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一年来到人间的。感谢父母，给了我一次生命的体验。
我三岁时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是因为妹妹要降临了。
我和爷爷奶奶住在大弄堂内。弄堂口有四米多宽。弄堂口的上方是一个拱形水泥大牌楼，上书“三洋里”三个浅红色大字，和弄堂口左右两边的小门面店铺相比，显得比较气派。弄堂口两扇锈迹斑斑的黑漆铁皮大门歪歪扭扭地斜靠在过道两边的围墙上。小木板门房破旧不堪，已无人把门。
弄堂里面，是个大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结实平整的黄泥，寸草不长。进弄堂靠右，是一排由东至西、坐北朝南的八幢三层小楼。楼前清一色的灰砖围墙，八扇黑漆铁门紧闭。人站在场地上，只能看见二楼和三楼，拉着各色窗帘，显得冷冷清清。一楼围墙内有近百平方米的小花园，有一两个小花园的绿叶伸出围墙。爷爷奶奶家前后花园青砖铺地，没有花草。
爷爷住西边最后一幢。他给我的印象，长得消瘦、脸色黄里泛黑，钩鼻头，腮帮子没肉。爷爷每天早上必去茶楼喝茶吃早点。他出门前，把条桌上的礼帽往头上一戴，拄根紫色的拐杖，不紧不慢，往前踱着，神情严肃。自从我记事，没见他笑过。奶奶牵着我，紧随其后。
茶馆里烟雾弥漫，人声嘈杂，上海、苏北、浙江、宁波口音居多，茶楼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满座，但爷爷那张桌子特意为他预留，可见爷爷是茶楼的常客、贵客。
入座即上茶水，糕点。祖父喝茶，我和奶奶享用美味糕点。爷爷时常去别的桌上嘀咕……每张桌上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低头小声说话的，有挺胸拍桌子发牢骚的，也有冷眼旁观满腹心事的。
后来还是听父亲告诉我，上海有几家高档茶楼，福州路一家，淮海路一家，浙江北路一家，还有南京东路的一家，很高级。爷爷奶奶常去的是宝兴路茶楼。
宝兴茶楼二楼整洁干净，二排共十六张清一色的柳安八仙桌椅，凝重、大气，八张桌靠窗临街。关键是宝兴茶楼的点心多样，而且大众。有客人要吃大饼油条，招呼一声，跑堂一溜烟下楼，即刻买来，热得烫手。茶楼离家不远，一站多地，走着来回，很是方便。
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晚上时常被带去大舞台看戏。对我来讲，看戏比喝茶精彩得多。打扮入时的先生、太太们赏心悦目。各式礼帽、长衫，夺人眼球，各式耳环、项链、旗袍争相斗艳。灯光炫目的剧院里，处处耀眼，处处醒目。
每次一入座，奶奶先招呼挎篮小卖，把一包糖莲心、一包椒盐花生塞我手里。
戏院大，人头攒动，过道里有提篮小卖不时地穿插挪动。提篮的是送热毛巾，纸板盒挎在胸前的是各式小卖。有冲提篮的一举手，侍倌眼尖，一道白色抛物线划过，我从没见过失手。
戏开场前，一阵锣鼓喧天，紧的慢的，轻的重的，好听至极！心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鼓点跳动。
我喜欢看台上的大花脸，还有身上满是羽翎的和小旗晃动的拖枪带刀的打斗。
台上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喋喋不休、漫无止境的唱更是不知所云。其实我已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怕错过精彩的一幕。
每当奶奶推我说：“快醒醒，打了！打了！”便是我最爱看的戏开始了。此时的舞台上，刀枪飞舞厮杀，锣鼓助威喧天，叫好声此起彼伏。起立、鼓掌、拍手叫好，台上鞠躬谢幕，台下有送鲜花的……我印象深刻，至今无法忘怀的是那些武生演员，跟头一个比一个翻得高，让人叫绝。
后来，渐渐长大，对收音机里播放的京剧唱段，包括再后来的样板戏，听得津津有味，也能自娱自乐地唱上几句。
有天晚上，看完戏回家后，奶奶带我上二楼睡觉，爷爷和几个邻居朋友在一楼大堂，把八仙桌子抬到中间打麻将。半夜突然敲门声大作，并有猛烈的撞击声，围墙黑漆铁门不知何时已被打开。
