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外婆讲，一九三五年的深秋格外寒冷。天色已晚，外公和外婆路过一家饭店，见一个蓬头垢面、衣着单薄、十四五岁的男孩，光脚，拖着一双又脏又破、露脚趾的单鞋，依着饭店门前的电线杆，双眼无神，似睡非睡，双手紧紧扣在胸前，颤抖不止。
外婆停下问：“孩子，天这么冷，怎么不回家呢？”
“没有。”
又问：“爸妈呢？”
“没有。”
外婆打量一会儿，征得外公同意，说：“跟我们回去吧。”
那年他十四岁，比我母亲大一岁，母亲两兄妹，他居中，取小名“浩子”。
浩子长得眉清目秀，惹人喜欢，而且极其机灵。每天跟着去外公的纱厂里玩，什么都学。不久，什么活都能帮着干，和厂里的工人们关系搞得火热，深得大家欢喜。
不料，浩子二十岁那年，突然失踪。外婆和母亲见谁问谁，几年寻找不见踪影，心中无比哀伤，全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浩子离家原委，更不明白为何不辞而别。
几年相处，兄妹感情真切，母亲念念不忘。外婆和母亲，她们担心的是浩子会不会出事。
一晃多年，直到上海解放后，浩子身着解放军军装，坐着吉普车，携带两名警卫，站在外公外婆面前时，才解开了谜团。原来，浩子在工厂里结识了一批工友，参加了地下党，决定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经组织安排，义无反顾地离开上海。
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在陈毅麾下，辗转苏北大地，英勇善战，并率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时任军长。
上海解放后，留上海，任高职。
在困难日子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特别感谢浩子舅舅关心我们。他曾多次来看望母亲，坐着吉普车，匆匆来匆匆去。母亲总是感激地、忐忑不安地站在路边看着远去的吉普车。
三年自然灾害，姐已上高中，母亲没有工作，家中的生活捉襟见肘，窘迫。乡下来的大妈不离不弃，每天清早去菜市场等地捡拾菜皮，和母亲想方设法给我们做些吃的。每天傍晚，她都会拖回浅浅的一袋柴火和附近工厂的煤渣，以解燃眉。我们还经常吃到她从附近农村里讨要的豆腐渣。她把花菜叶子和豆腐渣炒一炒，吃着挺香，但胀肚子。母亲也时常跟着大妈，带上小妹，一起去捡煤渣，但不让我去。
乡下大妈瘦弱，干得多，吃得少，不知疲倦。母亲不止一次地对大妈说：“您是我们家的恩人，等将来日子好了，一定让您有个幸福的晚年，体面地为您老养老送终。”
听母亲说，我的亲祖父精通玻璃制造工艺，在上海滩的玻璃行业屈指可数。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年纪轻轻就成了玻璃制造工艺的行家里手。父亲单传，亲祖父病逝后，家业自然由他继承，春风得意。
父亲年轻，风流倜傥，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淡薄，形势风向不辨，运动来时既不主动配合，言语不分场合，最终犯下大忌。
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因劳动教养无期限，想妻儿，很绝望，抱着对抗的心态。在关押期间，曾被押去上海龙华刑场枪毙，好几个人随枪声倒地，他还跪在那儿，被带回拘留所，才知道自己是陪枪毙。可见其罪虽不当死，其认罪态度足以让当局恼怒。
我家马路对面，有个化工厂废弃的大铁管，五六米长，一米多高，我常独自一人坐在里边。有天中午，大妈慌慌忙忙跑到马路对面的大铁管子里，把我拖回家，边走边说，“快回去，你爸回来啦！”
我踏进家门，看见父亲站在屋里，他穿一件泛了黄的短袖衬衣，身上有股汗臭，脸消瘦，他失魂般地怔怔看着我。
大妈在一旁，拿了个小竹椅，冲着父亲：“快坐下，坐下。”
我对眼前的父亲是陌生的，我总是感觉，某一天他会突然出现，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茫然地问大妈：“姐呢？”
大妈告诉我：“你爸找不着家了，打听到你姐的学校，找到你姐，才领回家的。让你姐去舅舅家叫你妈呢。”
正说着，姐带着两个派出所的民警进了家门。
两个民警不由分说，用铐子把父亲双手铐了起来，按在小竹椅子上。
姐气急败坏的样子，扭着脸走了。
大妈吓得惊恐地站在一边。
父亲淌着眼泪，双手横过一边，从裤子口袋掏出一张一毛钱的纸币塞在我手里。
我不忍看父亲淌着泪水的脸，木然地把脸扭过一边。
“可以走了！”民警催道。
“能不能再等一会儿，见见孩子他妈？”父亲嗫嚅道。
民警摇了摇头：“不行！”
父亲起身跟着民警出门，他抽泣着，看了看我……
第一次见我父亲是奶奶去世的时候，时隔七八年，这是我第二次见父亲的场景，令我刻骨铭心。父亲因想家心切，思念妻儿，从嘉兴劳改所出逃，被姐告发后，押解回嘉兴劳改所，不久，押送至江西劳改农场……
尽管几十年过去，但那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恍如眼前。这在我儿时的心里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母亲告诉我：父亲拈花惹草，把花柳病毒传染给了母亲，害得母亲生不如死。幸得一位老中医的调理。老中医给母亲用了蜈蚣、百脚、鼻涕虫、癞蛤蟆，再配上几味中药材，熬汤，一天三大碗，苦不堪言，味儿刺鼻，恶心，母亲每次都是捏着鼻子喝下，近半年才得以根治。
