下来，就让历史再把玲玲推上舞台吧。不过，你行吗？”
我把市戏校到县里招生的事，和她说了一遍。向她说：“你在戏剧界比我还熟，咱们分头去跑。戏校的校长不就是当年的小丑吴天吗？”
“怎么，是他？这么说，让玲玲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我真悔不该在这节骨眼时失口，赶忙撒谎：“这也是听人说的，也没准不是他。不过，人也总是变化的。何况，也都老了。”
“别打马虎眼了。张老师，我是绝不会求他的。如果你肯帮这个忙，钱花多少我都认，只要他们肯张开口袋，我就舍得往进填！”
十
从凤凰岭回来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市戏校。
临走时，老伴把我叫住。“你这人，也不看是啥年代，就这空着手去办事。”说着，她把范老大那天拎来的名烟好酒塞了一包，又给我拿出雨伞让带上。
“拿这干啥？你没听预报，今天是晴转多云，没雨。”
“有云就有雨。你也不看今天是啥日子。”
“啥日子？”我懵了。
“五月十三。”
啊，五月十三，关老爷的磨刀日。
关老爷不知为什么选在今日磨那口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青龙偃月刀。刀不能干磨，要用水。既然关老爷磨的是那口令人闻风丧胆的刀，岂是普通水能磨动的。它需要天水！
大概这就是五月十三要下雨的缘由。
这些事，我一向粗心。我不记得是不是每年这一天都要下雨，关老爷每年这一天都要磨刀，但我知道，尽管关老爷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被孙权斩于临沮，但如今，他比活着的时候还要累，还要辛苦。
那天，我在凤凰岭，就看见那些富了的人家的防盗门上都贴着一张守护神，那个面如重枣，捋着长髯，威严地坐在虎皮交椅上的汉子，便是关老爷。周仓还像一千七百多年前一样，在他身侧持刀而立。
关老爷的眼闭着，迷成一条线。人们说，他的眼一睁就要杀人了。想到这，我不由得就替那些富了的人担心。他们就不怕一时伺候不周，冒犯了他老人家而骤然睁眼吗？
既然关老爷一睁眼就要杀人，那杀人刀是万万不能生锈的！他磨得有理。可我还是想不通，关老爷杀了一辈子人，最后落了个被人杀，现在，还念念不忘杀，杀谁呢？谁又招你惹你呢！
说归说，我还是不信。这朗朗晴天，哪来的雨。不过，我还是接了伞，不防雨，遮阳也好。有备无患吗。
我刚转身要走，老伴又叫住。“车上操点心。中午不要忘了请人家撮上一顿。大方点，别寒酸。”
钱，是昨天范老大给带的。为了安全，老伴在我的内裤里缝了个口袋，把八十张老头票装好，又别了别针。
女人的心，就是比男人细，她为我想得如此周到。
县城到市里，有直通公共汽车。我正在站牌前等车，一辆浅灰色伏尔加轿车停在了面前。车里坐着白得志，他是去市里开会的，正好顺路，我钻了进去。
“一经。”白得志虽比我小，可我自到县里后，总是用大哥或老领导的口吻这样叫我。“事情办得怎样？”
“报了。”我没向他说真话。因为，万一戏校泡汤了呢？我需留后路。
“那就好。如果还有啥麻烦，我再给你写个条条找他们的校长。他曾是我的部下，那年我在西郊时，他的大姑娘插队、就业都是我解决的。”他点了支烟，也扔给我一支。“不过，也难说，现在人家有权了，还认不认咱，唉！人心难度，世态炎凉啊！”
车把白得志送到市府大院，他要司机送我。我说：“免了。走着去，也好顺便逛逛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