我和奶奶惊醒，奶奶趴在二楼的围栏上，我隔着栏杆往下看。
几个身材魁梧，头缠红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冲了进来，凶神恶煞般地冲着爷爷吼叫，并将桌上的麻将掀落一地。
爷爷打躬作揖，满脸赔笑，并不慌不忙将一长官模样的拉到一边，往他口袋里塞了点儿……一切归于平静，关上门，麻将声又起。
初解放时，有被沿用当巡警的印度人，上海人称“红头阿三”；也有不愿回印度，在上海郊区养奶牛的，靠卖鲜奶度日。也不知哪天都不见了。
长辈的舐犊之情让我终生不忘。小时我常害眼病，睡醒了睁不开眼，那是因为眼睛发炎，被眼屎牢牢地粘着，越使劲越着急，越痛，急得大叫。此时奶奶会一边安慰我，一边用舌头轻轻地、慢慢地舔着我的眼屎，一直舔到我能睁开眼，再用纱布帮我轻轻地擦干净。
这是祖辈的养育之情，然而我却没有报答她的机会。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做晚辈的遗憾。
有天早上，我醒了，奶奶没醒。我不满五岁。
一口通红通红的棺材停放在场地的黄泥地上，既显眼又孤孤单。棺材一头高，一头低，表面光亮平滑，如同镜子般。我慢慢地爬上去，从高的一头慢慢滑下来，再爬上去，又滑下来。周围站着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看着我爬上滑下，并不出声。我不知疲倦地爬上去滑下来……我不觉得有趣好玩，我是心里难受，我知道奶奶从今往后就睡在这口大棺材里了，再也不会陪着我睡觉了。
“快下来，我是姐。”一个女孩跑过来，一把拉下我，双手扳着我的肩膀，“看着我，叫我姐。”
姐拉着我的手，小跑走进围墙，挤过人缝，把我拉到一个年轻妇人身边，“叫妈！”姐把我往母亲前推了一下。
“妈。”我朝着坐在椅子上的年轻妇人轻轻地叫了一声。
妈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浅浅一笑，把我拉到身边，轻轻地抚摸我的后背。
母亲头上插一朵小白花，短发比肩，面露忧伤，左手抱着小妹。
奶奶盖着红红的被子，笔直地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不好看。
一个大个子男人跪在奶奶的床前，伤心地小声哭泣着，周围站着的大人们都默不作声。
“去，把你爸拉起来。”母亲边轻声地在我耳边说着，边用手在我后背推了推。
此时，我才知道，眼前跪着哭泣的是我父亲。我对父亲没有印象，这是我脑海中第一次较深刻地有了父亲的模样。壮壮的身材，光头，皮肤黝黑泛红，身穿一件灰色卷着袖子的长袖衬衣，虽旧但还干净。
没一会儿，人群里突然有人对着父亲：“抓紧，可以走了。”
我循声望去，是两位严肃陌生的男人。
父亲拉着我的手，在奶奶床前，他自己跪下磕了三个头。又拉着我，走到母亲面前，欲言又止，扭头随着那两个陌生男人走出围墙。
满屋子的人都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没有一点声响，静得出奇。
突然，母亲像火山爆发般地号啕大哭起来。姐赶紧接过母亲怀里的小妹。母亲哭得凄惨，她哭了很久……
三年后，我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又是一个揪人心肺的场面，让我永生难忘。
奶奶死后不久，我们搬家了，从有大场地的小楼，搬到了紧挨一钢铁厂的围墙边上的小平房里。小平房很暗，一边靠着钢铁厂的围墙，一边挨着邻居的山墙，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前门，一个后门，中间两个简易的隔断。
自从搬出小楼，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礼帽、金丝边眼镜没了，手杖也都没了，找根拖把的木棍替代，生活完全走样，艰难起来。