所以结婚三年多母亲没有生育。母亲希望领养，有意无意地打探。某天，友人领来一小女孩，红扑扑的脸，扎两个羊角小辫，胖乎乎的。说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身边有张字条，写有“望好心人收养，无锡，四岁”的字样。
母亲一见，惊喜不已，毫不犹豫地拉在怀里，从此疼爱有加，视如己出。
三年后，母亲又怀上了，有了我。姐大我七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家多生变故，父亲身陷囹圄，家境一落千丈。母亲不止一次地对姐说：“你安心读书，我典当，借债，也要供你上完高中，上完大学。”
姐成绩好，学习优秀，母亲没有食言，供姐上完大学。那时家境一贫如洗，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母亲付出的是心和血。
我记得，姐个头不高，很漂亮，嗓子极好，唱歌好听。姐是个有激情的女孩，对我和妹妹很严厉，从不吝啬训责，还常常打小妹，下手很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姐表现得亢奋，忙碌，住在学校，星期天也难得回家一次。
姐虽对我们严厉，不管怎样，到了星期天，我心里还是盼着她回家，看着她能陪母亲说说笑笑，感觉家里多了份温暖和快乐。
姐已有两个礼拜没回家了。那天，母亲似有预感地对我说：“你姐今天应该能回家。”并特意做了米饭，炒了一盘卷心菜。还说：“如果晚了，你和你妹先吃，少吃点，多留点给你姐。我出去一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生活十分艰难，穷人有穷人的过法，有口吃的就饿不死。姐一回家，还是需要点零花钱的。母亲平时不敢轻易出门，坏分子家属不能乱说乱动。每当母亲出门，一定是向以前的姐妹们求助，借钱。我看在眼里，心酸。
那天中午，我和小妹等不及，先吃了。卷心菜几乎没碰。
我记得妹妹问：“还能吃一点卷心菜吗？”
我说：“不能。”
姐回家了，问：“妈呢？”我说：“出去了，下午能回。”
“姐，先吃饭吧，还给你留了一盘卷心菜呢，我再给你冲碗汤。”我说。汤就是冲碗开水，往里倒点酱油。
姐扭头看了一眼桌上大半盘卷心菜，似有不悦：“我不吃了，回学校！”
我和妹妹站着，手足无措。姐出门，头也没回地走了。
我感觉心里堵得难受，不会表达，满眼的泪水顺着脸往下淌。姐变了，她变得不再关心我和小妹，不再关心这个家，她似有意地在回避这个家。
这顿未吃的午饭和大半盘卷心菜，是我和妹妹用心省下的。姐扭头的瞬间，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姐一直怨恨落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文化大革命”开始，阶级感情胜过一切，她痛恨家里有这样一位父亲。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爸生活腐化，外面还养小老婆，我们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每当她这样说起，母亲总是含泪不语，我在一旁不置可否，我也在父亲留给我的形象里痛苦挣扎。
姐是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毕业前，姐申请入党，为了和我们这个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她去里弄、街道、派出所宣布和我们家断绝往来。她跨越了最后一道障碍。
得到这个消息，母亲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她不顾劝说和反对，执意多次找到姐的工作单位，向领导诉说，要求见一面，问个究竟，想亲耳听姐说出缘由，或知晓自己错在哪里！母亲竭力想挽回这段母女之情。在最困难的岁月，含辛茹苦地将女儿养育成人，直至大学毕业，竟一走了之！母亲不甘心！无奈，姐拒不见面。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姐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大无畏之举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敬佩之举，更不会遭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她的忘恩负义。
母亲为此哭泣，流泪，伤心了很多年，也说过狠话：“捡了个狼心狗肺的狠角色养了二十年。”后来又改口，“捡了个奇花异果，养了二十多年……千载难逢！”
联想到奶奶死时，父亲还能回家见上一面。我姐呢，不可想象。
母亲曾多次说起父亲：“关在里面，好好劳动改造，比在外面强，要放回家，不是被斗死，也打死了。”
浩子舅舅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虽位居高层，但他还是认自己的养父母、兄妹情分。外公外婆去世时，他都穿着军装前来吊唁。他没有否认这段事实。
乡下大妈在我们家最困苦的日子里，用自己的坚韧和善良，帮扶着我们，不离不弃。
姐离家出走，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乱象，她自以为领悟了意识形态闹革命的真谛，她无情地革了养母的命。但这段养育儿女含辛茹苦的事实，是涂抹不掉的。