母亲顾大局，带着姐和妹妹一起住了过来。从小楼带来的两张床把打了隔断的两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我们兄妹仨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爷爷在中间的小房间。前门西屋有亮光，放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没有多余的地方，也没有多余的物件。和“三洋里”的小楼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时，我还不知因为什么缘由搬到小平房来住。只是搬时，爷爷慌慌张张的神态和表情，让我紧张。
钢铁厂内的高高的烟囱，白天黑夜地冒着白烟、青烟和黑烟。还带着火光，漫天飞舞，遮天蔽日。像一条跃出大海的长龙，吐着火舌。
弄内的小平房都是茅草盖的顶，三天两头火灾频发，烟囱冒出的火星掉在茅草顶上就着火。惶恐的人们拥来挤去，鸡飞狗跳，小孩的哭闹声，大人们的喊叫声连成一片。红红的救火车喧嚣而至，钢铁厂的消防队员，也拉着扁圆的白色水带绕过胡同往里冲……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一天母亲对我说：“快八岁了，你该找个学校去上学了。”
没多久，在邻居们的热心帮忙下，我在一位私塾先生的家里求学习字，倒很轻松，仅三四个学生，每周四次，每次仅半天。
在私塾先生家学习，虽不如公办学校热闹，也没有公办学校的场面，但是轻松而严谨。影响我一生的是学习毛笔字，带着好奇，不服输，锲而不舍地断断续续练习了一辈子。
住进平房后，爷爷没去过茶馆，也没去戏院，而且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搭理人，坐在椅子上半天一动不动，像生病的老鹰。
我偶尔会发现他跟母亲嘀咕几句，母亲就从口袋里掏钱给他。
我也能感受到家里的变故和落泊，还有母亲维持家庭、生活的压力。一天下午，爷爷让我帮他将八仙桌挪到墙角，往上放了一个小板凳，叫我抓紧凳子别松手。他爬上了桌子，又抖抖地站在了小凳子上，像个木偶似的，一手扶墙，颤颤巍巍地直起身子，只见他拿着剪刀的右手，直直地伸向墙角顶上挂着的一团电线……
啪！很响亮的一声，只见爷爷随着声响猛地从小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桌上，又从桌上翻滚在我脚边。只见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半张着嘴，紧闭双眼，表情异常痛苦，慢慢侧过身体，弓成一团。
剪刀掉在地上，电线仍在墙角顶上晃动。我双手还死死地抓着凳子没松手，两腿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被电线发出的尖锐声响、瞬间的一切惊得魂不附体。
我发现地上的墙角有一捆烧脱皮的电线，铜的，可以卖钱。
爷爷的腿摔坏了，小腿红肿得厉害，起先还能挣扎着坐在椅子上，后来，红肿的地方开始溃烂，蔓延得越来越难看，再后来，只能躺在床上，从此再没起来。
那段日子，我帮着母亲干活，给爷爷端饭，倒屎盆。在侍候爷爷的这段日子里，母亲始终没有半句言语，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有时味大得实在难忍，母亲会对我说：“你先出去。”
一天中午，从老师家回来，看到家里的一张八仙桌搬在门前，门口站了好些人朝里张望着。我挤进屋里，看到爷爷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身上盖着块大白布。没有哭泣声，几个帮忙的邻居在和母亲商量着……
那天晚上，爷爷躺在外间的木板上，他的头前方摆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那天晚上，我和姐陪着母亲在里间的床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爷爷被抬进车里拉走了。姐告诉我，“死掉的老头不是我们的亲爷爷，是奶奶后嫁的他。”
姐聪明，上中学的她什么都知道的。
第三天，母亲像完成了重大任务似的，带上我，回到我们自己的家。这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回家。
我家离钢铁厂的小平房大约七八站地，从北往南，过苏州河。新家明亮宽敞，也是上下三层，蒙了灰尘的家具和地板透着光亮。一楼有块水泥地的大天井，一道厚实的木门，关上，安安静静。
没住几天，乡下一老保姆跑来家中，请求母亲收留，说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我们跟着母亲叫她“大妈”。自大妈来后，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我感觉母亲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许多。
母亲就两兄妹，舅舅离我家不远，常来关照。舅舅长得肥大，走路慢慢地挪着步子，说话慢条斯理，总是和颜悦色，很亲切。
舅舅关心我的学习问题，因搬来倒去的，没法正规上一所学校。搬回家后，说不明白什么原因，附近的几所小学报不上名。我幼小的心灵隐隐作痛。
舅舅建议母亲把我送去市里体校，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强身健体。征得母亲同意，也是无奈，我也认可，在舅舅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成了体校武术班的一名学员。那年九岁。
去了体校没两个月，有一天上午，姐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满脸汗湿，心急火燎地拉上我就跑，边跑边说：“回去帮妈搬家，我们又要搬家了。”
姐拉着我跑回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坐在板车的把杆上，双手正理着汗湿的头发，一言不发。大妈抱着小妹靠在墙边，两个工人模样的中年男人正抽着烟，大门已被贴上封条。
“走吧。”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地押着母亲。母亲起身拉车，保姆大妈抱起小妹，我和姐一左一右地帮着母亲推车。
大板车上装了一个铁床架子、床棚，还有两个大箱子、几包被褥、几块床板、纸板箱、竹篮子、锅碗瓶罐，一路叮当摇晃着艰难地前行。
中午出发，直至天渐渐暗了下来，还在往前走。路上经过三座大桥，其中一位工人心善，他替母亲把车拉上桥，下了桥，再交由母亲继续拉。另一位则笑嘻嘻地说着什么。一路歇了好多次，还路过原来住的钢铁厂小平房。
母亲用小毛巾不时地擦着汗水和泪水。小妹爱哭，那天特别乖巧，大妈抱一段，放下拉着走一段，没哭。
越往北走，越荒凉，路上行人稀少。不知何时，路边电线杆子上的灯亮了，我看到了月亮。
我和姐的影子在摇曳的灯光下，被压得粗壮，过后又被拉得细长细长。
突然，一个工人叫道：“停下，停下，到了，拉进去，住第一间，一室。”
母亲麻木地站在一边，已动弹不了，任凭板车高高翘起，板车上杂物散落一地。妹妹大哭，大妈抱起哄着。我和姐手忙脚乱地拖拽着板车上的箱子、床棚、木板和床架子。
两个工人已拖着板车走了，四周昏暗、寂静，空气中飘散着路边的杂草味。
第一个晚上怎么熬过来的，不堪回首。
新房沿马路而建，前后共两排。第一排坐北朝南，第二排坐南朝北，两排门对门，窗对窗，中间一条过道不足两米。东南西三面是工厂仓库的围墙。我们第一户的山墙和东面的围墙形成一个弄堂口。弄堂口加了一道竹片编的门，门上有一块木条，上写“一至十室”。现在想想，称为“室”，实在是讽刺——恶作剧。
房子整体由毛竹、竹片、稻草和芦席捆扎搭建而成。顶和横梁都是碗口粗的毛竹捆扎，从一室连到五室。墙由竹片编成，用稻草和黄泥糊上，横梁上盖芦席、油毛毡，上面压着捆扎的稻草，房子成尖顶状。每室由竹片隔成两间，打隔断的毛竹片连黄泥也没有。每室有个木板门，里间有一小木窗，四格，没玻璃。
相邻两家的竹篱笆墙有两米高，没有将两户之间完全隔断，而是留下了一个硕大的三角形空挡。
这样，从一到五室，说话的声音，各种气味，烟雾，咳嗽声共享。
没两个月，下一小时雨，漏半天，家里的地上，状如马路上的烂泥地。找当地的房管所反映情况，但是无人问津。
我不明白为什么搬家搬成这样，母亲平静地用尽可能我能听懂的语言，让我知道了实情。
母亲告诉我，亲祖父去世早，经营的玻璃企业由父亲继承。解放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组织私营业主学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以搞运动的方式推进。很多私营业主往香港跑了，父亲迟疑，对于公私合营采取不配合的态度。牢骚满腹，压力与日俱增。一九五三年，小妹出生前，父亲带上细软，几个帮手，跑去广州，最后梦碎，人被抓回，定性为反革命、不法资本家，送押上海转至浙江嘉兴某劳教所改造。（细软交由手下携带，反而侥幸逃脱，到了香港以此发迹，后在九龙开办了金行。）直到奶奶去世，被准许回来见最后一面。至今仍关押在浙江。母亲告诉我，继祖父做砖瓦生意，拜过黄金荣，所以房子被没收。我们是因为家庭复杂，出身不好，市中心的房子，更不允许坏分子家庭居住。最后母亲告诉我，“我们能好好地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还小，对“成分不好”，家庭复杂，不太明白，更不懂坏分子、不法分子之类的含义。但我已感到明显的压抑和苦闷，它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小身体上。
母亲苦笑着告诉我，这是工厂的仓库让出的一块地，西头的水龙头也是从工厂的围墙穿接过来的，并说，“小鱼、小虾，有水就死不了。”
母亲忧伤的眼神、淡淡的微笑里透着惆怅。
在篱笆墙胡同里，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说，“不会再搬了。”
在体校，我是武术班里基础最差的一个，最深的感受是，无论如何努力总是达不到老师的要求。记忆最深的是：棍子敲腿，竹片抽腿，脚踹腿。我时时刻刻都在防着老师的惩罚，没有一次能躲过。唯一能躲过的方法，就是歇斯底里地疯练，老师顺眼就好。虽苦，但是这样的训练能磨炼人的意志，能让孩子变得坚强。
五年多的艰苦训练，回过头来看，已不是八岁时的模样了，除了身体结实精干，内心变得强大了许多。我也感悟到，任何技能的学习，都必须付出艰辛和汗水。
舅舅有位至交管老师，解放前开办了一所财贸培训学校。解放后，公私合营，变身为民办私立中学，管老师任教务处长。上级又指派了一位姓林的女同志任支部书记兼校长。该校教学质量上乘，教师一流。舅舅鼓励我去上中学，踏踏实实地读书，母亲十分赞同。后经林书记同意，我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成了一名正规的中学生。
教务处的管处长高高的个头，戴一副黑框宽边眼镜，举止斯文儒雅，衣着整洁得体，和我舅舅寒暄了几句，笑着带我去见了林校长。
我基础差，底子薄，林校长特意安排了两位高年级的女同学对我指导和帮助。学校的学习氛围极好，还有共青团员一帮一、一对红的举措，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学习进步很快，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有了浓厚的热情。
记得第一学期放假前，管处长在过道叫住了我：“想看书吗？”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想的。”
“好，你跟我来。”我跟着管处长到了教务处。他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递给我，说：“放假了，看看书，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你一生有益。有一点，”边说边指着书，“借给你什么样，还回来还是这样，不许有一点损坏，记住！”一本是《西游记》，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还有两张漂亮的书签。
在两个大年级同学的帮助下，在管处长的关怀下，我开始了课外阅读。
我上初二的时候，一场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结束。
我和同龄人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是我所经历的，却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不同于别人，我们家是“黑五类”，我是异种。抬不起头来，只有碰到善良的人，会有些许安慰。
读书学习的第二学期，沈阳部队来学校招收空军飞行员。抱着强烈的参军愿望，我还是报了名。体检繁杂，先是视觉、听觉、嗅觉及心肺，一道一道地过了，再是脱光衣服，看皮肤、毛发、体态、半蹲，听口令朝前挪，翘起屁股，检查肛门。没有半点遗漏。我是红着脸走出体检大楼的。后又接到通知，到部队的一个飞行学校做进一步的检查。吃住都在部队，三天。
半月后，林书记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一位军官模样的人等着我。
“哦，小家伙身体条件不错！”感觉体检时他见过我。
当时，学校并没有我家的详细资料，而我又是唯一通过体检的。
“当兵来劲吧？”军官问。
“嗯。”我点头。
“你爸妈知道你要当兵吗？”
“不知道。”我回答。
“你父亲在哪里工作”？
“在浙江嘉兴劳改所。”我轻声回答，血液冲到脸上。
“劳改所？……是……”军官等着我回话。
“犯人。”
军官抬头看了看屋顶。空气凝固，令人窒息。
“想当兵，下一次有机会一定带你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太可惜了。
心理的成长期是伴随着经历的，谁都有侥幸的向好的愿望。虽然结果在我意料中，但对我打击特别沉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几天，学校就乱了。这种风气传染极快！学校的上课铃声还在不间断地响着，教师无奈地站在讲台前，无所适从。学生们在操场聊天、闲逛。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次序没了，老师的尊严没了，乱象迭出。
有天我路过二号楼的一个教室，朝北的四个窗前挤满了张望的学生。我急忙地转到南边的教室门口，见管处长像脱了形似的站在门边，低着头，两腿不停地颤抖。
“老师，怎么了？”管处长无助地看我一眼，摇头不已。
我听见教室里传出女人的哭叫声。
我脑门一热，一脚蹬开教室的门，眼前一幕，让我血脉偾张，愣在门口，动弹不得。
一团雪白的肉体，弓着背，跪在地上，边哭着，边绕着桌子在爬行。课桌椅堆聚在中间，上面扔着内衣、短裤……
一个社会流氓和学校的几个学生拎着皮带，抽着，笑着，叫着。
我看清爬到我面前、抬头哭喊的是学校卫生室的老师。
学校卫生室整天弥漫着酒精、消毒水的气味，卫生老师和蔼可亲，对待学生像母亲一样温暖……
“为什么？”
我平时沉默寡言，表情木讷，那天突然爆发，对着那为首的，用怪异目光看着我的流氓，照门脸反手一掌，“啪”的一下，打个正着，血顿时从他鼻孔里涌了出来，他双手捂脸蹲在地上。我抡起一把椅子，砸在地上，拿起断腿的木棍，摆开架势歇斯底里地叫着：“滚！”
我对站在门口的管处长说：“你回家吧，别来学校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得迅猛，轰轰烈烈，我不想参加，因为我出身不好，这个自卑的心态从小就伴随着我。
有天，一位劳教释放人员找到我的家，一屁股坐在地上，转交了父亲的一封信。来人满脸汗珠，抬着头说：“嫂子，跑死我了，上午就到上海，打听到现在，给我喝杯水吧。”见我母亲拿个缸子，忙说：“自来水，自来水就行。”
母亲跑到西面的围墙处接了一缸自来水，来人仰头一气喝完，起身要走：“我家在南汇，还要坐船去浦东呢。”母亲忙从口袋掏钱出来说：“我身上总共十几元钱，给你十元吧，回家前理个发，添件衣服吧。”来人鞠个躬，接过钱连声地：“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父亲的来信中提到四川路精武体育会馆。说如果想去，可以提他的名字，馆长一定收你。上海精武体育会馆坐落在四川路，在横浜桥西边附近的弄堂内。
我离开了学校，去精武体育会馆，接受了三年的训练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